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伟

那是一个冬日，城南诊所，我推门进去，娘躺在病床上。

娘正在打着点滴，一滴又一滴，似从高空掉下，掷落有声……

我急急地问娘，您高烧，烧到多少度？

娘说，我试了体温的，毛毛烧，年轻时挺得住。唉，年岁大了，不中用了，只好来吊水（点滴）。

娘说得若无其事，但娘的脸上还是起了变化。我正眼看娘时，娘马上侧过脸去。

坐在对面桌上的医生，急急地接了话：还毛毛烧，都40度了，幸亏来得早……

娘马上岔开话题，和另一个打点滴的老婆婆拉起了家常。

娘问：你老人家有几个崽女呀？

老婆婆答：三个，两个崽，一个女。

娘看了看她孤单单的一个人，问：他们不管你？

老婆婆答：不管。稍停了一下，又说，也管不了这么多。我跟着晚崽一起过。这个哈宝崽，也是前世的冤家来收债的，也不怪他们。

我再去看那老婆婆，原来是住在老街上的冬材他娘。

冬材娘老弱多病，却还常常在老街上捡废品卖钱。冬材呢，患了脑膜炎后遗症，是个弱智，与他的娘相依为命。冬材娘怕冬材走丢了，在他的每件衣服上都用白线绣了字：老街34号冬材。

娘又问：难道生病了，他们也不管？

冬材娘低低地回答：我们娘俩相互照应着。他们要讨生活，各顾各的，也蛮不容易的。

娘看着天花板，再也无话。

很长一段时间，诊所里谁都无语。静，只有长久的静，还有点滴一滴一滴清脆落下的声音。

娘的血管太细，打点滴时又用了七号针，很慢很慢。坐了一个多钟头，我的屁股下面似生了钉子一般，有点儿坐不住了。

娘看出来了，说，你有事忙你的，我打了针就回去了，不用管我。

医生却不屑，你娘打得还算快的，那个老婆婆（指冬材娘）都四个多小时了。她的崽，都还在外面一直等着呢。

我这时才发现冬材坐在门口一侧，天气很冷，他不时地打着哆嗦，还不时地透过拉紧的玻璃门往里瞅着。也许是想看清楚些，他整个脸都贴在了玻璃门上，看上去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了。眼晴却睁得老大，定定地看着门里的一切。

娘也看到了，转过脸来有点儿怪罪的意思。

娘问冬材娘：你怎么不把（你的）崽喊进来？

冬材娘答：我不要他陪我来，他要陪我来。他陪我来，他又不肯进来。他不肯进来，是怕别人闻着他身上的味。你也晓得的，得了这种病的人，脾气都倔得很。

娘埋下了头，我看见了娘在擦眼睛。

冬材娘当然不会知道，她这一说，说到了我娘的痛处（我的小弟也从小患了脑膜炎落下后遗症）。

冬材娘先打完了点滴。医生拔出针，要她自己用手摁一会儿。谁料她想急于起身，一用力，手上的血直冒，谁也没有看见。却见门口处的冬材拍打着玻璃门，嗷嗷嗷地叫着。

交完钱一出门，冬材就在门口扶着他娘，没走五米远下台阶时，冬材娘摔倒了。冬材嗷嗷嗷嗷又高声大叫，近旁的人都拥了上去。

再看时，冬材扶着他娘一步一步走向远处，远处的天暗了下来……

过了几年，我再去老街，老街看上去更老了，冬材家的老木屋斜歪歪的，似乎有随时倒下来的危险。

我没有见到冬材的娘，以为这屋没有人住了。刚准备走开，却听见吱呀一声，从虚掩的门缝里探出个脑壳，是冬材。他的眼睛还是那样睁得老大，脸已消瘦得不像个样子，衣服穿在身上就像掛在木架子上一样，空空荡荡。

门开了一掌宽，冬材却出不来，原来门上是一把长长的链子锁。

冬材嗷嗷嗷嗷又高声大叫，老街上却是出奇地静。抬头看天，老街上的阳光也是淡白淡白的，了无生气。

我走了几家，才问到一个老人，知道冬材的娘过世了，只剩下冬材还住在老街上。

起先，大家都劝冬材的兄姐接冬材走。冬材却死也不离开老街，不离开老屋。冬材说，要到老屋里等娘，等娘回来。

冬材认定一个死理，娘走丢了，娘会回来的，娘不会离开冬材的。

冬材说，等着，等着，娘就回来了。

冬材毕竟有政府的低保，冬材的兄姐当然也不能让冬材饿死。他们就商量着轮流送饭，一人一个月，一天两次。事多了，事杂了，有时就忘记了，一天一次，甚至也有两天一次的。

关在老屋里的冬材，吃喝拉撒都在屋里。冬材在老屋里守着，他睡的时候少，唯恐睡熟了，不能第一眼看见回来的娘。于是，冬材终日把眼睛睁得老大。

有一天，在昏黄的灯光下，有人看见冬材竟能穿针走线，他照着娘在他衣服上绣的字，绣得有模有样，那几个字特别醒目：老街34号冬材。最令人惊讶的是，“冬材”两个字后面绣了一个老婆婆满是皱纹的脸。

我猜想，冬材绣的字应该是：老街34号冬材的娘。

冬材笃定，娘穿着他绣着字的衣服，也能找到回家的路。

老街真的老了，冬材的娘早走了，冬材在去年最冷的那个冬天也走了。

今年冬天又是特别冷，我陪娘在乡下旺旺的火塘旁烤着火。柴火烧得很旺，我和娘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突然，娘和我都异口同声地说到冬材这个人。

娘说，老街真老了。

娘还说，这年月，傻的不见得真傻，正常的也不见得就正常。

娘又说，今年的老街肯定最冷了！

选自《海口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