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

摘 要：1909年10月广东咨议局正式成立，虽然只存在了两年时间，但广东咨议局不仅参政议政，兴利除弊，还在辛亥革命前为革命党人的公开或隐蔽的活动提供了很好的掩护;辛亥年武昌首义爆发后，咨议局则成了全省的议事总机关，为广东兵不血刃，和平光复，做出了一定贡献。

关键词：广东咨议局;议员;革命党

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9）01-0061-04

清末新政是清政府的最后一次自救，在这一过程中一系列举措相继出台，其中1907年10月清廷正式下令筹设咨议机关—咨议局。1909年2月，广东咨议局筹备处在两广总督张人骏的支持下成立，经过半年的筹备，广东咨议局于1909年10月14日正式成立。广东开近代风气之先，欧风美雨熏陶之下，各种思想相互碰撞，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领导的反清斗争亦是接连不断，广东咨议局在其存在的两年中与革命党之间是如何关系，又与推动广东独立有何关系，本文就此进行深入探讨。

一、辛亥革命前的广东咨议局

（一）广东咨议局中的革命党人

根据《咨议局章程》和《议员选举章程》的规定，广东省共选出94名议员，有资料可查的75人为举贡生员，其中进士3人，举人25人，贡生28人，生员19人。另有18名议员，虽未注明传统功名，却都有担任京官或地方官的经历。这表明广东咨议局议员绝大多数是拥有功名的社会上层，他们对清政府抱有期望，希望通过参与政治改革以改变社会与现状，并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广州的驻美领事在对美国外交部的报告中提及咨议局议员的选举：“中国官方对这次选举结果和选民缺乏兴趣，极感失望。据说有些选出的议员，在个人能力上，根本是无法执行议员的职务的。选举时，似乎有不忠实的现象出现，如错计票数，受贿等，听说每票可值一百至五百港币。但舆论对这些不忠实的行为，极为激动，不少公众集会在广州市内举行，抗议此事。张人骏前总督在年初离任时，曾对现任代总督袁树勋说，南方的人民，智识程度已渐提高，政府官吏必须注意民意。”[1]美国领事的报告表明，民众意识的进一步觉醒，使得广东咨议局在其存在的过程中，将不仅仅是清政府装点门面和自救的工具，更要扮演广东变革的重要角色，而咨议局议员和工作人员中也确有革命党人的存在。

陈炯明作为单选的咨议局议员是可以确证的同盟会同志。陈炯明字竞存，广东海丰县人。陈炯明考中秀才后，先是在海丰速成师范学堂学习，后又进入广东政法学堂求学。进入政法学堂后，陈炯明受到较多革命思想的影响，开始积极参与和领导民族革命活动。广东咨议局成立，陈炯明顺利当选咨议局议员并被选为常驻议员，同年根据冯自由的回忆：“陈炯明时任谘议局议员，亦在广东入党（同盟会）。”[2]陈炯明作为常驻议员在咨议局诸多议员中变现甚为积极，关于禁毒、吏治、经济和教育等方面都提出相关议案，多达15件。而陈炯明在咨议局最有影响的活动是对“禁赌”议案的力推，华字记者都评价“方代表与陈议员（陈炯明）言论极有锋棱”[3]。后在表决该案时，陈炯明连填两个“可”字，以表禁赌态度之坚决，并出面联络各界通电北京、上海、香港、澳门等地同乡，群起攻击投否决票的议员。陈炯明作为咨议局议员一面积极推动广东的民主政治改革，一面又以议员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宣统二年，广州新军起义爆发，陈炯明负责联络各起义队伍，同时凭借自己的议员身份，“与清吏接洽，借探清军举动”，为革命党人的活动采取有效地掩护措施。黄花岗起义爆发前，陈炯明又为起义做了大量筹备工作，在广州设立秘密机关多处;在新军中宣传革命;发动马育航、钟秀南、陈演生、陈其尤、陈潮等东江同志组织敢死队，响应起义。咨议局议员的身份为陈炯明宣传并开展革命活动，提供了非常好的掩护。

古应芬、邹鲁作为咨议局的工作人员，亦是同盟会会员。古应芬在咨议局担任书记长，邹鲁则担任书记，二人虽只是咨议局的工作人员，但是“禁赌”议案的通过他们也功不可没。对“禁赌”这一提案投票时，持赞成意见的议员，把自己名字和“可”字书写在票面上，反对的则写自己名字和“否”字，邹鲁对所有投票一一登记并开列清单，并于当晚把议场的情形和全部投票的名单，没有任何保留地地送到报馆发表。随后，古应芬和邹鲁二人都提出辞职。面对此种情形，副议长丘逢甲先生与全体赞成提案的议员，共同提出辞职。禁赌总会经过广州市民的努力在明伦堂成立，他们声援“可”议员，声讨“否”议员，要求政府宣布“定期一律禁赌”，弹劾“否”议员。这样，投“否”票的议员，迫于情势，也不得不辞职了。这一片辞职声，引起清廷派出按察使、劝业道和巡警道三位大员来查办。舆论压力之下，清政府对投“否”票的议员，都准许辞职，而对于投“可”票的，则都予挽留[4]。1911年7月，《广东禁赌条例》被清政府颁布实施。事件之后，邹鲁与陈炯明为宣传革命思想共同创办《可报》。《可报》利用当时咨议局禁赌案投“可”票的“可”字之意义，既增加了号召力，又有咨议局的招牌作为护符。《可报》成了革命党人联络同志的重要机构，而咨议局则不仅接洽主要的革命党人，还是藏匿军火炸弹重要机构。

（二）广东咨议局对革命党人的保护

正如历史学家张朋园所说：“副议长丘逢甲是立宪派中难得的杰出之士，他推荐留日归国的同盟会会员古应芬担任秘书长。古氏复招朱执信、邹鲁等人入秘书处工作，革命党与咨议局正式发生了关系。”[5]丘逢甲，广东镇平人，字仙根，又字吉甫，号蛰仙，近代爱国志士、教育家和诗人。广东咨议局成立后，丘逢甲当选为咨议局副议长，正是其对革命党人的保护才使得革命党同志可以在咨议局进行一系列相关活动。

因发难时间过于仓促，1910年的广州起义归于失败。后广东省巡警道王秉恩获得起义相关名单，查出陈炯明、邹鲁与起义有关，准备加以逮捕。丘逢甲说，陈某、邹某皆是我最信任者，假使他们是革命党，那么我一定也是。如若要按名单捉人的话，请先从我捉起[6]。王秉恩无可奈何，只得称“想必是他们误报的”[7]，陈炯明、邹鲁在丘逢甲的保护下免于被捕。丘逢甲却因此事“亦被嫌不轻也”，水师提督李准和王秉恩就扬言省城大绅有革命党，“即隐指先生”，但丘逢甲不以为意，“与当局周旋如故”[8]。发生于辛亥年的黄花岗起义，是国父孙中山领导革命之第十次起义，死事惨烈，声撼全球。起义失败后，邹鲁回到咨议局，一面“吩咐警兵差役等，到外面去看守”，一面“将全部军火炸弹，妥为秘藏;并且把有关文件烧了”，然后仍旧住在咨议局想继续救护同志[9]。丘逢甲得知起义消息后，从蕉岭迅速赶回省城广州，次晨找到邹鲁，告知他“汝与竞存参与此次起义，业已查获确据，汝其速行避去为要”[10]。又是由于丘逢甲事先暗中通知，陈炯明和邹鲁才得以安全逃离广州。为搜捕革命党人，时任两广总督张鸣岐下令闭城搜捕，丘逢甲亲自前往两广总督府“力加反对”，促使张鸣岐取消了城禁，革命志士因而获得机会迅速离开并保全生命。此外，王秉恩又把邹鲁参与办《可报》宣传革命之罪告知丘逢甲。丘说，“邹鲁余之学生也，果有罪，可先辦我”[11]。所以王秉恩只是停办《可报》，不敢再深追究。作为咨议局副议长丘逢甲对革命党人的保护是不争的事实。

革命党人在广东咨议局的力量相当有限，但是其在推动广东民主政治改革，监督地方执政，特别是禁赌提案的通过，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同时，咨议局在保护革命党人和革命联络以及隐藏武器弹药方面，又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咨议局是清政府尝试改革并自救的重要门面，但也是革命党利用其进行合法斗争的重要场所。

二、辛亥年广东咨议局与广东革命

（一）广东咨议局对革命态度之转变

武昌首义取得胜利，进而引起全国革命的总爆发。而广东咨议局则成了广东全省政策决议中心和推动“和平独立”的重要工具。

广东咨议局议员绝大多数是立宪派，他们拥有财富和地位，所以恐惧因革命使得自己一无所有。1910年春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以“蓄谋不轨，扰乱治安”的罪名，两广总督袁树勋对新军士兵镇压残酷，而咨议局以议长易学清为代表联合广州十多个头面人物发公函给袁，声称“该兵形同叛逆，罪无可逃”。由此反映了咨议局中大部分人员和广东社会上层对革命的敌视态度。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后，广东咨议局又对两广总督张鸣岐上书说：“窃阅报纸，川省警报，乱象已成，几至不可收拾。生民涂炭，上贻朝廷西顾之忧。……窃谓各省水旱偏灾层见叠出，饥民遍野，群盗如毛，万一匪党趁机响应，大局何堪设想。拟请俯念地方紧要，迅赐电奏，吁请维持以安人心而保大局”。以上可见，以咨议局为代表的立宪派在武昌起义前已对清王朝失望，但他们更害怕革命所引起的社会动乱，所以对待革命除丘逢甲等极个别人之外是持反对态度。

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形势发展迅速，很多省份相继宣布独立。广东一些州县已被革命军攻占，清王朝的覆灭已成定局，粤省大吏如惊弓之鸟，为了保全自身利益，咨议局在10月22日会议开幕后，即讨论维持公安办法。10月25日，咨议局正副议长易学清、丘逢甲、卢乃潼和在籍安徽巡抚邓华熙、前湖北布政使梁鼎芬等，在文澜书院召集省中各大团体集会，讨论“维持广东公安事”。会上通过三条决定，“一、所有乱事省份，来电调兵、拨铜、拨械，三者断不能应命，至各协铜均一律暂为截留，以为防守之用;二、即日成立监督官吏改良政治总机关;三、由报界公会推举若干人，前赴香港与旅港各团体接洽，俾资联络而保公安”[12]。这些决定表明咨议局和广东的士绅们既没有提出与清政府彻底脱离，也不想予以挽救，对共和革命更未提及赞成与否，自保态度十分明显，他们只是希望在混乱的局势中“图谋公安，深望广东得免变乱之痛苦”[13]，更使自己各方面免受伤害。广东咨议局此时对革命是持保留态度，不支持亦不反对。

但这种“滑头自保”的态度，并不能得到群众支持，支持广东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广东咨议局的大部分议员随着形势的变化，其态度也开始发生了转变。10月29日上午，九大善堂、七十二行商、总商会等团体在爱育婴堂集会，各团体经过商议做出“承认共和政府”的决议，并决定派代表赴港“与共和政府机关部直接宣达意见”[14]。同日下午，各团体再次集会商议，宣布广东独立并与清政府脱离关系。随后，绅商团体代表结队游行，沿途群众纷纷加入，行至督署前，要求总督张鸣岐立即宣布广东独立。清军在汉口大智门胜利的消息使得张鸣岐态度变得强硬，派人将市民欢呼独立的“旗灯扯去”，并星夜张贴布告，声言如“有意抗拒不遵”，定将“严加剿办”[15]。广州情势骤然紧张，店铺皆“闭门停市”，工厂“多已辍工”[16]。面对如此紧张形势，广东咨议局态度却已转变，不再与督署相附和，赞同民众要求，接受革命支持共和，并为策划广东和平独立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二）广东咨议局对广东和平独立之推动

1911年11月上旬，贵州、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先后独立。形势的发展越来越不利于广东的地方统治者，咨议局与其他各团体为广东独立抓紧策划。广东统治阶级的阵营已经开始出现分化。水师提督李准自遇刺被炸之后，即倾向于革命，后又遭到张鸣岐猜忌，被收回兵权。咨议局副议长丘逢甲登门拜访李准，乘机劝其归向革命党，李准也感到“民心思汉，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维持”，在“利害相权”后，终于“立意反正”。李准接受一切投诚条件，完全倒向革命，张鸣岐仍犹豫不决。副议长丘逢甲又登门拜访，对其“暗中开导”，反复“晓以利害”，说：“大局已无可为，若江道一塞，已无出路矣”，陷入孤立的张鸣岐终于被迫同意改变其对革命态度。11月8日，由张鸣岐至友江孔殷约同丘逢甲（咨议局议长易学清自参加文澜书院会议后，出于对群众声势的恐惧，闭门不出）由咨议局发出通知，召集各界各团体代表到局参加集会。会议顺利召开，参会者达千余人，张鸣岐亦派代表出席。广东独立，重新组建政府以及成立议事、行政机关的决议在大会上通过。其中港澳以及广州各民间团体选派不少于五人组成议事机关，“未举定之前，由议局议长议员担任”;行政机关以张鸣岐为临时都督，龙济光为副都督。11月9日，社会各界再次在咨议局开会举行独立典礼，因张鸣岐已于头一天晚上逃往沙面避匿，龙济光也未就任副都督职，胡汉民被大家推举为都督。最后，会议做出了有关广东独立的十条决议，欢迎革命党组织和政府及临时机关，宣布共和独立。广东和平独立宣告成功，清王朝在广东的专制统治终结。

三、结语

正如美国驻广州领事对咨议局的评论：“中国历代以来的政治制度十一个集权专制和完全民主是混合物。要在这样的政治矛盾中，建立一个适中而能代表民意的政府，实非易事”[17]，广东省咨议局存在了不到两年时间，其以西方议会制度进行组织，虽未有立宪政府的实际经验可遵循，却竭尽全力得到人民支持并争取权力。据不完全统计，咨议局存在期间议决案共147件，内容涉及整顿吏治、兴办学校、奖励兴办实业、清理财政、改良监狱、纠举地方官吏、保护发展工商业以及地方兴利除弊等各方面，揭露了清政府统治的黑暗，“迫使省总督改变其主意”，使其不能专断自如。咨议局议员和工作人员中革命党人的存在，咨议局又为革命党人公开或私密的活动提供了一定的掩护。同时资产阶级立宪派也利用咨议局这一合法舞台争取了民心，使得在辛亥年咨议局成了全省议事总机关，各种协调工作先后推进，更是推动广东独立的关键机构。总之，咨议局作为晚清的自救机关和资产阶级立宪派的参政舞台为广东革命和广东的和平光复做了积极推动工作，其贡献不能全盘否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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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15〕〔16〕政协广东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东辛亥革命史料[M].廣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125，130，135，138.

（责任编辑 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