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涛，韦 丹，陈思同，蔡一冰，吴鹏飞，马祥庆

(1.福建农林大学林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2.国家林业局杉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福建 福州 350002)

21世纪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全球经济高速增长，人类对于物质财富的渴望日益强烈。经济发展和城市扩张也带来了环境问题，使全球生态平衡被打破，地球生物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由于人类急功近利，忽视对精神文化的渴求，人类对文化的遗弃加剧了生态环境恶化，迫使人们重新反思人与文化、人与树木、人与森林之间的关系，亟待寻求可持续发展道路。在此背景下，许多学者进行了树木文化研究，更是有诸多关于树木文化的专著出版，例如：《中国树木文化大观》《中国树木文化源流》《森林文化学简论》《森林文化研究》《中国树木文化》《福建树木文化》《绿竹神气》《银杏文化学》《中国传统松柏文化》《梅兰竹菊文化》《北京皇家园林树木文化图考》《徽州树木文化图考》《中国竹文化通论》《中国杉木王》《桢楠文化》等经典著作，研究成果丰硕[1-15]。鉴于此，本文系统梳理和综述了近年有关树木文化研究成果，提出存在的问题并展望未来发展趋势，深刻挖掘树木文化内涵，为今后树木文化研究提供参考。

1 树木文化概念及文化属性

1.1 树木文化概念

树木文化概念的雏形应源于德国，世界林学奠基人柯塔(H.Cotta)研究认为“森林经营一半是技术，一半是艺术。”德国森林纯收益学说凸显了森林文化属性和价值，强调森林在建筑、美术、绘画、音乐中的价值[16]。我国学者对树木文化概念研究多是从森林文化援引而来。森林文化是人类以森林为载体，在人类历史进程中认识并利用森林进行社会实践产生的历史现象及所有相互关系的总和。苏祖荣[17]研究认为树木文化是森林文化的最初表达形式和基本组成，如竹文化、杉文化、榕文化等。张玉钧[18]报道树木文化包括古树名木文化遗产价值、栽植禁忌、物候应用、宗教信仰和民族植物学等。欧斌[19]指出树木文化是自然林学和人文林学的相互渗透，包含树木生态性、人文性、民族性、地域性和社会性等，及具体树种的文化。林晓民等[5]认为树木文化是“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一类体现形式，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人与树木、自然之间形成的相互关系，并由此而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并按照其内涵的广泛程度将树木文化分为3个层次。兰灿堂等[6]将树木文化阐述为是人们的一种生产和生活方式，一种群众自己创造和不断传承并为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化样式，并指出树木文化涉及诗文、绘画、音乐、工艺、园林、宗教、建筑、饮食等12个文化领域。因此，树木文化概念也日趋成熟，不同学者虽有不同表述，但殊途同归，都强调了树木的社会性和人文性。

1.2 树木文化属性

树木文化属性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孙文凯[20]揭示了古人赋予树木文化属性的方式及在景观中的应用价值。杨逢玉[21]认为树木文化属性是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与树木相关的文化现象和信息总和，如诗画艺术、栽培风水等；并建议在《园林树木学》教学中引导学生从文化属性角度认知树木。欧斌[19]研究表明树木文化属性是人类将树木自然属性与情感、哲学理念等交融后，依据自身需求赋予树木的文化现象，同时论述了竹、松、柏、枫香、柳、槐、梧桐、茱萸、梅、胡杨、桂、合欢、丹橘、杉木等树木的文化属性，表明文化属性多从诗歌词赋、历史典故、形态特征、宗教文化演绎而来。周俊启[22]建议树木文化属性应统筹自然属性，结合树木自然分布区文化研究，可利用文化属性选择造景树。杨忠义[23]结合古典诗词中精神意象和传统民俗文化象征论述了竹文化属性。王敬铭[2]通过检阅我国周秦至明清各时期的经史子集、诗歌词赋、散文、小品、戏曲、说部、笔记、书札等古文典籍100余部，对近530种树木的文化属性与源流进行了梳理，包含名材、名花、名果、名树、经济林木等，如松、柏、竹、桑、桃、苹果、桂花、杉木、樟树、木棉、三尖杉、罗汉松、重阳木、八角枫等。综上报道可见，树木文化属性是树木文化的核心内涵，它是人对树木的文化感知，并赋予树木象征意义和思想情感等。

2 物质层面的树木文化

2.1 树木物质利用

树木作为自然物满足了人类物质需求，在人类衣食住行当中均可体现树木的功用，如食物、建筑、桥梁、器具等，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戴启金等[24]报道河南大别山区69科155属409种树木可作景观树，如青荚叶、金丝桃、接骨木、枫香等，六月雪可作草坪、盆景，五味子、五加、望春花可入药，金樱子、湖北山楂、沙枣、悬钩子等果实可食用或制饮料，野八角、紫丁香、香叶树可提炼香料。张莉等[25]指出十大功劳、南天竹、接骨木等可药用；黄杨、木槿、小叶女贞等可作绿篱或立体绿化；山柳、鹅耳枥、乌冈栎、木兰等含有鞣质或芳香油，可提制栲胶或作化工原料；小构树、山麻秆、结香、小蜡树、金银忍冬等可造纸及人造棉；榛、米面蓊、白叶莓、高丽悬钩子、毛樱桃、花椒、青荚叶等可食用；胡枝子、长叶铁扫帚、尖叶铁扫帚等可作牲畜饲料；黄荆、小叶忍冬、山柳、筐柳、簸箕柳、杞柳、雪柳等可用于水土保持、防风固沙；此外，还有集药用、食用、工业、观赏于一体的多功能树种，如山楂、小叶石楠、悬钩子、枸杞子、紫藤等。李莉[26]探讨了松柏在古代即作行道树、门闾树、点景树、盆景、社木、陵寝树，同时也用于棺椁、贡品、建筑、船舶、食品、医药当中。夏冬明[27]论述了上海彩叶树如枫香、鸡爪械、乌柏、鹅掌揪、三角枫、火炬树、五角枫、盐肤木、银杏、马褂木、北美枫香等，并将叶色分为春色叶、常色叶、斑色叶、秋色叶。左芬等[28]报道梨树在古典园林和现代景观中作观花、观果、盆景用。张梅[29]研究表明辽东秋色叶树可造景，如孤植、群植、丛植等。陈笳鸿[30]揭示了树木提取物可应用在制革业、食品、医药、木材业、石油业。郭风平等[31]研究表明松柏、梅、杉木、梓树、竹、杏、李、杨树、黄连木、栾树、柳、桂、石榴等可作陵寝风水树。芦治国等[32]从安息香科树木的药用、观赏价值角度，认为此科树种可提炼白花油或安息香。吴雨谦[33]报道银杏在邳州的景观应用实例，并探讨银杏造景方法与原则。王树芝等[34-35]探究了商朝安阳盆地先民选用栎属、松柏作薪柴、建筑材料及用侧柏制井架，并报道梓树、楸树可作棺椁、桥梁、楼宇、船舶、药物等。可见，我国学者对树木物质利用方面有较多研究，涉及树木观赏价值、生态价值、药用价值、工业价值、经济价值等层面。

2.2 古树名木

古树名木作为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历史、文化、生态价值。董东[36]报道我国现今古树名木约20万株，千年以上树龄的约占总数的20%，并探讨了古树名木的美学评价方法。李莉[26]探讨了黄陵县黄帝庙的轩辕柏、泰山古松柏、香山听法松、戒台寺古松、天龙山盘龙松、灵龙山古松群落、黄山迎客松、九华山凤凰松、曲阜孔庙古柏、西藏灵芝的巨柏等古树的文化内涵。邓炎熙等[1]将全国范围内的古树名木收录成书并论述了古树的文化内涵，如衡山六朝银杏、大凉山珙桐巨树、腾冲秃杉、九华山李白手植树、武夷山朱熹手植桂树、南靖桫椤等。马祥庆等[14]对杉木王的内涵、价值、分布、生长状况、树龄等方面进行系统记录。李龙山等[37]从分布规律、栽培史、文化特征角度对陕西古银杏进行研究，阐释古银杏资源对区域化栽培的作用。庄婷等[38]揭示了尤溪古银杏文化价值，并指出古银杏文化遗产地开发休闲农业的条件。徐德嘉[39]论述了传统文化、经济活动、自然灾害对古树名木衰败的影响，建议结合复壮技术、民族文化，创建独立的树木伦理观和文化形态。刘易鑫等[40]从古樟空间分布、人文环境，如建筑、村落、碑碣等方面报道了婺源古樟文化。综上所述，古树名木作为见证当地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证据，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并从具体的孤树研究拓展到与该树有着联系的人物、事件、时间、空间等的研究，深化了树木文化内涵。

3 精神层面的树木文化

3.1 树木崇拜

在古代科技落后，人类对宇宙万物充满了神秘感，崇拜树木等自然物。色·斯钦巴图[41]研究表明阿尔泰语系民族崇拜树神，即保护神和生殖神；还报道了突厥语、蒙古语、满通古斯语民族的树神传说、树葬风俗、桦树制顾谷冠、树木崇拜禁忌等。邱璇[42]探究了壮族榕树崇拜，侗族杉木崇拜，苗族枫树崇拜、陇川阿昌族“大树招仙”的树木崇拜，普米族松树和麻栗树崇拜，壮族“龙林”、“神林”崇拜。陈西平等[43]对树木崇拜渊源与传统民俗关系及现代变迁研究表明，在“互渗律”作用下，人类把强化生殖力愿望外化为树木崇拜。李莉[26]结合松柏民俗、历史典故和图腾文化探究了松柏崇拜。刘根林等[44]揭示了汉文化中以树常青象征灵魂永恒，以坟上树之量、棺椁之质象征逝者身份与地位，以树木葳蕤显示生殖崇拜。陈小妹等[45]论述了海南人把榕树尊为“圣树”，可驱魔祈福等。陈西平[46]结合传统节日探究了树木崇拜。郭风平等[31]报道丧葬树种有高贵贫贱之分，皇陵和平民坟地旁依据墓主人决定树种。江民锦[47]结合侗族“十八杉”、“杉仙”等民俗报道了侗族杉崇拜。斯琴巴特尔[48]从历史、宗教、民俗、文学等领域探究蒙古族树木崇拜种类和祭火、祭敖包等祭祀中的树木崇拜，并论述蒙古族婚姻、生活用具、生死观与树木崇拜的渊源。陈西平[49]结合“树生人和竹生人传说”论证了祭祀、婚俗、建筑等民俗中的树木生殖崇拜。张红梅[50]从《山海经· 海内西经》记载“开明北有视肉、珠树、文玉树、玗琪树、不死树”的角度，揭示了齐国人对树木能沟通天、地、人三界的崇拜。王树芝等[35]从“梓潼树神”传说，将梓树作生命树，在诗词中把“桑梓”、“梓里”隐喻故乡，并用桑梓表达恭敬等方面论证了古人对梓树的崇拜。可见树木崇拜的研究集中于少数民族分布区树种，并且阐述了早期人与树木之间的关系，探明了树木崇拜的渊源。

3.2 树木宗教

宗教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历史上常作为统治者治国的工具。何长文[51]研究表明古代先民与树木之间存在共识伴随理念，先民选用树木基于实用价值和宗教因素。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即儒道释，此三教思想影响人们的生态观和价值观，并形成3类树木景观类型，如儒家孔林景观、道教道观园林、佛教寺庙园林。陈凤洁等[52]揭示了佛教为银杏文化传播提供了受众人群、场所、内涵，并且推动银杏广泛栽培。少数民族宗教也丰富了树木文化内涵，色·斯钦巴图[41]报道阿尔泰语民族在树神下举办宗教活动，如萨满教在桦树下举行汗位大选、萨满法会、祭祀活动。陈西平[49]探讨了在墨脱门巴族藏传佛教主巴大法会上，为驱赶邪祟，要跳“德羌”舞，舞者阴部会挂“波尔巴”树木制作的生殖器“卡让欣”。因此，宗教对于树木文化的影响较为深入，并直接影响了人们对树木的态度和情感依托。

3.3 树木美学

树木具有丰富的姿态和色彩，给人带来多样的视觉享受。富英俊[53]论述了北方树木雪景的神圣美、枝干朴素美、冬态美。严贤春[54]报道人可通过感官感受树木美，包括色彩美、姿态美、变化美、意境美等，并指出在园林景观中要考虑自然与规则、色彩和形态的对比与调和、节奏与韵律、疏密与透漏等关系中的美学问题。周悦玥等[55]阐释了园林孤植树的生态美、形态美，如雪松、南洋杉、松柏、银杏、凤凰木、柳、棣棠等。张梅[29]讨论了辽东山区秋色叶树木的美学价值，如黄檗、鸡爪槭、栾树、盐肤木、卫矛等。杨亚玲等[56]建议在风景林经营中应依据树木适应性引进高观赏价值的色叶树提升美感。张凯旋[57]从四季美景度角度对上海环城林带四季树木组成、观赏类型、彩叶色泽、树皮颜色、纹理等研究，评价了其树木景观美学效益。尹媛媛[58]探究了树木在陶瓷艺术中的美学价值，认为白杨、松、柳、枯树、寒柏等通过工艺处理后可呈现不同风格的自然美感。罗建举等[59]研究表明树木髓心横切面几何美学元素丰富，可构建美学图案。张红梅[50]探讨了战国时齐国用树木纹作装饰。魏亚娟[60]对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园树木的叶变色期、花期、果实成色期等研究，得出由季相变化呈现的树木景观美学特征。综上报道，树木美学的研究侧重于景观树的色彩和形态美学。

4 生态层面的树木文化

4.1 栽培理念

从古至今，我国积累了丰富的树木栽培思想和技术，是林业文化的瑰宝。石彦君等[61]研究表明蒲松龄所著《日用俗字》、《农桑经》、《农桑经残稿》中记载了林农结合的生态林业思想，并论述了桑树实生苗技术、压条繁殖与地桑繁殖技术、栽条、插条及桑树科斫技术等；在《农桑经残稿》中还介绍了梨、榆、竹等树的栽培思想及梅、枣嫁接技术，约涉及41种木本植物、117种花卉树种。江民锦[47]研究认为我国杉木栽培应经济和生态并重，适地适树、混农经营，强化可持续经营理念。李文静[62]探讨了陈嵘树木分类学、保安林、封山育林、倡导林业民有、制定全国林政、因地制宜的树木经营思想。可见对树木栽培理念研究尚浅，但对森林培育具有一定指导作用。

4.2 栽培制度

我国树木栽培制度研究尚不深入，俞新妥[63]认为杉木栽培制度是杉木人工林栽培方式及与之适应的栽培技术体系的综合体。马祥庆等[64]研究表明人工林地力衰退与栽培制度相关，如不合理的林地清理、整地、轮伐、幼林抚育等会造成地力衰退。支勇平[65]提出以短枝型和矮化砧为主的矮化苹果栽培制度可提升果品产量、质量。王玉梅等[66]研究认为建立林木栽培制度的关键因素是保护林地生物多样性，提出从不同生物地球化学角度研究不同区域人工林类型地力变化并制定符合其自然生长规律的栽培制度。余孚[67]探讨了《齐民要术》记载的黄河中下游经济树种的栽培技术，如播种、压条、分根、大树移栽等，并结合青桐、竹、栗、桑、枣、桃、李、葡萄树种从树木灌溉、栽培禁忌、剶治、嫁树、疏花、防冻害方面阐释树木养护技术。董俊平[68]报道了城市园林树的选择、种植与养护技术。综上报道，树木栽培制度的研究多集中于栽培技术研究，为树木栽培提供了技术手段。

4.3 树木生态产业

树木生态产业在我国有诸多报道。管志鹏[69]研究表明城市树木生态环境发展需从人为干扰、土壤、气候等因素考虑，为树木营造良好生存条件，并选择乡土树种，协调种间生态关系。方福新等[70]认为树木园旅游产业规划应充分利用树种资源，结合市场状况，融合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科学营建树木景观和设施。陈盛彬[71]建议树木生态旅游业应以植物造景为主，营建风景林、果林，达到观叶花果的效果，同时拓展科教、生产、对外交流等产业。战臣祥等[72]从银杏生态体系、种植保护、科研等角度论述了临沂银杏产业现状。肖永春[73]研究认为银杏木雕发展应加强人才培养和宣传，同时应以实用型木雕促进观赏型木雕发展。甘剑伟等[74]以“南宁树木旅游示范区”为案例介绍了森林生态旅游发展模式。唐军[75]报道应将树木、生态旅游与森林康养产业结合，促建现代多功能林业，强调国家应规范森林康养产业标准。综上报道，树木生态产业的研究主要为产业的发展方向和模式提供了理论支撑。

5 问题与展望

5.1 问题

我国对林木文化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最先关注的是森林文化，树木文化研究处于初级阶段，缺乏深层次的挖掘人与树木间的哲学伦理关系，也尚未构建完备的学科体系。早期对森林文化的研究是大尺度的、宏观的，是对森林、树木的整体认识，多是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美学、林学、生态学、历史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方式结合自身思想意识对常见树种的文化进行研究；多从物质利用、树木崇拜、树木美学角度论述树木文化，较集中对园林、经济林树木文化研究，包括观花、观叶、观果、观色类的树种，如银杏、桃、李、竹、梅、松、柏、茶、橘、枣等，较少涉足用材林树种，如杨树、杉木、桉树等，并且较关注树木的形态和色彩美，缺乏树木生态美和涵养美的研究。对于树木生态文化的研究多集中于栽培技术研究，缺乏栽培制度体系构建的探究，并且较缺乏栽培理念的实践性研究，多停留于“喊口号”的状态。我国树木种类多，使得树木文化研究任务繁重，短时间内难以全面展现所有树种的文化内涵，而且对于特定树种文化内涵的挖掘缺乏广度和深度，因此人们对树木文化的研究任重道远。

5.2 展望

为响应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号召，未来我国应加大树木文化科研项目的支持力度。我国树木文化研究应将构建树木文化学、森林文化学学科体系作为主要研究目标，其次应深刻挖掘具体树种的树木文化属性和内涵。此外，应结合“绿色发展”理念开展以“树木”、“森林”为中心的生态产业发展研究，应就增加生态林业发展创新点，变革陈旧的树木文化产业发展模式，推进森林康养事业发展，保护树木文化遗产和资源，诸如稀有树种、濒临灭绝树种、古树名木、原始森林、木构民居、桥梁和生活用具等方面开展研究。树木文化、森林文化研究是一项任重道远、利国利民、造福全人类的事业，守护一草一木是全人类的使命，需要人们携手前行，共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