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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雪拉里宗

2019-03-26杜冬

西藏人文地理 2019年2期
关键词:驻藏清军拉里

杜冬

拉日成为拉里之前

这个山谷成为大清帝国的拉里汛之前,它还只有藏语名字,叫做“拉日”,即神山。相传这名字来源与僧人们在山头上发现了一尊伏藏的佛像,并在此修建了拉日寺有关。

当年的拉日,还带有一些古典风格:要抵达“神山”,必须翻越两座险峻的雪山,分别为“东雪山”夏贡拉(即丹达山)和“西雪山”努贡拉,很有些寻宝图的意味。在军人眼中,拉里的战略地位更显重要。

昌都、林芝、那曲三大板块在此碰撞结合,拉里成为藏东北的锁匙,四战之地。震撼西藏的大战,多次在拉里周边爆发。

康熙五十五年(1716),蒙古准噶尔部大将策凌敦多布率准噶尔军突袭拉萨,杀死和硕特汗王拉藏汗,占领西藏。康熙帝命湖广总督额伦特和侍卫色楞各率一支两千人的清军由青海入藏。清军锐气果敢,直逼喀喇乌苏河(即今那曲一带,距拉日不远),准噶尔军截断清军退路。拉里的一位“黑喇嘛”在此时出场,据说他站在准噶尔一边,表面欢迎清军,私下派遣部下截断清军粮草。准噶尔军以炮轰击,清军距高固守,两军相持激战月余,清军突围失败,包含有满洲兵、总督标兵的清军几乎全部阵亡。

消息传来,清廷震动。三年后清军大军由定西将军噶尔弼率领,再至拉里,算账时刻已到:清军副将岳钟琪提兵计擒黑喇嘛,旋即正法。

此后,西藏平静了几乎二百年,直至1911年,大战再起。钟颖边军入藏,在拉里与藏军多有冲突;当钟颖军讨伐波密,进军不利时,赵尔丰的边军又从拉里以东的硕督南下波密,使得与钟颖新军对抗的波密小王国土崩瓦解。

从拉里向东,道路险恶,但能连接到商道重镇硕督(硕般多)和土地肥沃的洛隆,足以养兵,遥接昌都;西面直达那曲草原,向南翻越山岭,能迅速抵达林芝尼洋河流域。

每一场大战,都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开始或者结束。拉里见证着西藏风云的改变,但在两个多世纪的和平中,拉里只是汉藏官道中一个平静的驿站。

我们要去到拉里,也就是老嘉黎镇,那条出名的河谷对于一个现代化的县城而言太狭窄了。

从嘉黎县坐车到拉里要六、七十公里。我们去的时间是五月,草原上马儿已经跃跃欲试,似乎已经嗅到赛马会气息。但一开始翻山,拉里就展现出它可怕的一面:一座并不高大的,甚至是平缓的山坡,在背阴面有厚厚的积雪,一辆铲雪的推土机停在路边,两个裹成球的司机在寒风中勉强抽烟,他们身后是一人高的的雪墙。

拉里便在山后。拉坚山如同屏风一般遮护着拉里古镇,抵挡北来的草原寒风,山腰上的拉日寺金顶闪烁,坐镇高空。这座建成四百多年的格鲁派寺院,在危崖之上见缝插针地展开,通向禅房的道路完全悬空,以木椽子在岩壁上支撑,年久的灰白木板在脚下吱嘎地响。

大殿规模也并不算大,护法殿只容得下一名僧人在期间击鼓诵经,对于一座山寺而言正好。护法神殿一侧的墙壁上悬挂着吉祥天母的旗帜,这被清代汉人称为“骡子天王”的恐怖女神是这座山崖古寺的守护者,她倒是见证着拉里的变迁。

寺内最可观的古迹是两块清代牌匾,一块上书“浩气凌霄”,是清代军官献给拉里关帝庙之物,当初应当是悬挂在关帝庙内的,方正的清代字體,右侧则是一行小字,如“千总李肇龙敬”、“钦赐蓝翎”、“抚边”、“把总”等。另有一块匾额略小,但上面的字着实是看不清楚了,可能也是拉里关帝庙中的遗物。匾额原本就不是精工制作,在如此偏远之地,制作匾额实属不易。

大清帝国拉里汛

清代驻藏之人将边坝所辖甲贡塘至江达所辖之凝多塘这段荒野之路视为畏途,一共八站,称为穷八站,拉里就是穷八站的核心。

那些在十八世纪的黄金岁月中,从东向西到过拉里的官员和商旅,一定会对这座小城堡有深刻的印象:来到这座城堡前,他们经过了可怕的夏工拉山(丹达山),丹达山顶号称“阎王碥”,雪窟窿曾使许多人坠落冻死,包括那位冻死后化为丹达山神的清军彭参军。这还没完,从夏工拉山,到甲贡、擦竹喀直至拉里,一路都人烟稀少,甚至不得不露宿野外,染料难寻,狼群徘徊。从拉里到江达,依然如此。拉里拥有市镇、粮台和市场,弥足珍贵。从雪山和荒野中一头扎进拉里黄尘中的人,会看到一座有些马可波罗风格的偏远要塞。

山崖上的拉日寺金色的殿宇,法号和诵经声遥遥传来。进入古镇,白塔边是大群打尖过夜的商队,骡马粪便与干草、牛粪之味扑鼻,灰头土脸的马帮马脚子用茶叶交换酥油和肉类、草料。有一些清军在街道上巡逻、搜检物资,藏语和四川口音的汉语混杂。商店小而破败,但竟然有一些来自内地和拉萨的杂货。黄昏时分,关帝庙中的摇签之声和小清真寺里的高亢礼拜声与山顶的诵经和法锣声交汇,冷风让街道上很快就没了行人。

九十一岁的拉里镇老人彭措尼玛说,至今有许多汉语词汇依然留在拉里老人的口语中,且都是家长里短的物事。例如菜刀、窗子、菜锅、菜板、大碗。而那座早已倒掉的关帝庙中,他也见过关帝老爷,是“站起来的,胡子长长的,眉毛粗粗的,手上有刀。”

在18世纪初到19世纪末的时光中,拉里的样貌可能一直如此。这一切从乾隆十三年正式开始。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清军进入西藏,讨伐准噶尔部。准噶尔人被逐出西藏后,西藏局势恢复稳定,清军主力撤回,但拉里依然被清军所控制,以拉里为最西端的要塞,派有军队镇守。

拉里因此承擔了三十年的要塞之重任,雍正年平定阿尔布巴之乱的清军也经由拉里向西进军。至乾隆时代,正在关注大小金川激战的乾隆认定:“藏地关系最要者,乃在台站一事,此乃往来之枢纽所在。”由此,入藏官道的驻军制度走向完善,乾隆十三年之后,直至清末。

这条道路上共设汛十七处,粮台六处。拉里汛即粮台之一,成为了这条道路上一颗重要的齿轮。

汛是清代基本的驻军单位。一省的军事主管提督开始,下辖镇总兵(类似旅),协副将(类似团),营的参将及游击等,再向下才是汛。汛以下还有更小的塘、铺等。到了汛、塘一级,主要职责已经不再是作战,而是传递文书、维持治安、缉拿盗匪。正如《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所说,清代“设置汛塘关哨,分兵守戍,以汛为大,委千总、把总领之,分管塘哨关卡”。

那位题写“浩气凌霄”的李千总,正是掌管一汛的军官。在拉里汛之下,更有小的塘站,《四川通志》记录拉里汛下属的塘汛设置情况是:来贡塘、多洞塘、拉里塘、阿咱塘、山湾塘、昌多塘、宁多塘、叉杵卡塘。这些塘铺之名至今依然可以和地名对应上。由此,在粮台、千总、外委等官员的领导下,数十名汉藏士兵驻守在长达百公里的进藏官道之上,拉里汛开始了历史的新阶段。

“拉里”这个地名被无数次地工整地誊写入理藩院的官方文书,写入数百年来众多入藏官员、僧人的笔记之中。缉拿盗匪、传递军情是拉里汛官兵的主要责任,如遇廓尔喀入侵等战事,还要抽调兵员前去作战。

拉里的清军士兵,所面临的问题绝不仅仅是险路。首先是吃粮,吃粮是个大问题。

藏兵相对简单,糌粑就是主食,察雅、昌都、巴塘、硕督、拉里等处粮台会在丰收之后采买青稞若干,存储于粮台,并定期周转。但是以大米为主食的汉军就比较麻烦。从四川发运成本太高,只能在藏地采办,而藏地又不产米,因此往往从不丹等地采购。《西招图略·善始》中抱怨说一旦有缓急事务,米就供应不上。后来,乾隆皇帝干脆命令,自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年之后,绿营官兵也同样和藏族官兵一样食用糌粑,“所谓振廪同食,上下无异,……同甘苦也。”

这条政策对于习惯大米的汉族士兵是否有效姑且不论,既然要买粮,就要核算粮价。例如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西藏丰收,驻藏大臣鄂辉上报,粮价是“每麦一石价银一两一钱,每青稞一石价银一两三钱。”口粮标准是“无论官兵人等每日支给糌粑一升,以昭划一。”

清代驻藏官兵的饷银,开始还是比较丰富的,雍正十一年(1733年)驻藏大臣青保的奏折称“在藏驻兵……五百每月赏兵丁饷银四两九钱……由藏购食……”相比较其他地区驻军平均一两到一两五钱的饷银,可算优厚。

这些饷银都由四川省按年解送,在乾隆年间,整锭的元宝千辛万苦地一站一站送往西藏,作为驻军军费。但在西藏购买物资,又需要使用藏银币,因此元宝还需汇兑成藏币。长此以往,白银价格变得低廉,藏银币价高,官兵吃亏不小。

于是就有变通,至少在光绪年间,驻藏的各位粮员都把白银带往打箭炉(康定),寻找藏族商人汇兑藏银币,免去了长途押运白银之损耗。但这个办法也有不灵的时候,到了1900年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驻藏大臣裕钢汇报西藏的白银价格突然下降,导致前往打箭炉的藏商不愿意按原价兑换白银,于是拉里等地的驻军饷银“一旦拮据”。

最后的结果是,裕钢建议这笔差价由政府买单算了。否则让士兵买单,“戍卒寒苦,情甚可怜。盖藏中诸事耗费,每兵月饷四两余,尚多不敷食用,再议减耗,更觉窒碍难行。”

由此可见,清末的驻藏士兵月饷依然在四两多,比内地绿营军饷为高,但物价太贵,导致士兵“不敷食用”。让驻藏大臣左右为难,驻藏士兵生命之所系的饷银总价十万三千两,大约相当于同时期购置的一门280毫米克虏伯岸防炮价格。即便如此,到了清中后期,四川拖欠西藏军饷已经成为严重的问题。导致驻藏大臣衙门不得不在各关卡向商旅征收粮食税,补贴用度。

拉里的一项重要任务:征收粮食税。例如1908年拉里粮务禀报:旭卡营拒绝缴纳所欠粮税八十九斛,并上报驻藏大臣联豫。联豫又致函西藏地方噶厦政府,催促迅速缴纳。这关系到拉里等地驻藏官兵的口粮,绝非小事。

最后还有归葬一事。

汉人有归葬故乡的习惯,而千里运送骸骨,又牵涉到“乌拉”。藏地路途遥远,运输、护送之事对沿途百姓是沉重的差役。

驻藏官兵如果身故,归葬故乡,按照制度同样给予“驮骨骸”的马匹和护送之人。例如那位写下“浩气凌霄”的李千总,如果身故在西藏,“给驮骨骸马一匹、人夫二名;护送之人,给骑马二匹、驮牛二只。”而普通士兵,则只有驮骨骸马一匹。

如此看来,士兵中有实力归葬的人,恐怕也并不多,其中大多数都葬在了驻地。平民更不要说,如今,他们的墓地就在古道一侧的向阳坡地上,遥看拉里寺,时代久远,距离地面也只有两三寸的高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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