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应急管理局 辽宁 大连 116000)

一、欧美国家职业安全监管体制简介

(一)美国的职业安全监管机构和监管形式。美国职业安全监管的基本法是《美国职业安全健康法》，美国职业安全监管工作由美国职业安全健康管理局负责，该局成立于1971年，隶属于美国劳工部。美国职业安全健康管理局的使命是“确保每名工人每天能够安全回家”[1]，职责是“严格、公平、有效的执法；教育、宣传和受理投诉；交流、合作、结盟，以及推广志愿者项目”[2]。美国职业安全健康管理局有着卓越的工作成绩，美国从1971年的5600万名劳工增加到2007年的1.15亿名劳工；但是，职业安全死亡事故总量减少了62%，职业伤害和职业疾病发生率下降了40%[1]。

(二)德国的职业安全监管机构和监管形式。德国职业安全监管的基本法是《德国职业安全法》。德国职业安全监管的执法主体是劳动监察员，责任主体是企业，劳动监察员隶属于独立于政府的职业安全事故保险基金会。职业安全事故保险基金会在德国的职业安全监管体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职业安全事故保险基金会承担了职业安全事故的药费、误工费、社会补偿费、康复费、其他需求等相关费用，而且，职业安全事故保险基金会被赋予了职业安全日常监管和行政执法的职能。[11]

德国职业安全行政执法程序严格的分为告知和处罚二个步骤，第一、如果劳动监察员发现企业有违反职业安全相关法律的情况，劳动监察员便向企业下达限期整改通知单，企业如果不服，可以申请另外一名劳动监察员与该名劳动监察员共同执法。第二、劳动监察员发现被认定违法的企业对安全隐患未加整改，便可以下达处罚通知单。同时，企业有权向地区法庭上诉。

(三)英国的职业安全监管机构和监管形式。英国职业安全监管的基本法是《英国职业安全健康法》。英国职业安全监管工作由英国安全健康委员会、英国安全健康执行局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英国安全健康委员会和英国安全健康执行局有计划于近期合并。英国安全健康委员会负责制定职业安全健康的相关规章制度。根据《英国职业安全健康法》，英国安全健康执行局和地方当局负责职业安全的执法工作，其中批发、零售、办公、休闲娱乐和餐饮业的职业安全管理工作由地方政府负责，其余行业由英国安全健康执行局负责。[6]

(四)荷兰的职业安全监管机构和监管形式。荷兰职业安全监管的基本法是《荷兰工作环境法》。荷兰职业安全监管工作由荷兰劳动监察局负责，荷兰劳动监察局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监管企业的生产作业条件，荷兰劳动监察局共有325名作业场所监察员，需要监管全荷兰700万名工人和55万个企业。荷兰劳动监察局隶属于社会事务和就业部，劳动监察局不受地方和地区政府、社会伙伴(一般指欧洲工会联盟(ETUC)、欧共体工业联合会 (UNICE)欧洲公有企业中心(CEEP)3大组织)和社会安全协会的管理。[7]

荷兰劳动监察员的工作需要严格符合执法程序。如果，荷兰劳动监察员通过现场检查发现企业存在安全隐患，由雇主申请，监察员将设定一段整改期限；监察员根据期限的要求，再次赴现场检查企业的整改效果，如果隐患没有得到整改，监察员将对企业实施处罚；一段时间后，监察员会第三次对该企业进行检查，如果隐患仍然存在，监察员将向检察院发送一份报告，并直接对企业进行处罚，这些罚款将被用来帮助企业完成职业安全方面的整改。

二、共同的特点

(一)具有整合独立的职业安全监管机构。欧美等西方各国大多建立了整合的职业安全监管组织机构。各国的职业安全健康法都专门规定了负责监督、监察及实施职业安全健康法的最高权力机关和执行机关，大多机关同时整合了劳动监察、职业安全监察、职业卫生监察的职能。如英国是就业大臣领导的安全健康委员会和安全健康执行局、美国、加拿大是劳工部及其下属的职业安全健康管理局、日本是厚生劳动省及其下属的劳动监督署、荷兰是社会事务和就业部及其下属的劳动监察局、瑞典是劳工部及其下属的作业环境监察局。

同时西方各国的职业安全监管机构大多独立于地方政府，不受地方政府的限制。如，英国的职业安全健康执行局相对独立于地方政府，美国的职业安全健康管理局、加拿大的职业安全健康管理局、德国的安全监察员机构、荷兰的劳动监察局都完全独立于地方政府。

(二)监管形式多种多样。欧美等西方各国也面临安全监察员与监管企业比例过低的问题，所以，西方各国大多采用形式多样的安全监管活动，动员企业主动参与到职业安全工作之中，比如美国采取免费咨询活动、志愿防护活动、危险岗位曝光活动、战略伙伴计划、面向特殊岗位项目，加拿大采用的职业伤害返岗工程，英国采用职业危害巡演秀，韩国的清洁作业场所活动。形式各样的安全活动既帮助企业加强了安全管理，减少了设备设施隐患，降低了安全事故，也减轻了职业安全监管部门的工作压力，让监管部门能够用大量的精力去研究评估制定职业安全政策、措施和组织各种安全活动，形成了良性的PDCA管理循环。

(三)充分发挥了保险机构的力量。欧美等西方各国都建立了完善的安全保险制度，保险费率能够随着职业安全事故数量的变化而增减，职业安全事故成为雇主们不得不关注的经济杠杆，一些安全管理得比较好的公司，每名员工每年可以为公司节约保险费1000美元左右，很多雇主已经将避免职业安全事故当作开源节流的重要手段[8]。同时保险机构为了能够减少事故保险金的支出，直接或间接的参与到企业的日常安全管理之中，主动帮助企业查找隐患、整改隐患，帮助政府进行事故统计等工作[7]。

三、对我国的启示

(一)充分发挥保险机构的力量。在我国工伤保险的认定和支出，并没有完全与职业安全监管工作挂钩，这样很难充分发挥保险的经济杠杆督促雇主查找隐患，减少发生职业安全事故。所以建议，我国一方面进一步强制企业参与工伤保险，甚至国家承担部分补助费用，另一方面放开保险市场，让民办保险机构和企业主能够真正做到双向选择。让保险机构在市场的调解下，主动的介入企业的职业安全工作，甚至让保险机构参与事故调查和事故统计，解决现实中面临的职业安全监管机构人员与监管企业数量比例过小的问题，甚至一定程度上能够遏制个别企业对职业安全事故谎报瞒报的现象。

(二)采用丰富多样的安全监管形式。目前我国对小企业、小煤窑的安全监管有些吃力，一方面安全监管人员力量不足，一方面小企业主和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不强也是不争的事实。我国如果能够借鉴美国、英国、新西兰等国的经验采用各种面向小企业的安全活动形式，为小企业提供免费的安全咨询、隐患查找、整改资金等服务，小企业、小煤窑的安全隐患能够在一定程度得到缓解。另外，我国职业安全事故与受害者的安全意识不强有很大关系，所以，建议我国借鉴西方对从业人员的安全培训方式，加强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与教育部门的合作，利用公共教育资源适当的进行职业安全教育，让职业安全培训进大学、技校、中学、甚至小学，这样就能从根本上突破我国从业人员因安全意识不强而遭受职业安全伤害的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