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斯洛特作为当代道德情感主义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以“移情”为基础的情感主义美德伦理学。斯洛特认为通过移情机制我们才得以确立道德义务，同时移情也为道德判断提供了依据。在伦理学领域存在着“感染式移情”和“投射性移情”两种移情观点，斯洛特偏向于前者，这赋予了他的伦理思想的特色，也导致了其理论的局限性。

关键词 迈克尔·斯洛特 亚当·斯密 感染式移情 投射性移情

作者简介：张一鸣，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伦理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B82                                                               文獻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03.111

“移情”是斯洛特伦理思想的基础概念，其大致含义是“感同身受地体会到别人的内心感受”，它既是一种能力，又是一种心理机制，在他的理论体系中移情主要指后者。他认为通过移情机制产生的感受是我们道德行为产生的根据，当我们感受到他人的痛苦之后不会选择转身离去，而是去竭尽所能地帮助他摆脱这种痛苦，并以此建立了基于“移情”的规范美德伦理学。按照斯洛特的观点，一个行为是道德义务所要求的，当且仅当这个行为体现了行为者对别人的移情关爱，并且通过移情感受到的别人的痛苦越强烈，就越有义务去帮助他。在伦理学领域主要有两种移情的观点，一种是“感染式移情”，另一种是“投射性移情”，斯洛特的理论中所偏向的是前者。

一、“感染式移情”和“投射性移情”

所谓“感染式移情”就是观察到别人的外在表情和语言，通过想象将他的感受“注入”到自己身上的移情。他的“移情”理论来源于休谟的“同情说”，休谟认为人具有相似的心理结构，对他人的表现产生一个观念，结合想象迅速转变成一个印象，随即就变成了与别人同样的情感感受。这种“感染式移情”更侧重于对方的感受，斯洛特也称这种移情为“联想式移情”，我们可以认为这种移情所产生的感受是可以通过认知得以强化的，即对移情对象的个人信息和当时情境的充分了解有助于我们更加感同身受地体会到他的感受。

而“投射性移情”指的是将自己放到别人的处境位置当中去体会他的感受，斯密的“同情”正是这种“投射性移情”的代表，他认为这种同情/移情就像看到别人将要被打到的时候，自己也会下意识地想要去躲闪，这是因为我们想象着将自己“投射”到对方的身体中。因此这种“投射性移情”更多的体验到的是自我的感受，而这种感受可以通过回忆加以强化。同时斯密认为同情/移情是一个相互匹配的过程，旁观者为了能够尽可能地体会到当事人的感受会努力去将自己带入到对方的立场，而当事人也会在感受到旁观者的同情之后会主动将自己的情感降低，这样旁观者也就不会觉得对方的情绪太过于强烈而无法把握，从而实现了同情/移情的匹配。

这两种移情的划分依据可以参考美国心理学家霍夫曼理论中关于移情唤醒机制中两种不同的角色选取，“感染式移情”对应的是以“他人为焦点的角色选取”，“投射性移情”对应的则是“以自我为焦点的角色选取”。后者会产生更加真实强烈的感受，但也更容易造成“自我中心的转换”，陷入到自我忧伤，从而取消了移情。比如当我们看到别人失去亲人之后，想象如果自己处于别人这种境况会是怎样的感受，但是一旦回忆起自己的去世的亲人就会陷入自己的悲伤当中，从而不再感受到别人的伤心难过，对别人的移情也就让位于自我的忧伤。斯洛特或许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才选择将自己的理论重心倾向于“感染式移情”，因为这种移情既能够保证移情的持久，也不会产生所谓的“自我中心的转换”。在斯洛特看来道德行为应当是利他的，如果产生了自我的忧伤，为了减少自己的忧伤而采取了帮助别人的行为，那么道德行为的利他性就会大打折扣。

二、两种移情在道德判断上的区别

“投射性移情”除了可能会导致所谓的“自我中心的转换”进而影响到道德行为的利他性之外，斯洛特选择“感染式移情”而非“投射性移情”的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基于两者的道德判断上的差异。按照斯密的观点，为了避免同情/移情难以建立的情况，需要有一个相互匹配的过程，正是这种相互匹配的过程使得他的道德判断的依据建立在当事人和旁观者的情感的合宜性上，为了实现情感上的合宜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竭力克制自己感情的当事人和努力体会别人感受的旁观者都是值得称赞的。

斯洛特指出斯密的道德判断过于主观，他认为斯密的道德判断就是，“我们把自己放在一个我们将要做出赞同与否的人的思想或立场上，如果我们发现他们的行为与我们的行为非常相似，那么我们就会赞成他们，否则我们就会反对他们。” 据此我们可以推断斯洛特反对的理由可能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明显高于我的要求，但由于和我的情感并不相符，我也不会认同这样的行为，即便这个行为是更道德的。为了避免造成这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局面，斯密为他的道德判断提供了一个“公正的旁观者”的理论，在进行道德判断的时候不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评价，而是先把自己带入到一个“公正的旁观者”的立场上，再带着这个公正之人的感觉与被评价的对象的情感状态作比较，观察被评价者的情感状态是否与“公正的旁观者”应有的情感状态是否契合或相近，进而得出对赞同与否的结论。但斯洛特仍旧不认同这种修正之后的道德判断，他认为这种道德判断所依赖的赞同不赞同的道德态度本身就预设了道德判断（即“公正的旁观者”的情感状态），从而导致道德判断陷入了一种循环论证的过程当中。为了避免这种循环，斯洛特提出这样的观点，就是道德态度先于道德判断，而这种道德态度源自于一种天然的“二阶移情”。

“二阶移情”是建立在“一阶移情”（就是此前论述的“移情”）的基础之上，是作为第三人的旁观者对行为者及其行为的移情。如果行为者的行为表现出对他人的一种移情关爱，那么具备移情能力的第三人会对此行为产生一种温暖亲切的感觉，这种温暖亲切的感觉就构成了道德赞同的态度。对于不赞同的态度是这样论述的，如果行为者的行为表现出对他人缺乏一种基本的移情关爱，那么其他作为旁观者的第三人会对这样的行为感到一种寒冷的感觉，这种对于行为者行为的感到寒意的反应就构成了不赞同的态度。而并非旁观者判断出行为者是冷漠的才不赞同他的。

这种“冷”和“暖”的感觉是自然反应的结果，是没有预设道德判断的，而且斯洛特为了避免“冷”和“暖”的感觉可能由于属于后天经验而导致道德判断丧失了先天性，他提出用一种“半克里普克式”的指称确定论来确定“冷”和“暖”的感觉的先天性，从而确定了道德判断的先天性。克里普克原本提出的指称确定论是通过主观感受去把握客观事物，是通过后天经验去确定指称对象的，这显然不符合道德判断的先天性要求。而按照“半克里普克式”的指称确定论的观点，我们先天地知道“赞同”是为行为者所展示的温暖而温暖的感受，“不赞同”是为行为者展示的冷漠而寒冷的感受，也就先天地知道“善”是一种行为者行为中能引起人们心中暖意的东西，“恶”就是行为者行为中让人从内心深处感到寒意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正是通过这种先天的“冷暖”感觉才确定了“善”与“恶”的指称。

斯洛特的道德判断的高明之处正是在于将道德态度的依据归结于先天的“冷暖”感觉，从而保证了道德判断的先天性。在这里的道德判断不是基于个人移情能力，而是基于人类共同的移情机制，因此也就具有了客观意义。这也是他选择“感染式移情”而非“投射性移情”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投射性移情”会容易导致陷入主观的情绪当中，也就无从谈起道德判断的客观性。而如果增加斯密的“公正的客观者”理论作为补充，同样会给理性主义者机会借口这样的理论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情感主义，而这与斯洛特意欲建立的纯情感主义的伦理学的初衷是相背离的。

三、偏向“感染式移情”的局限性

尽管我们相信斯洛特在他的伦理学体系中将自己的理论基础偏向于“感染式移情”而非“投射性移情”是经过他的深思熟虑才确定下来的，但是我们仍要清楚地看到这种偏向带来的局限性，即割裂了“同情”和“移情”的关系，进而动摇到了“移情”在道德行为和道德义务上的基础地位。

由于“移情”的出现和广泛应用，“同情”一词的含义被逐步侵占，基本上目前我们使用的“同情”已经不再具备“感同身受”的含义。“同情”指的是对处于痛苦中的人表现出的难过、遗憾甚至是怜悯。斯洛特为了区分二者也举例说明，“或许有一种场景更能说明同情如何在缺乏移情的情况下发生，那就是当一个人对被羞辱的人感到难过时，却不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 也就是说在斯洛特看来，同情更多的是停留在认知层面上，而非感受层面上。

也有国内学者对“移情”和“同情”加以区分，认为当看到别人快乐而快乐，看到别人痛苦而痛苦也不一定是移情，因为尽管人们会为此有一种快乐/痛苦的感受，但这种快乐/痛苦可能只是自己的感受，而并非通过移情从他人那里“注入”到自己身上的。当母亲在看到自己年幼的孩子哭泣的时候，她的心里也会产生痛苦的感受，她甚至不清楚孩子哭泣的原因，也就无法体会孩子的感受，那么母亲的感受和孩子感受是不同意向上的感受，所以他认为这种母亲的感受也只是停留在认知层面上的“同情”。

但是他们的论述似乎存在这样的误区，就是认为移情所产生的感受一定是相同的或相近的，或同属同一意向的感受，但移情并不要求我们的感受一定要和被移情对象的感受相同、相近或者属于同一意向。面对一个饥肠辘辘的人，我们不可能完全感受到的他的饥饿，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他的饥饿只是停留在认知层面上。如果我们从来没有感受到饥饿的话，或许我们的确不能体会到别人处于饥饿状态下的感受，但如果我们有过类似的感受的话，即便程度没有那么强烈，我们也能从自己的经验中去体会到那种饥饿的感觉，而在这里运用到的正是“投射性移情”。

造成这样的误区在于强调“同情”和“移情”之间的区别，而忽略了它们两者之间的联系，斯洛特本人也更倾向于将两者区别对待。如果两者确实不同，那么我们似乎也可以将“同情”作为道德行为和道德义务的心理基础，这就影响到斯洛特所坚持的“移情”作为道德基础的观点。但两者之间其实是有密切联系的，方德志认为“同情相当于对过往之移情的记忆运用，移情相当于对未来之同情的当下表现。” 也就是说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同情”预设“移情”的关系，在这个关系中“移情”在逻辑上要比“同情”更靠前。

忽略二者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轻视了“投射性移情”的作用，一个具有成熟移情能力的人能够自如地运用这两种移情，同时也不至于陷入自我的情绪当中而使移情中断，忽略其中任何一种移情都不符合事实。斯洛特倾向于“感染式移情”或许更有利于他的理论在情感主义的纯粹性，但这不意味着可以轻视“投射性移情”，反而会导致反对其理论者对“移情”作为道德行为的心理基础的质疑。

注释：

Michael Slote.Moral Sentimentalism.Ethical Theory and Moral Practice，2004（7）.

Michael Slote.The Ethics of Care and Empathy.New York：Routledge，2007.13.

方德志.移情的啟蒙：当代西方情感主义伦理思想.道德与文明.20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