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心路历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渊源略论

2019-03-22王跃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1期

摘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在学术界的标识，伴随了其毕生的心路历程，每一阶段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渊源。早年求学于提倡“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复旦公学，是这一思想的启蒙阶段;题写王观堂纪念碑铭时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标志着这一思想取得重大发展;中古史研究时期，陈寅恪将其作为治学旨趣，是这一思想的成熟与实践阶段;隐居南国他依然坚守这一思想，直到生命终结。

关键词：陈寅恪;马相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复旦公学

中图分类号： G648.28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9）01-0060-05

陈寅恪先生认为在治史过程中，“对于古人之学说”要有一种“了解之同情”[1]279的情怀，正如他所说：“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例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1]280这样才能更加准确地了解历史事件的本来。我们研究陈寅恪先生，也应秉持这种情怀，即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来对待陈寅恪先生的毕生经历，这样才能更加准确地了解陈寅恪先生的一生。

1929年，陈寅恪先生题写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时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学界对于这一思想有过不同层面的解读，但对这一思想渊源的研究，除了王震邦先生的《独立与自由：陈寅恪论学》一书稍有论及，其他相关研究文献并未作出专门研究。而且王震邦先生只是从西学和西方近代思潮影响的角度[2]71，从学理上对陈寅恪的这一思想进行阐释，并未注意到“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复旦公学学风的启蒙作用，以及佛教的自主原则和具有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历史人物对其的影响。因此，关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渊源研究尚有未发之覆。本文以一种“了解之同情”的情怀，从启蒙、发展、成熟、实践以及坚守几个阶段来关照陈寅恪的这一心路历程。

一、启蒙：马相伯的教育思想与复旦公学学风的影响

近代著名爱国教育家马相伯于1902年创办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震旦学院，他在办学中提倡“养成学者自由研究之风”[3]282。他说：“科学之教授，尤当自由，否则图读古书，物而不化，而所授与授法，皆固步自封，无以应世界维新之用。”[3]2821905年，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继承了震旦学院的办学宗旨，继续提倡“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并将其作为复旦公学的办学思想和方针。因此，无论在震旦，还是在复旦，校园内都弥漫着民主自由的学术氛围。

陈寅恪于1907年插班考入复旦公学[4]24，此时复旦公学已成立有两年时间，各项办学工作已经成熟，陈寅恪在这里读了两年高中，直到1909年以第一名[5]54的考试成绩毕业[4]27。虽然陈寅恪在复旦公学只学习了两年时间，但是复旦公学的办学学风以及马相伯的教育思想都对其产生了深远影响。复旦公学提倡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学风，给正处于青少年时期的陈寅恪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陈寅恪身上萌芽生根，并对其一生产生深远影响。马相伯十分重视对西方语言文字的学习，认为“一国之语言，一国之心志所藉以交通也，一国之文字，一国之理想所藉以微验也”[3]101。提出学习西方必须先通晓西方的语言文字，即“泰西成学之士，当国之家，国文而外，鲜不旁通三四国者，况世界竞争日巫，求自存必以知彼为先，知彼者必通其语言文字”[3]50-61。从陈寅恪毕生的学术生涯可以看出，他早年游学欧美多年，学习西方语言文化，后回国任教提倡“民族文化本位论”，这与马相伯先生提倡的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继承传统文化精髓等教育思想不谋而合[3]50-51。可见马相伯的教育思想和理念对陈寅恪的治学影响深远。

二、发展：题写清华大学王观堂纪念碑铭

陈寅恪从复旦公学毕业后，先后游学欧美各国，历时十余年，于1925年归国任教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1927年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王国维自投颐和园昆明湖，陈寅恪悲痛万分，是年在《挽王静安先生》和《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陈寅恪提到王国维殉身于文化时，并未明显地论及思想自由，直到1929年5月[5]121-122，他在《北大学院已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中说到：“添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7]246此时不难看出，陈寅恪已表露出自由之思想。是年6月，“研究院同学为静安先生树立纪念碑于校园内工字厅东偏，乞先生为‘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文中论思想自由之真谛”[4]72。陈寅恪先生题写王观堂纪念碑铭时，在碑铭的最后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1]246至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主张被陈寅恪正式提出。有学者认为，这是陈寅恪对王国维学术文化心态的理性表达，也有学者认为，这是陈寅恪在借王国维之死阐发自己的学术主张。这两种说法都在学理上对陈寅恪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进行了合理的解释。但是就后者来说，陈寅恪为什么会借王国维之死阐发自己的思想主张呢？根据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的一句话，“吾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Eidos者。”[7]12王震邦先生认为：“此‘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固属西方古典于学术上的探求，其于王国维身上所阐扬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或更系由此而来。”[2]71汪荣祖先生似乎并不赞同这种说法，认为“然王国维以死所呈现的独立与自由意志，似与西方自由思潮不尽相同”[8]26。即王震邦只是从学理上给予其合理的解释。然而陈寅恪在王观堂纪念碑铭中所阐发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还有其内在根源，即复旦公学学风“学术独立，思想自由”。陈寅恪先生之所以在王国维纪念碑铭上正式提出这一思想，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其对复旦公学学风“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多年思考与实践的结果。这从碑铭词的开篇就可以看出，“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1]246由此可見，首先，陈寅恪对思想自由之思由来已久，这是他对古今仁人志士研究之后的理性总结;其次，陈寅恪对思想自由十分推崇，甘愿以死捍卫自由思想;再次，陈寅恪对思想自由的古今仁圣十分崇敬，这从其日后对于陶渊明、韩愈、柳如是等具有独立精神之人的研究中不难发现。

三、成熟与实践：开展中古史研究

陈寅恪先生在思想认识与实践的交互中始终恪守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其中古史研究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走向成熟与实践，佛教之精义，魏晋之“清谈”，陶渊明、韩愈等人之精神均对陈寅恪产生深远影响。

佛教所倡导的自由独立精神对陈寅恪产生了深刻影响。陈寅恪先生早年受沈曾植、王国维等人的影响，加上曾担任过北洋经界局督办蔡锷的秘书一职，经界局“分译东西图集，详溯中国经界源流”的工作促使其坚定了“史学救国”的志向[9]。其对西北史地之学颇感兴趣，而研究西北史地之学需涉及多种东方古文字，加之马相伯教育思想的影响，遂1918年，陈寅恪踏上了长达八年的欧美留学历程，在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学习梵文和巴利文以及其他东方古文字[4]41。通过学习运用这些语言文字，陈寅恪对佛经与边疆民族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佛教所倡导的自主原则即自由独立精神对他产生深刻影响。因此，佛教所倡导的自主原则也是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重要来源。相反，这种精神又进一步指导其1927年至1930年间的佛教研究以及其他领域的学术研究。

陈寅恪在《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之关系》（载于《元白诗笺证稿》）一文中论述了白居易的思想与佛道的关系。他认为：“乐天之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足。‘知足之旨，由老子‘知足不辱而来。盖求‘不辱，必知足而始可也。此纯属消极，与佛家之‘忍辱主旨富有积极之意，如六度之忍辱波罗蜜者，大不相侔。……由是言之，乐天之思想乃纯粹苦悬之学，所谓禅学者，不过装饰门面之语。故不可以据佛家之说，以论乐天一生之思想行为也。”[10]33除此之外，他的多种著作中都有涉及对佛教精义的阐发和对比研究，足以见得陈寅恪对佛学思想研究之深刻。

魏晋时期士阶级的“清谈”学风也深受陈寅恪的关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环境与陈寅恪生活的年代颇为相似，令其感同身受。魏晋时期，士人崇尚“清谈”，这种文学学术风气对陈寅恪一生产生重要影响。陈寅恪在《清谈与清谈误国》一文中表达了其对魏晋时期士阶层“清谈”学风的观点。1943年7月陈寅恪在坪石中大所授专题“清谈与清谈误国”中指出：“清谈一事，虽为空谈老庄之学，而实与当时政治社会有至密之关系，决非为清谈而清谈，故即谓之实谈亦无不可。”[11]450在这里，他将“清谈”归结为“政治作用”，虽具有“崇明教与尚自然之分”，但“决非仅属口头及纸上之清谈”[11]450。正如他所说：“总之，清谈之于两晋，其始也，为在野之士，不与当道合作;继则为名士显宦之互为利用，以图名利兼收而误国。故清谈之始义，本为实谈;因其所谈，无不与当日政治社会有至密切之关系。”[11]452此时的陈寅恪已经注意到学术与政治的关系。1953年，陈寅恪先生的学生汪篯南下劝师北上，陈寅恪在与学生谈话中表达出了自己的主张，那就是“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关于北上问题，他在《对科学院的答复》实际上与《清谈与清谈误国》中所表达的精神是一致的。

陶渊明、韩愈等人的性格与陈寅恪也有某些相似之处。陈寅恪先生十分推崇陶渊明、韩愈等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古人，这从其对陶渊明、韩愈等人（1）[12]152的多次专门研究中不难发现。

陶渊明作为魏晋时期士人的典型代表，陈寅恪对其进行过深入研究，集中体现在《桃花源记旁证》和《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两文之中。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中，陈寅恪详细论述了陶渊明思想与清谈的关系，依然采用《清谈与清谈误国》一文的逻辑，对陶渊明的思想大为赞颂。他认为：“陶渊明之为人实外儒内道……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13]229陈寅恪对陶渊明的推崇可见一斑。

韩愈作为唐代具有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典型代表，陈寅恪亦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集中体现在《韩愈与唐代小说》《论韩愈》两篇文章中。陈寅恪认为，“唐代小说，一篇之中，杂有诗歌、散文诸体，可称‘驳杂无疑”，“唐代小说家之思想理论实深受佛道两教之影响，自文士如韩愈之观点言之，此类体制亦得蒙‘驳杂之名”[11]440。这一观点与他在研究韩愈同一时期的其他唐代文学家如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等给出的结论一致，即都关注佛教对当时文学走向的影响。“退之（韩愈字退之）以谏迎佛骨得罪，当时后世莫不重其品节，此不待论者也”，但是韩愈和其他人一样，虽同有古文运动之中心思想，即“尊王攘夷”“此种潜意识”，“然均不免认识未清晰，主张不彻底，是以不敢亦不能因释迦为夷狄之人，佛教为夷狄之法，抉其本根，力排痛斥，若退之之所言所行也。”[13]329由此可见，首先，陈寅恪认为韩愈等人对佛教认识不够清晰，不懂得吸收佛教的有益因素为我所用;其次，陈寅恪是赞同佛教之法的，只是佛教产生在异域，需要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进行合理吸收，即“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虽似相反，而实足以相成”[1]284。陈寅恪懂得佛教的精义，所以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提出，“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1]284-285。

陳寅恪坚持“民族文化本位论”。他力求“史学救国”，但坚持历史研究要独立，只有这样国家才能独立。正如其在《北大学院已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中写到：“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7]246 他虽然竭力提倡西学，全身心地传播西学工作，但他明确表示那是为“我”所用，是振兴中华的一种手段。“一国有一国的文化精神，一国有一国的语言文字。尤其是我国自有数千年的历史，当自家知道爱护发扬它。”[3]556

四、坚守：隐居南国的学术研究

晚年隐居南国的陈寅恪依然坚守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初衷，在“目瞽膑足”的恶劣条件下进行着自己的“心史”学术研究。

陈寅恪隐居南国的抉择是其坚守自由独立精神的突出表现。新中国成立之初，陈寅恪应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之邀，将自己的后半生寄于南国，开始其最后的学术生涯。这一选择亦是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坚守。他的《对科学院的答复》是其心声的最明确表达。他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11]463可见，虽然陈寅恪题写王国维纪念碑铭一事已过去多年，但是他依然初心不改。他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11]463。这与复旦公学所提倡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是一脉相承的。

《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在晚年坚守自由独立精神的“心史”写照。《再生缘》的作者陈端生与河东君柳如是乃中国古代女性中思想自由和精神独立的超越之人。陈寅恪通过《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不仅是用生命来歌颂两个女性，更是其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在恶劣的环境中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坚守。余英时先生说陈寅恪先生“史学三变”[14]453，笔者认为陈寅恪先生的治史生涯是一以贯之的，都是围绕“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个主题展开。纵观陈寅恪先生数十年的史学研究，不难发现，有些成果的研究对象相同，虽然时间相隔很长，但这充分说明他关注的研究对象是一直存于内心的。对此可以找到许多例证。如1936年的《韩愈与唐代小说》与1951年的《论韩愈》，研究对象都是韩愈，逻辑上是贯通的。正如柳如是在《金明池·咏寒柳》中所说的那样，“春日酿成秋日雨，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第一章缘起开篇中告诉读者：“昔岁旅居昆明，偶购得常熟白茆港钱氏故园中红豆一粒，因有笺释钱柳因缘诗之意”[15]1。又1938年，陈寅恪《蒙自南湖》一诗中写道：“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7]24，在1953年的《论再生缘》结尾，他说：“十六年前作此诗，句中竟有端生之名，‘岂是蚤为今日谶耶？噫！”[6]84。这些都从侧面佐证了陈寅恪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坚守。

在《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不同程度地借颂扬陈端生和柳如是两位才女来表达“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认为：“端生心中于吾国当日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皆欲借此等描写以摧破之也。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6]66又曰：“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音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槪其余。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矣。”[6]73

同样，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的缘起中提到：“虽然，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缺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侍门子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15]4

由此可见，晚年的陈寅恪依然坚守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如吴宓所说：“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豪未改变。”[12]427余英时先生亦如此评价：“晚年治史不仅不是为考证而考证，也不止于为史学而史学。他是要通过史学来维护平生持之极坚的文化价值，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两大项目。”[14]474

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最后偈曰：“……得成此书，乃天所假。卧榻沉思，然脂暝写。痛哭古人，留赠来者。”[15]1250他感叹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写成此书实属不易，这是上天的嘉奖和授予。他在痛哭古人的同时，希望来者能够继承他用生命所坚守的思想和精神，实可谓感人涕零。

五、结语

陈寅恪先生的全部思想和实践构成了其独特的心路历程与人格景观，背后衬托着中国近现代思想与学术的流变。陈寅恪先生用其一生的实践所坚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不是凭空臆造的，这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人生经历密不可分，他人生的每一次选择都与这一思想有着内在渊源，对于这些选择，我们要以“了解之同情”对待，方能更加全面准确地了解陈寅恪先生。今天，关于陈寅恪先生的研究已经走过了近40年，相信在未来会有更多的研究成果出现，学界也会对陈寅恪先生及其成果有一个更加全面客观的认识。

注释：

（1）陈寅恪又进一步指出：“与此相关是陈寅恪的学术论证经常出以‘假定（假设或假说）的命题形式……陈寅恪提出的‘假说（假设）虽用于历史论证，往往也期待能超越现实而进入另一论述境界而为一具有新意的认识，既类似‘演绎法又与柏拉图的‘辩证法似有暗合之处。”请参见王震邦《独立与自由：陈寅恪论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版，71-72页。

（2）吴学昭记载：“作为清华中文、历史两系的合聘教授，寅恪伯父在中文系开有‘文学专家研究课：1.曹植。2.阮籍。3.陶潜。4.谢灵运。5.鲍照。6.庾信。7.王维。8.李白。9.韩愈。10.刘禹锡，元稹，白居易。11.李贺。12.李商隐。13.欧阳修。14.苏轼。15.黄庭坚。16.陆游。17.杨万里。18.周邦彦。19.辛弃疾。20.吴文英。‘取专家中之足以表一时代文学或独能创一格者，加以研究与批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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