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 100038)

0 引言

谈判自古有之，而以柔性手段和平化解危机的现代警务危机谈判源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国际社会在经历了德国“慕尼黑人质惨案”、英国“伊朗大使馆人质事件”等一系列的洗礼与惨痛教训后，开始认真思考解决危机的弹性手段[1]。我国广东省珠海市于2002年成立了全国第一支专业谈判队伍，谈判队伍于同年投入谈判工作，开始应用谈判的手段解决一些危机事件。如今，警务危机谈判已逐渐发展成为警方遇到危机事件时可采用的众多处置方法之一，并且已成为解决绑架、劫持、自杀等危机事件的有效手段。我国对警务危机谈判的研究至今已有近30年的研究历程，目前国内没有学者对警务危机谈判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警务危机谈判研究发展至今可对历往研究成果作一回顾、归纳与总结，明确当前警务危机谈判的研究现状，并为其未来的探索研究方向提供启发或启示。

1 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为文献来源数据库，以高级检索中的专业检索方式，检索表达式为“SU(主题词)=(’警务’+’警察’+’公安’)*(’谈判’)+(’人质’)*(’谈判’)+(’劫持’)*(’谈判’)+(’危机’)*(’谈判’)+(’反劫持’)*(’谈判’)-(’外交’)*(’谈判’)-(’商业’)*(’谈判’)-(’经济’)*(’谈判’)-(’国际’)*(’谈判’)-(’专利’)*(’谈判’)”，检索共得出531篇文献(检索时间为2019年7月18日)。通过对所得531篇文献进行筛选及清洗，剔除与本文研究无关联性或关联性极低的文献及公告、采访、手记、简报、资讯等非学术型文献，最终筛选得出263篇文献作为研究样本，文献样本的时间跨度为1992年1月—2019年6月，输出形式及内容为Refworks格式默认的文本内容。

2 研究方法

科学知识图谱是显示知识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一系列各种不同的图形，用可视化技术描述知识资源及其载体，挖掘、分析、构建、绘制和显示知识及其之间的互相联系，在组织内创造知识共享的环境以促进科学技术研究的合作与深入[2]。

数据信息可视化程序，即科学知识图谱绘制流程，可分为如图1所示的几个步骤：(1)确定研究主题。研究主题的确定必须选取具有一定研究时长，且已然有一定研究数量的主题，本文选取警务危机谈判为研究的主题。(2)数据检索与采集。数据可从各类数据库获取，在采集时必须反复思考检索的完整程度，只有获取研究主题饱和的数据才能使分析更具科学性及准确性。(3)数据清洗。原始数据会存在诸多问题数据，需要进一步清洗处理，如若出现多次检索交叉重合、检索得无关数据、同含义关键词等情况就需要进行无关数据剔除、数据去重与整合等数据清洗操作。(4)构建关系矩阵。关系矩阵一般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法或余弦算法等获取，是共现、聚类等矩阵绘制的重要依据之一。(5)知识图谱绘制与分析。依据处理后的数据进行知识图谱的绘制，并对知识图谱进行分析与解读[3]。

图1 数据信息可视化程序图

CiteSpaceV是一款可将一定数量的数据样本以规定的格式进行加载，并将数据样本加以计算、分析，从而得到各类科学知识图谱的可视化数据分析软件，可直接用于分析国内外各类数据库中的数据，如Web of Science(WoS)、Scopus、Derwent、CSSCI、CNKI等。本文是以CNKI数据库中警务危机谈判的相关文献数据作为分析样本的，虽然CNKI数据的完整性不高，但其所包含的数据已然足以对目前该领域的研究力量分布、研究热点及未来可能的研究趋势进行分析及预测。

本文应用基于JAVA平台运行的CiteSpaceV软件针对从CNKI获取的263篇文献数据进行分析，借助Excel图表制作及CiteSpaceV自带的绘图及可视化功能，通过系列数据计算、数据输出及可视化操作，获取柱状分布图、突现表、共现图谱、聚类图谱、时线图谱、时区图谱等一系列图表及科学知识图谱，用以描述年发文量、作者发文情况、作者单位发文情况、关键词使用情况，从而对警务危机谈判的历往研究状况进行可视化描述与解读，透析警务危机谈判的研究热点，并对未来研究趋势进行理论预测。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文献的关键词部分出现对同一内容表述不一的情况，故对此进行了关键词合并整合的操作。此外，由于历经近30年的时间跨度，有些作者的单位名称发生了变化，笔者亦对作者单位进行了整合操作，以当前作者单位的命名作为本研究中的作者单位名称。

3 警务危机谈判研究的基本现状

根据对警务危机谈判文献发表时序分布图(如图2所示)的观测，笔者将我国针对警务危机谈判的研究分为3个阶段：探索研究起步阶段、探索研究高峰阶段、探索研究平缓阶段。

探索研究起步阶段的时间跨度是1992—2003年。该阶段的总发文量较少，是3个阶段中总发文量及年平均发文量最少的，总发文量共计25篇，年平均发文量为2.08篇。该阶段的发文量间接说明了我国学者对警务危机谈判的关注度不高，该阶段的谈判研究主要集中在人质劫持谈判的理论研究，谈判的理论还未成型，处于研究的起步阶段。我国学者有少量对国外危机谈判的案例分析，但未有对国内危机谈判案例的分析，说明我国人质危机或人质劫持案件较少且影响力不大。

此外，根据警务危机谈判关键词突现表(如图3所示，该表为关键词突发性探测的结果展示)，能够观测得出在历往文献研究中突然大量出现的关键词，深色区域表示该关键词出现的年份长度。同时，亦可观察到起步阶段的研究内容及方向主要在于侦查对策、人质解救与谈判原则，大部分文献是将谈判作为一种人质劫持事件的处置手段，在人质解救中

图2 警务危机谈判文献发表时序分布图

少有针对谈判的详尽论述。

探索研究高峰阶段的时间跨度是2004—2014年。该阶段国内关于警务危机谈判的文献开始急剧涌现，发文量于2005年达到峰值，后几年依然保持着较高的文献数量。11年间总发文量为206篇，占历年总发文量的78.3%，年平均发文量为18.73篇，为3个阶段中总发文量及年平均发文量最高的阶段。其原因在于国内人质劫持案件时有发生，如“长春人质劫持案”、南京“12·27”人质劫持案、“8·30”江苏南京大巴劫持事件等。在这些国内人质劫持案件中，未能成功解救人质的事件在社会上引发了大量的舆论抨击，人民群众对警方处置的方式方法亦存在诸多质疑，因而将“人质劫持”问题转变为亟须研究及解决的重要问题，各方学者开始对解救人质的策略、方法进行深入研究，而警务危机谈判渐渐从人质危机处置的战略战法研究分支中剥离出来，成为研究主体，并以谈判为研究主体，衍生出诸多相关研究方向。此外，国内学者开始大量借鉴国外危机谈判的经验与教训，例如，别斯兰人质劫持事件、“8·23”菲律宾人质劫持事件、德国防暴警察解救人质策略等。由警务危机谈判关键词突现表(如图3所示)可见，“压力处理”“谈判方案”“谈判对策”“现场处置”“应对策略”等成为研究的主体。

探索研究平缓阶段的时间跨度是2015—2019年6月。该阶段相比探索研究高峰阶段的文献发文量开始出现下降趋势，总发文量共计32篇，年平均发文量为7.1篇。该阶段的研究状态表明在探索研究高峰阶段的研究内容及方向已然达到一定的饱和，需要再去开创警务危机谈判研究的新方向。由警务危机谈判关键词突现表(如图3所示)可见，该阶段“谈判模式模型研究”“形体语言”等研究方向成为近期研究的新热点。

伊始，在探索研究起步阶段，国内学者对于警方谈判事件的研究绝大多数集中于对劫持人质谈判的研究，故在此阶段将谈判称为“人质谈判”“人质劫持谈判”或“人质危机谈判”，说法不一。在探索研究高峰及探索研究平缓阶段，谈判的说法亦逐渐发生了改变。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质劫持的方式发生了改变，部分劫持者的劫持方式从持器械转变为持爆炸物，暴力等级不断升级，因此谈判的说法转变为“反劫制暴谈判”“反劫制暴战术谈判”“反劫持谈判”等。后来，由于危机事件逐渐多元化，不再只集中于劫持事件，更有自杀或者其他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这些事件均需要警方进行谈判，故而谈判的说法转变为警务谈判、危机谈判、警务危机谈判等。虽然目前仍没有学者针对谈判的说法进行详尽地比较论述，但有诸多专家对谈判的概念进行了定义。有学者认为危机谈判是指在公共安全受到威胁，已经产生危害影响，并且很有可能继续扩大严重后果的情况下，负有维护公共安全责任的一方，与危机制造者一方展开的沟通和协商，希望能够通过对话，安全和平地化解问题，减少公共安全危害[1]。亦有学者认为警务危机谈判的定义是面对危机事件时，由专业人员通过应用谈判技巧来开展工作，逐步建立双方沟通的桥梁，从而发现、创造、引导转机和机会，是警方为了达到自己所预期的目的而采取的一种和平交涉和妥善处置的手段[4]。

在许多文献与教材中，针对“危机谈判”与“警务危机谈判”二者的概念并不加以区分，很多公安类教材将“危机谈判”等同于“警务危机谈判”。

笔者认为，在公安学界，应当将“危机谈判”的表达进一步明确为“警务危机谈判”，理由如下：(1)虽然在公安学界将“危机谈判”等同于“警务危机谈判”的观点有一定的认同度，但在其他一些学科领域亦有“危机谈判”的概念，如在政治学领域、经济学领域等均有“危机谈判”的概念，若不加以区分，容易导致概念的混淆。(2)“警务”是指与警察法定职责范围内的工作有关的一切事务。“警务”一词的概念确实能够进一步概括“危机谈判”在公安学界的内涵，“警务危机谈判”的说法更为准确。因此，笔者认为“警务危机谈判”的说法更为符合目前警察对各类案(事)件进行的谈判处置进程。此外，与对谈判的说法类似，针对谈判人员的说法也不尽相同，例如谈判员、谈判手、人质谈判专家、谈判专家、危机谈判员、警务危机谈判员等，笔者对此在本文中采用了警务危机谈判员的说法。

4 警务危机谈判研究力量分析

4.1 核心作者探寻

核心作者是研究的主要核心力量，核心作者的数量表明该领域研究的整体水平，亦是推动该研究领域学术发展的重要力量。

表1 警务危机谈判部分高产作者

4.2 作者与单位间合作关系分析

启动CiteSpaceV，导入数据，同时选择Author(作者)与Institution(机构)，绘制生成警务危机谈判所有作者与单位间合作共现图谱(如图4所示)。由图4可直接观测得出发文作者间与单位间的合作关系，图中节点的大小表示发文数量高低，节点越大表明发文数量越高，反之则越低；节点间连线粗细代表两者合作次数多少，连线越粗代表合作次数越多，反之则越少；节点及节点间连线的颜色灰度高低表示发文年份久远程度，灰度高的表明年份越久远，灰度低的表明年份越近。

由图4还可获取各作者、各单位或者各作者与各单位之间的合作情况，由此可得各研究力量之间的合作程度。以研究力量中的研究单位为例，从图中可发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广东警官学院、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四川警察学院等4所警察院校的名称字体较大，即表明该4所警察院校的发文量大，亦间接体现出该4所警察院校中的研究作者数量较多，但该4所警察院校间的合作关系不强，均比较独立。

图4 警务危机谈判所有作者与单位间合作共现图谱

4.3 警务危机谈判高产作者与单位时区图谱分析

警务危机谈判所有作者与单位间合作共现图谱展现了全面的研究力量状况，但由于数据量庞大，并不能直观地看出高产单位与作者间的联系，而绘制警务危机谈判高产作者与单位时区图谱(如图5所示)就能直观观测出高产单位与核心作者间的联系，并能够看出单位与作者的最初发文时间，图5的点线含义解读与图4相同。

由图5可见，在警务危机谈判研究领域的探索研究起步阶段(1992—2003年)，郝宏奎是研究起步最早，同时也是发文数量较多的学者，主要致力于人质劫持事件的研究。张明刚自1998年开始致力于警务危机谈判的研究之中，其与多名作者有多次合作，至2013年仍与其他作者合作继续着警务危机谈判的相关研究，至今仍有发文。探索研究高峰阶段(2004—2014年)是众多研究成果集中显现的时期，高锋、邓志彪、张跃兵、何睿、孙良玉、于洋等学者为警务危机谈判的研究输入了大量的研究力量，使警务危机谈判的研究一度到达了高峰。探索研究平缓阶段(2015—2019年6月)在该时区图谱尚未有显示，说明这一阶段未有新的高产作者出现，研究到达了一定瓶颈，需要有新的研究思路与方向，为警务危机谈判的研究作出创新。

图5 警务危机谈判高产作者与单位时区图谱

5 警务危机谈判共词分析

关键词是论文主要内容的提炼与概括，同时也是贯穿于整篇论文的核心词汇，其能体现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与方向。对某领域相关论文的关键词进行观测、聚类及分析，能够得出当前该研究领域的总体研究方向及研究热点，并可进一步对未来该领域的研究内容及方向进行一定程度的预测，得出未来可能的研究热点。

5.1 警务危机谈判知识图谱绘制与描述

启动CiteSpaceV，导入数据，选择Keywords(关键词)，提取所有关键词，绘制生成警务危机谈判关键词聚类图谱(如图6所示)，其中Node(节点)394个，Edges(连线)1 188条，灰度代表聚类(相同灰度表示同一聚类)，十字符号代表关键词节点，符号大小与数量成正比，Density(密度)指数为0.015 3，Modularity(模块化)指数为0.570 2。Density程度为当前网络实际存在的连线数量，以其占最大可能连线数的比例来表示[6]。Modularity程度在0.4至0.8之间的图谱为较好的聚类结果，因此，该图谱聚类结果良好。关键词聚类图谱将关键词分为了12类，分别是人质解救、警务、警察、人质危机谈判、警务危机谈判、谈判策略、劫持者、谈判语言、谈判模式模型研究、危机处置、人质危机、恐怖主义。该聚类结果是软件基于Cosine算法得出关键词共现矩阵后，依据各项分析的数据得出的。

图6 警务危机谈判关键词聚类图谱

此外，CiteSpaceV还可直接生成高频关键词频次与中心性信息表(如表2所示)，Frequency(频次)可反映关键词在所有论文的关键词中出现的次数，简言之，关键词频次与该关键词出现在论文中的篇数成正比。Centrality(中心性)常用来进行中心性测度的指标，它是指网络中经过某点并连接这两点的最短路径占这两点之间的路径线总数之比。中间中心性高的点往往位于连接两个不同聚类的路径上，用来确定群体的算法(Community-Finding Algorithms)就是利用这个特点来区分网络中的聚类[7]。

表2 警务危机谈判高频关键词频次与中心性

在聚类图谱基础上可进一步绘制得到关键词聚类时线图谱及高频关键词时区图谱(如图7及图8所示)。

图7 警务危机谈判关键词聚类时线图谱

图8 警务危机谈判高频关键词时区图谱

关键词聚类时线图谱是依据聚类图谱的聚类结果、关键词频次，以及中心性选取部分与聚类相关度高的关键词，并将这些关键词根据关键词首次出现的年份及各关键词间的共现关系分布开来。关键词聚类时线图谱可结合关键词首次出现的年份、关键词共现关系及聚类情况加以多角度观测。

高频关键词时区图谱是通过截取相对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绘制而成的，本文研究样本量设定出现频次为3次及以上的关键词为相对高频的关键词。通过高频关键词时区图谱可更清晰地观测得到高频关键词在不同聚类中首次出现的年份及各关键词间的共现关系，从而可观测得出研究趋势的发展状况。

5.2 警务危机谈判研究热点与趋势分析

5.2.1 研究热点分析

依据关键词聚类、时线与时区图谱可以从不同角度观测与分析关键词的分布情况，但软件的聚类能力有限，其缺乏灵活性，不能将相关的关键词予以更为细致、全面的概括与聚类。因此，关键词聚类图谱的聚类命名及聚类词汇可作为初步参考，根据反复观察与思考，可将该12个聚类进一步合并优化，将警务、谈判策略、谈判模式模型研究归为聚类一(谈判理论研究)，将谈判语言研究归为聚类二，将人质危机、人质危机谈判、危机处置、警务危机谈判、人质解救归为聚类三(人质危机处置研究)，将劫持者、警察归为聚类四(谈判主体与对象研究)，将恐怖主义归为聚类五(恐怖分子人质劫持研究)，如表3所示。

表3 关键词聚类优化结果

5.2.1.1 聚类一：谈判理论研究

在谈判的理论研究中，有许多学者对谈判原则进行了深入思考与研究，根据我国学者的归纳总结，笔者以武力与非武力划分的角度，总结得出谈判原则主要有：(1)不妥协谈判原则。目的在于为武力营救争取时间。(2)武力震慑与谈判结合原则。攻心型战术谈判，尽可能不使用武力，从谈判对象心理瓦解其攻击的决心。(3)零伤亡谈判原则。生命至上，杜绝武力处置，以言语及行为感化谈判对象，从而和平解决危机。不妥协原则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第2条第二款之规定“国家不向任何恐怖活动组织和人员作出妥协”，因此，对恐怖主义应当运用不妥协谈判原则，而其余的谈判一般运用零伤亡谈判原则优先，武力震慑与谈判结合原则备选的谈判原则。此外，在现代法治社会，警方在危机谈判中向劫持者承诺的底线有二：一是不能造成二次危害；二是不能摧毁法律权威[8]。

其次，有学者借鉴了国内外许多领域的模型与技巧策略加入警务危机谈判的模型之中，例如，SAFE模型、“行为阶梯影响”(BISM)模型、SFBT形塑技巧、主动倾听策略等，这些模型的融入使谈判理论研究更具科学性，更为体系化。SAFE模型是一种在谈判进程中根据影响危机升级与危机指数下降相关度最高的4项基本因素(自尊与情面、情绪与情感、关系、实质性要求)进行分析，从而提出有针对性的谈判策略与方法的谈判方法模型[9]。BISM模型是一种谈判者通过与谈判对象建立良好关系，利用谈判发展的阶梯性阶段作为基本框架，应用心理疏导与行为影响等方法和平解决危机事件的谈判方法模型[10]。SFBT形塑技巧，即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形塑技巧，是一种强调在二者沟通交流中，一方有意识地在一定程度上转换另一方言语表达的内容与方式，将其置于特定位置从而改变其直觉构成的言语交流的技巧[11]。主动倾听策略是指谈判人员积极主动去倾听谈判对象的感受与想法，并对其表示理解与认同，从而与谈判对象建立良好的关系，进一步与其深入交流的一种谈判策略[12]。

此外，有学者借助国内外谈判的不少案例进行分析与思考，如“8·23”菲律宾人质劫持案、“长春人质劫持案”等，总结了谈判成功经验与失败的教训，以此精进谈判各个环节的处置模式及策略，进一步充实了警务危机谈判的理论研究。

5.2.1.2 聚类二：谈判语言研究

我国学者针对警务危机谈判语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1)接近、探查、应答、劝降谈判对象等阶段的谈判用语与禁忌语研究；(2)谈判中的语义分析研究；(3)攻心、欲擒故纵、以柔克刚、先声夺人、最后通牒等人质劫持谈判技巧研究[13]；(4)微表情与形体语言研究；(5)在自杀干预谈判中谈判用语的策略与技巧研究。

研究表明谈判语言与警察执勤或执法用语不同，其展现更多的是警察对待人民群众的“柔”而非对待执法对象的“刚”。警务危机谈判员必须转变自己的思维，不可在谈判时将谈判对象当作执法对象，因而语言表达应更具亲和力，主要目的在于劝导、商议及拖延。其次，谈判语言更为灵活、婉转，是以安抚与引导为主要方式来尽可能顺应谈判对象，从而协助谈判对象化解内心的郁结，特别是针对自杀事件，谈判用语恰当，能够感化自杀者，谈判的成功率将会大幅提高。

5.2.1.3 聚类三：人质危机处置研究

该聚类包含的研究方向较为丰富，警务危机谈判是该聚类各研究方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聚类中研究方向包括：危机处置流程与模式、武力营救战术与策略、第三方或亲友介入探究、监狱内劫持谈判探究、特殊心理现象研究等。危机处置流程与模式是危机处置研究的重点，而警务危机谈判是危机处置中的一个重要手段，亦是决定和平解决或武力处置的分流节点。武力营救战术与策略中，战术性谈判是其中的重要策略之一，许多学者对战术性谈判有较为详尽的分析与论述。第三方或亲友介入主要是指邀请谈判对象要求对话的人员或谈判对象的亲友与谈判对象进行对话交流的谈判模式。监狱内劫持谈判是为特殊场所的特殊人员进行的谈判，谈判对象是罪犯，谈判原因可能为自杀或自残、劫持其他罪犯、煽动其他罪犯情绪引起骚动等。人质比较特殊的心理现象主要有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伦敦综合症、歇斯底里狂哭综合牢骚症[14]。其中，由于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可能对谈判产生积极意义，因而针对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研究学者居多。

5.2.1.4 聚类四：谈判主体与对象研究

警务危机谈判的主体是警务危机谈判员，警务危机谈判员是谈判队伍中最为重要的角色，其谈判能力直接决定着谈判的结果走向。因此，有学者对警务危机谈判员的能力进行了研究，得出洞察力、沟通调解力、情绪自控力、思辨应变力、判断决策力及心理素质是谈判员最为重要且必须具备的能力。此外，谈判员一般不能赋予其完全的决策权，要秉持谈判不指挥，指挥不谈判的原则，忌让拥有绝对决策权的人员担任谈判员。谈判不是仅为谈判员一人的工作，而是需要依靠队伍团队共同协作配合的，有学者将谈判队伍的人员划分为谈判组长、谈判员、记录员、策略员、联络员、物料员等，其主要职责包括：协调、谈判、记录、分析、联络、后勤保障等[15]。

警务危机谈判对象主要包括劫持者、轻生者。谈判员要将谈判对象的心理作为谈判的根本着力点。在谈判初期，谈判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要稳定谈判对象的情绪[16]。对于谈判对象心理情况的分析是研究谈判对象最为重要的研究方向，一旦清晰谈判对象的所思所想，把握谈判对象的心理变化状况，以此来决定使用何种谈判手段及对策，从而对整个谈判过程起到引领性的作用。

5.2.1.5 聚类五：恐怖分子人质劫持研究

恐怖分子不同于一般犯罪嫌疑人，恐怖分子劫持人质具有劫持规模大、目的性明确、组织计划性强、劫持手段多样、残酷、致命等特点。在人质劫持事件中，恐怖分子总是以人质的生命安全为筹码，迫使政府与其谈判，企图要挟政府答应其要求，如释放被关押的恐怖分子、勒索巨额钱财、迫使政府停止反恐行动等[17]。因此，恐怖分子人质劫持谈判难度大，对于恐怖分子的政治要求，通常政府会采取不妥协原则，一般谈判仅为战术性的拖延，而一旦谈判结果未达到恐怖分子预期即可能会将人质陷于危险境地，即使采取武力营救势必也会危及人质生命安全。

我国恐怖性人质劫持事件发生率低，因而我国学者针对恐怖主义人质劫持谈判的研究主要是将国外谈判处置案例穿插于研究之中，以俄罗斯车臣恐怖分子人质劫持案例研究居多，例如莫斯科人质危机、别斯兰人质危机等。我国有学者提出关于恐怖性人质劫持谈判的两点看法：第一是谈判中应将尝试说服恐怖分子无条件投降作为首要目标，将寻求人质和恐怖分子双方的安全撤离作为次级目标；第二是永远不关闭谈判之门[18]。但目前与恐怖分子的谈判依旧是困扰全球政府及警方的难题，通过谈判解决恐怖性人质劫持事件是相当困难的。

5.2.2 研究趋势分析

警务危机谈判的应用研究在关键词突现表(如图3所示)出现频次较高，因此，其可能成为目前及今后一段时间的研究方向。此外，根据本文其他图表综合分析可得，目前我国学者对于警务危机谈判的研究成果是将部分自身或他人实践所得进行理论化的产物。理论研究是为实践服务的，理论来于实践，高于实践，因而又能指导实践，其最终目的是能将研究成果更好地服务于实践。目前，将理论研究输出于实践的方式就是教学与培训，教学与培训模式的研究为数不多。近年来，虽有多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在刑警、特警中选拔谈判员，成立谈判组，并聘请专业教官团队开展谈判训练。但是，从全国范围而言开展这类专业训练的省(市、自治区)还是少数，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尚未真正意识到这类实战化训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19]。由此观之，当前研究成果并未能全部应用于指导警务危机谈判的教学培训，警务危机谈判员的教育训练还停留在起步阶段。因此，将理论化产物应用于警务危机谈判教学培训研究可能成为今后研究的一大热点与趋势。

其次，在研究方法方面，实证研究亦可能融入警务危机谈判的研究中。当前，我国学者极少有依据警务危机谈判员的实践反馈进行实证研究的。警务危机谈判的教学培训除依据理论研究设计培训的内容与结构外，必将是以培训对象，即警务危机谈判员的实践反馈作为培训结构与内容优化升级的依据，例如追踪式研究，即对每期培训后的所有或部分培训对象记录其在实际工作中的每一次谈判过程，并加以分析、总结的研究方式。因此，未来警务危机谈判的研究方法可能不再仅停留于理论研究，部分研究内容会更倾向于实证研究。

最后，对实践反馈的分析总结能够得出许多谈判经验与不足，亦能得出谈判员的能力素质，从而进一步构建谈判员的能力结构模型。此外，警务危机谈判员能力素质提升途径研究亦会成为培训的内容与结构优化的重要导向之一。因此，对警务危机谈判员能力素质的研究亦可能成为该领域研究的一大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