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蕊 严国泰

乡村景观作为典型的文化景观，保留着几千年来人与自然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独特生产生活方式的历史印迹，记录着人类社会的演变[1]。英国在完成工业革命和城市化后，依然保留了乡村典型的风景特征和田园风光，并且将乡村景观提升为英国民族文化的象征。研究英国乡村景观保护历程，可为中国乡村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1 英国对乡村景观价值认知的转变

英国乡村景观经历了1 000多年的发展，在近200年间对乡村景观价值的认知发生了3次重要转变：第一次在18—19世纪，受到英国盛行的“如画风景”美学[2]的影响，英国贵族和文化精英们关注于风景的“审美价值”，建构了理想化的乡村田园风光，并以此象征英国民族文化[3-4]；第二次在“二战”结束后，英国受“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强调乡村的“生产价值”和“消费价值”，乡村农业生产功能被放大[5]，乡村美学和文化体验被包装成旅游商品对外销售[2,6-7]；第三次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环境危机的显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重新思考，“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逐渐发展起来，英国对乡村景观价值的关注扩展到社会、经济、环境和文化等多方面，试图以多功能的平衡来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8-11]。

1.1 作为如画风景和国家象征的乡村景观

“如画”（picturesque）一词源于意大利语“Pittoresco”和法语“Pittoresque”[12],起初意指某种景色或者人类活动适合入画[13]。18世纪时，“如画”融入英国人对自然的理解和审美中，英国艺术家和作家威廉 吉尔平（Willam Gilpin）提出“在如画中愉悦地漫步”，最早以“如画”描述自然风景，开启了“如画美”学派[14]。此后，英国“田园诗”和“风景画”[3]的发展激发了文化精英们民族意识的觉醒，他们逐渐摆脱了对古典的意大利景色的模仿和移植，转而寻找具有英国本土文化代表性的“如画风景”，将怀河山谷和南威尔士、北威尔士、苏格兰高地、英国湖区和海岸视为“如画风景”的典范[15-16]。

18世纪后期，文化精英们从外部人士视角对乡村风景进行凝视和再现[2,17-18]，开创了英国人“如画风景”的审美趣味[19]，影响到英国文学、建筑、园林、绘画等多个方面[20]。贵族和精英们以理想化的自然风景为摹本，通过空间秩序的组织建构了英国自然风景园和乡村美景，实现了风景的“自然化”过程。受此影响，“自然”的乡村与“世俗”的城市形成了二元对立[15]，乡村风景被赋予了民族、本土、自然的意义，乡村漫游逐渐成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等各阶层推崇的文化行为。

19世纪时，英国游吟诗人的诗歌推动了浪漫主义思潮的繁盛[6]，诗中乡村空间不仅富有美学趣味和文化价值，也成为英国民族文化的象征。诗人华兹华斯（Wordsworth）最先提出英国“湖区”是“一种国家财产”，使风景不仅具有了“隐喻的，意识形态的效力”，还承载了文化民族主义[3]。英国首相斯坦利 鲍得温爵士（Sir Stanley Baldwin）曾说：“对我来说，英格兰就是乡村，乡村才是英格兰[21]”，很好地阐述了乡村是英国民族文化的灵魂所在。

1.2 作为生产空间和休闲商品的乡村景观

“二战”结束后，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强化了人的主体性，“人类中心主义”成为认识自然的主导价值观，人类作为价值的主体和中心，自然界被视为满足人类需要的价值客体[22]。受到西方哲学传统的影响，“人类中心主义”否认人与自然关系受道德支配，主张人（主体）与自然（客体）分离的二元论，在这一背景下，“二战”后的英国以满足和实现人的利益作为乡村景观价值判断的基础，使乡村呈现出“生产至上”和“商品化”两大倾向。

其一，在战后重建和振兴乡村产业的需求下，英国乡村自然环境的生产价值凸显，农业生产成为乡村地区的首要功能[23]。20世纪40—70年代中期，英国政府在乡村地区推行的“生产主义”农业政策强化了乡村生产功能，政策包括实施扩大化、集约化的农业生产，推广使用农业化学药剂、机械化和专业化的农场，对农业实行补贴等[5]。在“生产主义”农业政策导向下，英国乡村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发生改变，大量家庭农场转向了规模化生产。

其二，20世纪“如画风景”审美趣味在英国的广泛传播，使乡村观景成为具有文化价值和美学体验的行为，吸引了人们前往乡村探寻美景，而商业资本介入乡村休闲，推动了乡村观景的流行和“商品化”。随着20世纪50—60年代英国乡村地区休闲和旅游业的繁荣，乡村景观与生活方式被包装成符合社会流行文化的田园风光，乡村空间被打造成时尚的旅游目的地[5]。

1.3 作为多功能体和文化保留地的乡村景观

1962年，卡逊（Carson）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24-25]，促使各国乡村生态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推动了“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的形成。“可持续”环境伦理观将人和自然看作一个相互依存和支持的共同体，承认自然界所有生物都具有“内在价值”[26]，关注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代内与代际)之间公平性的实现。

这一时期，英国乡村景观在长期“生产至上”和“商品化”的价值引导下，暴露出一系列弊端，包括生物多样性减少、农药化肥对土壤的污染、乡村景观特征的同质化、传统社区和文化消失等问题，对“可持续发展”的思考促使学者们开始探索英国乡村新的发展模式。如20世纪70年代后出现的“后生产主义”（post-productive）乡村[27-28]与“多功能主义”（multifunctional）乡村的发展理念，鼓励对乡村空间的多样化利用，认为乡村空间应兼具“生产”“生活”“消费”多种功能。同时，“多功能主义”乡村的观念指出，乡村产生了一系列商品以及非商品性价值，相关政策应当尝试、承认以及保护所有价值[6]。

到20世纪80年代后，受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存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哲学思潮的影响[29-30]，人们认识到乡村景观具有多样化特征，不同的景观特征源于自然要素和文化要素的特定组合[17]，如克拉克（Cloke）将乡村性（rurality）定义为乡村的社会文化建构、自然环境、现实生活经历与居住实践之间的联结[23,31]。并且，认识到乡村居民才是“创造”和“管理”乡村景观的最主要角色[32]，是乡村价值维系的关键因素，应该注重当地居民的需求和利益。

2 英国乡村景观的保护历程

在经历了城市化和工业化后，英国乡村的环境、经济和社会文化都发生了巨大改变。随着不同时期英国乡村面临的核心问题转变以及公众对乡村景观价值认知的发展，英国乡村景观保护的主体和方法也在不断拓展。因此依据不同时期英国乡村景观保护的价值差异，可将整个乡村景观保护历程大致划分为以下3个阶段。

2.1 精英文化视角下偏重乡村田园风光的保护（19世纪—20世纪初）

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后，城市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以及乡村农业的衰败，导致乡村大量人口流向城市，整个英国乡村呈现颓败的景象。至“一战”结束，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加剧了乡村劳动力的流失，城市过快扩张威胁到乡村“田园风光”的保持，引起了众多文化精英的担忧，在他们的不断呼吁和推动下，保护乡村美景成为19—20世纪初英国的核心议题。

1926年，时任英国城镇规划委员会主席的帕特里克 艾伯克隆比爵士（Sir Patrick Abercrombie）分析了城市扩张下乡村所面临的问题，包括沿公路不断蔓延的带状房屋、迁入的工厂、设计丑陋的建筑、不断延伸的公路、采石场、砖厂和废弃场、广告牌和垃圾等都在不断破坏乡村美景，他认为应对构成英国乡村“田园风光”的特征要素进行保护[33]。同年，艾伯克隆比爵士和盖 道伯尔（Guy Dawber）共同建立了英格兰乡村保护委员会（CPRE），目标是“促进和强化乡村特色、保护乡村免受破坏性开发、汇聚和强化乡村支持力量”[34]，对英国乡村保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CPRE的游说和参与下，英国政府除了采用一系列振兴乡村的措施，包括引进更加先进或集约的耕种新方法、扶持乡村产业、保障乡村住房、推动社会休闲设施建设、鼓励造林等[33]，还相继颁布了多项法案，有效控制了城市扩张对乡村风貌的破坏。如1935年英国通过了《限制带状发展法》（Restriction of Ribbon Development Act），法案规定了修建高速公路所必须满足的条件，以限制修筑公路来控制城市的无限向外延伸发展[35]。1938年颁布的《绿带法案》（Green Belt Act）吸收了霍华德（Howard）提出的田园城市理论，试图通过绿带的规划建设来保护伦敦和附近各郡边缘地区的农田和林地，以达到限制城市过度扩张的目的。1944年，艾伯克隆比在大伦敦计划中，正式纳入绿带政策，将距伦敦中心半径约48km的范围由内而外划分为内城环、近郊环、绿带环和农业环，之后他又明确了绿带的3个目标：限制城市的扩张、划定外围区域边界和提供休闲的基本用地[36]。这一时期，无论是文化精英推动的乡村理想化环境保护，还是英国政府实施的乡村保护法案，都包含了对乡村地区美学的关注，旨在遏制城市无限蔓延和维系英国乡村“田园风光”。

2.2 主客二分观念下注重乡村特定区域的保护（20世纪40—70年代）

“二战”后，受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影响，英国对乡村景观的保护表现出人（主体）与自然（客体）分离的思维逻辑，一方面英国在乡村土地利用中优先开垦耕地，追求农业产量最大化；另一方面，英国政府将具有杰出科学、美学和休闲价值的乡村区域划定为特殊保护区，实施严格的管理控制。

由于这一时期“生产主义”农业主导了英国乡村经济的发展，英国政府制定的大量政策法规都围绕保护耕地和支持农业发展的主线。如1947年颁布的《农业法》（Agricultural Act），主要针对两方面目标：一是通过政府的农业补贴来保证农民的稳定收入；二是成立乡村农业执行委员会以维持良好的耕种[37]。1967年英国颁布的《农业法案》中，政府资金投入倾向于促进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集约化，并新设立乡村发展局（Rural Development Boards）来保证农场合并和边界调整的顺利进行[38]。

同时，英国将具有突出科学价值、景观美学价值和休闲价值的乡村地区认定为保护区域，类型包括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风景出众地区以及国家风景区等，对划入保护范围的区域实行严格的开发控制。如1949年通过的《国家公园与乡村进入权法案》（National Parks and Access to the Countryside ACT of 1949）[23]，提出将具有特殊科学价值和杰出自然风景的区域划入国家公园，指导了英国国家公园的设立。从1951年开始，英格兰和威尔士高地先后建立了10个国家公园①，侧重于乡村美景、野生动物和文化遗产的保护（目前已发展到15个[39]）。

2.3 人与自然共存下走向乡村可持续性的保护（20世纪70年代以后）

20世纪60年代后，英国政府持续推进的“生产主义”农业模式，没达到振兴乡村的预期效果，反而加剧了农业生产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而大众旅游的迅速发展在带来乡村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对乡村社会和文化造成巨大冲击。面对乡村这一境况，划定特殊区域的保护方式显现出局限性，即无法解决英国大范围乡村环境保护和文化维系的需求，乡村景观保护转向更加可持续的方式。

20世纪70年代后，受“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引导，英国政府开始注重乡村综合效益的发挥，将乡村环境、社会和经济目标纳入统一的管理框架下，乡村发展目标被重新界定为“经济和社会复兴”“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平”“增强乡村自我价值”[23]，乡村发展政策也更强调综合性[40]，突出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性。20世纪末，“多功能主义”成为乡村发展的主导方向，英国政府对绿带和国家公园的目标做出相应调整，将已有的14条绿带[41]作为联系城市与乡村的重要结构，其发展从严格限制开发转向鼓励多功能的发挥[36,42]，而15个国家公园在原有目标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当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考虑[43]。

从景观的整体性出发，英国乡村景观保护开始关注所有区域的景观敏感度，要求开发乡村地区的同时，保护大范围乡村景观的质量和特征。如1986年《农业法案》推出了环境敏感区计划，英国政府通过给予区域内农民相应的资金补助和奖励，鼓励农民维持某种景观特征。20世纪90年代，英国在乡村区域尝试采用景观特征评估的方法，从关注乡村的使用价值转向关注乡村自身的特征。如1996年，前乡村委员会和英格兰自然署共同完成了《英格兰特征地图》（The Character of England map），图中根据自然因素和文化因素将英格兰细分为159个景观特征区，描述了每一个区域的特征、决定特征的影响因素以及每个区域主要的变化压力[44]。2002年，乡村事务局制定《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景观特征评估导则》（Landscape Character Assessment Guidance for England and Scotland），指出景观是人地关系的表现，不仅被认定的景观需要保护，整个乡村地区都属于景观范畴，需要进行整体性的保护[45]。除了乡村物质实体空间的保护，社会文化因素对乡村的建构作用也获得重视，与乡村有关的文化遗产逐渐被纳入保护范围，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兴起的拯救和复兴传统民谣和民间舞蹈的运动[46]。

同时，英国政府为了保障乡村政策的实施和各机构项目的协调，建立了权限综合的部门来实施职能兼管，并由多部门共同制定乡村构想和行动计划，以空间规划②为工具，协调乡村政策和国家、区域、地方层面的共同目标。2002年，英国政府建立了环境、粮食和乡村事务部（DEFRA），其职权涉及气候变化与能源、可持续消费与生产、乡村地区保护和自然资源保护、可持续乡村社区以及可持续耕地与食品等乡村事务[23]。2015年2月，在欧盟共同农业政策（CAP）下，由DEFRA负责的《2014—2020年英国乡村发展项目》（RDPE）获得欧盟委员会通过，项目针对乡村经济提升、农林业发展、自然环境保护、气候变化应对以及乡村社区促进等多个方面提供资金支持[47]。

除立法保障和综合管理，英国政府关注于可持续乡村社区的建立，鼓励社区在乡村环境保护中发挥主观能动性，使居民成为乡村管理和发展的主角。如乡村规划从政府行为的消极用地干预，转向鼓励社区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地区决策和管理。由于英国国家公园内有大量乡村社区居民生活，制定国家公园保护目标时也会兼顾社区发展，如1995年的《环境法》列出英格兰和威尔士国家公园的2个基本用途：保护和提升自然风光、野生动植物和文化遗产；促进当地社区的经济和社会福利发展[43]。2000年《乡村白皮书：我们的乡村：未来—公平的乡村英格兰》（The Rural White Paper:Our Countryside:The Future—A Fair deal for Rural England）[48]发布后，英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强化乡村社区的作用，确保乡村社区居民在保护中享有重要的话语权和决定权。近年，英国政府又制定了《2010—2015年乡村经济和社区政策》（2010 to 2015 government policy:rural economy and community），关注于乡村经济增长、与乡村社区的直接对话和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3个方面，通过搭建乡村和农业网络（Rural and Farming Network）以及乡村社区行动网络（Rural Community Action Network），建立政府与乡村社区之间的双向沟通渠道，使国家和地方层面的新政策更符合乡村需求[49]。

综合来看，英国在认识到乡村多元价值的平衡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后，开始关注乡村景观多功能的发展、乡村区域景观特征的维系、乡村景观资源的协同管理以及乡村社区居民的参与4方面内容，是英国乡村景观自然和文化特征延续的关键。

3 对中国乡村景观保护的启示

当前，中国城市化率已超过58%[50]，在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冲击下，我国大量乡村出现了人口流失、传统社会文化消失、风貌特征异化、资源过度开发和环境污染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2017年我国“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中央发布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51]，意味着乡村振兴成为我国乡村发展的重要战略和解决我国 “三农”问题的主要途径。借鉴英国乡村景观的保护与发展经验，可为我国乡村振兴带来以下几方面启示。

1）实现我国乡村振兴的目标需要乡村多元价值的平衡和多功能的融合。从英国乡村景观发展历程看，其乡村保护的成功与价值认知的发展密不可分，在认识到单一价值的保护不可持续后，英国乡村开始注重社会、文化、生态、美学等多元价值的平衡。我国乡村发展可以借鉴英国乡村复兴的成功经验，通过协调乡村多元价值和融入乡村多种功能来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从而避免单一价值标准下出现“乡村博物馆化”或“乡村异化”的情况。

2）乡村振兴中应注重保护乡村景观多样化的特征。由于我国乡村区域的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经济条件存在差异性，乡村景观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在乡村振兴中，应基于乡村各自的环境禀赋和文化特征，制定不同的保护政策和发展模式。

3）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村景观资源的协同管理。我国乡村景观资源由于长期分管于自然资源部、住建部、农业农村部、水利部、林业局等多个部门，部门间常常存在乡村发展目标不一致和政策不统一的情况，导致“多规合一”和综合管理难以执行。2018年3月，我国国务院机构改革采用了大部制的方式对资源进行统一管理，如建立了自然资源部来统筹乡村山水林田湖草系统的管理；农业农村部来整合乡村的生产生活职能等，为实现我国乡村景观资源的协同管理和“多规合一”带来了契机。在我国大部制改革的背景下，可以借鉴英国乡村资源管理的经验，通过构建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来协调各部门的乡村政策和目标，整合地方层级的部门职能来实现乡村资源的统一管理，有效推进我国“美丽乡村”的建设。

4）乡村振兴离不开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近年来，我国一直在突出社区居民在乡村保护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但社区居民真正能参与到乡村保护的成功案例较少。一方面，由于社区居民、外来开发商对乡村核心价值的认知不清晰，过于强调经济利益而损害了乡村环境、社会和文化效益；另一方面，社区居民往往处于被动参与的位置而缺乏话语权。反观英国乡村景观保护的成功，既有政府的主导，也离不开民间组织的推动和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我国乡村振兴中应充分调动乡村社区居民的参与积极性，对社区居民开展乡村价值的宣传，设立社区居民可参与的渠道和激发社区居民的文化认同感。

4 结语

英国乡村社会、文化、经济在过去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发生的变化，也是当今中国乡村在快速城镇化中正在经历的。与英国相似的是，中国乡村既是多样化物种的栖息地，也是大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留地，对维护我国生物文化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英国乡村能够从衰退走向复兴，并成为“英国的灵魂”和民族文化的象征，离不开乡村多元价值的平衡和多功能的融合、乡村景观特征的维系、乡村景观资源的协同管理以及乡村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这几方面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当前的乡村振兴具有借鉴意义。

注释：

① 最初指定的10个国家公园包括：湖区、峰区、达特穆尔、斯诺登尼亚、彭布罗克郡海岸、北约克高沼、埃克斯穆尔、约克郡山谷、诺桑伯兰及布雷肯山。

② 空间规划不同于传统的土地利用规划，其整合了开发和用地政策，关注于不同计划，政策和项目之间的“协调”问题，并通过不同参与主体的共同协商来实现项目[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