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正

（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 211189）

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必须坚持的重大原则。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1]这是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重大理论命题的首次提出。2015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以法律形式确认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国家安全工作领域内的指导地位。在理论界，“总体国家安全观”自提出以来，引发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话题。本文在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的基础上，就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善与拓展的可能性方向，以期为今后更深入的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时代背景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形成离不开特定的时代背景。目前，学界主要从国际、国内两方面对其时代背景进行阐述。

（一）国际背景

从世界总体格局看，一方面，国际性安全风险日益增多，不仅有军事、政治、外交等传统安全问题，金融风暴、恐怖主义以及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日益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发展不平衡的加剧，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发达国家为维护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矛盾摩擦日益增多，成为诱致国际环境不稳定的重要原因[2]。从中国周边外交局势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最大竞争对手。美国出于遏制中国崛起的考量，自2012年开始推行“亚洲再平衡”的战略，增加了中国巩固周边战略依托的难度。中国周边外交环境存在着诸多风险与威胁：朝鲜半岛的对立状态威胁本地区的安全，萨德系统入韩破坏了东北亚的战略稳定；美国不断在南海挑起争端，破坏地区稳定；等等，都对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产生严重影响[3]。从中国的国际责任看，虽然当今世界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但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各国之间不仅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也有着许多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彼此需求与相互补充的空间与可能性。这也决定了世界各国之间的矛盾与对立不是绝对的，而是变化的、可塑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将本国国家安全与国际社会共同安全统筹结合，是对国际间矛盾变化规律的科学把握，有助于推动和谐世界建设，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担当[4]。

（二）国内背景

从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但民族复兴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毫无挫折的，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既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遭遇各种可以预见与难以预见的风险与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党要一以贯之地强化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越是取得成就的时候，越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确保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不被阻滞甚至打断[5]。从当前的社会发展形势看，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及社会基本矛盾发生转变，国内安全局势面临着发展与矛盾叠加形成的复杂形势。一方面，社会各领域不确定、不可管控的风险显著增多，由此引发的公共安全问题也明显增加；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大量积聚甚至引发冲突，直接威胁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国家安全形势的复杂化与叠加性，迫切需要有新的科学理论来统筹谋划，以新的国家安全观来指导国家安全工作[6]。从人民的现实需求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生理需求只是人的最基本需求，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必须首先满足人民对生命财产安全的需求，满足人民拥有安全生活生产的社会环境的需求。新时代人民安全需求以及其他美好生活需求的实现，离不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落实[7]。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渊源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形成，得益于前人优秀的理论成果，有着深刻的理论渊源。当前，学者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来源进行论述。

（一）理论之基：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的和平国际观，为总体国家安全观奠定重要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维护国家的独立是开展国际合作的基础，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基本条件。总体国家安全观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和平国际观一脉相承，强调在日益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安全形势下，必须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各国应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8]。其次，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以及方法论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哲学基础。从唯物论角度看，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从世情国情出发，是对新时期我国国家安全的统筹安排；从辩证法角度看，总体国家安全观既坚持底线又统揽全局，既全面推进又重点突出，既立足国内又放眼国际；从唯物史观角度看，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经济、政治、文化、信息等各方面的安全，保障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9]。最后，首个社会主义国家创建者——列宁提出的国家安全思想，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列宁的国家安全思想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即强大的军队是巩固人民政权的基础，通过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交往来维护本国安全，以及利用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系统继承并发展列宁国家安全思想的精神内核，高度重视军队建设，注重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着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国家安全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南[10]。

（二）文化之源：中国传统安邦保民思想

总体国家安全观汲取了传统政治思想中仍具有时代价值的部分，是古代治国安邦理念的新时代阐释。从《周易》中的“君子安而不忘危”，到《道德经》中的“治之于未乱”“防患于未然”，再到《左传》中的“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均体现中国古代先贤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总体国家安全观继承这种风险防范意识，在中国面临诸多可预见与不可预见风险威胁的形势下，强调未雨绸缪、防微杜渐，将一切不利于国家安全的消极因素降至可控范围内[11]。习近平经济安全与生态安全思想则继承中国传统的生态哲学理念。从老子的“道法自然”、孔子的“知命畏天”，到荀子的“天行有常”，都充分阐明人类对自然应当葆有敬畏之心，人类的实践活动不应超出自然生态所能承载的范围。习近平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念，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高污染以及高能耗的现实状况，创造性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等重要论断，为我国生态安全以及绿色循环经济发展指明了科学的道路[12]。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根本宗旨，亦是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与发扬。从《尚书》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到《孟子》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贞观政要》中的“君舟民水”，均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重民、贵民、亲民的民本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地继承和吸收以民为本的思想，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13]。

（三）历史积淀：党的历届领导集体的国家安全理论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的领导集体始终高度关注国家安全问题，在不同时期形成不同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形成凝聚了深厚的历史积淀。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传统国家安全观，邓小平时代在和平和发展主题下兼顾政治安全与经济安全的综合国家安全观，江泽民时代面临日益多元化安全威胁形势下确立的新综合国家安全观，胡锦涛时代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的新国家安全观，均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14]。从继承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理论是一个与时俱进、动态发展的理论体系。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是对中共历届领导集体国家安全理论的一脉相承，亦是习近平同志在长期治国理政的实践中认真总结国内外安全形势发展变化，提炼出的系统性的新型国家安全理论[15]。从创新与超越的层面看，当今时代，我国国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以往的国家安全理论无法有效应对新时期国内外安全局势的诸多变化，总体国家安全观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传统国家安全理论的思维窠臼，是基于国家安全形势整体性、全面性、持续性以及系统性把握的前提下，对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的重大创新[16]。

有学者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借鉴了欧美国家的国家安全理论。西方国家安全理论起源于17世纪中期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时期，至近代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国家安全理论体系的主导话语。西方国家安全理论虽不能完全阐释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却能够为中国国家安全理论体系提供诸多有益的启发[17]。总体上看，现有研究成果虽从不同角度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渊源进行阐释，但缺乏对其实践来源的关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产生不应脱离对新时期中国具体国情的探讨，当代中国国家安全实践亦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理论来源。

三、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内涵

科学认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内涵是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内涵进行了阐述。

（一）多核心说

林宏宇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因应时代发展需求形成的新型国家安全理论，其理论内涵主要由四大核心内容构成：一是内外兼顾，以内保外，通过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互动互补，实现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互联共通；二是包容共赢，命运共同，通过加强国家间的协调合作，打造命运相连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三是经济优先，核心不让，经济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要以经济的稳步安全增长保障其他各领域的安全；四是义利并举，积极参与，在利用国际和平环境和经济全球化发展自己的同时，也须以自身繁荣回馈当代世界[18]。也有学者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所涉及的安全领域众多，可以归纳为六个核心问题。一是主权安全问题，必须保证国家主权与治权的统一，严防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二是政治安全问题，意识形态安全是政治安全的核心与灵魂，必须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三是社会安全问题，要以社会的稳定发展与公平正义的实现，增强人民对社会共同体的认同；四是经济安全问题，要集中有限资源，促进产业升级，实现经济转型发展；五是战略安全问题，要走出“越开放越安全”的逻辑陷阱，牢牢把握国际交往中的战略主动权；六是国际安全问题，全球性风险不断增多，需要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共同努力，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治理新秩序[19]。

（二）五位一体说

高祖贵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五位一体的总体架构：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就是要坚持以民为本，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以政治安全为根本，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团结并带领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经济安全为基础，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最大的安全；以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为保障，就是要创建中国特色军事力量体系、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建立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机制，确保国内各领域的安定有序；以国际安全为依托，就是要突破“零和博弈”思维，倡导普遍安全、平等安全、包容安全、合作安全理念，着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石磊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五对关系”为基本框架：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这“五对关系”所蕴含的具体安全内容构成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主体部分。每对关系之间都是相互影响、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且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实现相互转化。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统筹协调好“五对关系”，并统一于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体系建设中[21]。

（三）要素构成说

有学者总结归纳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中涉及国家安全的部分，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内容上突破了传统安全观的单一性，共涉及11 项安全要素，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科技、生态、信息、资源、国土以及核安全，不仅有关乎国计民生的、全局性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国家安全，也有涉及某一领域的较为具体的安全内容，从不同层面系统完整地反映新时代国家安全观的丰富内涵[22]。刘跃进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开放性的体系，并不局限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涉及的11 项国家安全要素，它是一个动态发展与不断调整完善的理论体系。随着国家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这个理论体系中的安全要素还会相应增加，如目前至少增加了“国民安全”一项，即12 项安全要素。因此，准确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科学内涵，不能只停留于系列讲话文本解读的层面，更要深刻领会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精神实质，对国家安全体系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深入研究[23]。

也有学者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种复合型的理论体系：面向主权实体的国家安全位于体系中层；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共安全与面向世界的国际安全分别位于体系的上下层。多层次的理论体系准确把握了新时代国家安全形势发展变化的新特点与新趋势，是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科学指导[24]。

综上所述，学界从不同角度出发，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内涵进行阐述，为准确认识总体国家安全观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基于此，不妨对总体国家安全观作如下界定：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以人民安全为根本宗旨，统筹总揽多层次、多类型、多领域的国家安全要素，协调运转、动态发展的系统性国家安全理论。

四、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大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25]当前，学界主要从三个层面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意义进行阐述。

（一）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新时代提出新课题，新课题催生新理论。孙东方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立足国内外安全形势的重大变化，总结提炼中国国家安全建设的经验教训，创造性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科学揭示国家安全的本质，实现了党在国家安全理论上的创新发展，丰富并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6]。马强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回答好什么是国家安全以及怎样实现国家安全这个重要的时代课题。总体国家安全观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家安全理论以及新时期国家安全面临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系统回应了如何应对各种安全风险以及安全挑战的问题，成为指导当前与今后国家安全工作的科学指南，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在国家安全领域的重要理论成果[27]。

（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安全保障

国内环境安定有序，国际形势和谐稳定，才能保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不出现重大的波折动荡。周爱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处于新的历史方位，必然要经历各种新的安全风险的严峻考验。现代化强国建设涵盖的领域越广阔，国家安全维护的现实需求就越多元；民族复兴的步伐越向前，国家安全维护的强度就越增加。在前所未有地接近民族复兴光明前景的关键阶段，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谋划安全与发展，科学布局国家各领域的基本安全，为全面保障民族复兴历史进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28]。颜晓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距离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梦想更进一步，但也意味着在通往民族复兴道路上必须解决好新时代的重大矛盾，抵御具有诸多新特点的重大风险，应对前所未有的诸多重大挑战。总体国家安全观客观地反映了新的时代要求，深刻把握了新时代的安全形势，是铸就中华民族复兴梦想、进行伟大斗争的强有力的安全保障[29]。

（三）为构建国际安全提供中国方案

当今世界并未彻底摆脱两极格局时代“零和博弈”模式的阴影，西方话语体系中的“国强必霸”思维依旧大行其道。叶自成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跳出“零和博弈”的思维窠臼，超越“国强必霸”的西方国家安全范式，主张“对话优于对抗”的多边共赢的模式。在大国关系上，总体国家安全观倡导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协商、彼此尊重的新型大国关系；在国与国的交往中，总体国家安全观主张“结伴而不结盟”的新路径，致力于打造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在地区冲突中，强调和平对话，协商解决地区争端。这些主张与理念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积极贡献，为国际安全发展提供新的范式[30]。有学者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促进国际安全为战略依托，坚持联合国宪章框架下的主权平等，倡导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强调国家间应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坚持和平、普惠、主权与共治的基本原则，为世界朝着更加美好、更加多极化的方向发展提供中国方案，是中国智慧在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应用[31]。

五、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特征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因应时代发展需求的重大理论创新，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色。当前，学者们主要从三个方面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特征进行阐述。

（一）时代性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刘建飞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近年来国际安全领域，特别是对我国由大向强发展新阶段的全新安全局势的深入总结，在关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传统重要领域的同时，还涵盖文化、资源、生态、网络、海洋、太空等多个领域，从而将国家安全的范畴大大扩展，是一种更加全面、更符合时代潮流、更与时俱进的新安全观[32]。唐永胜认为，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基于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既不能过高评估我国的国家实力，也不能妄自菲薄过于低估本国的综合国力，缺乏战略自信。离开基本国情求安全，离开时代发展求安全，或者就安全求安全，都无法真正实现国家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顺应时代的发展变化，科学界定国家安全的现实利益需求，统筹协调安全与发展的关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的可持续安全理论[33]。

（二）人民性

人民性是习近平国家安全理论最鲜明的特色。从具体内容看，总体国家安全观突破了传统安全理论仅关注国家主体的局限，将安全维护的范围从“物”的安全扩展到“人”的安全，强调人民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主体性地位[34]。从根本宗旨看，总体国家安全观将人民安全至上的核心理念，融入并贯穿于国家安全建设的所有领域。一方面，国家安全的一切工作是为了人民，人民是否安居乐业，人民生活生产是否安全，人民利益是否得到有效保障，是衡量国家安全维护工作的基本标准，是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的价值指向；另一方面，国家安全一切工作依靠人民，人民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否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取决于人民是否认同并广泛参与，人民的支持是国家安全体系建设发展的不竭动力[35]。从政党性质与国家性质看，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以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追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正是党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在国家安全领域内的贯彻落实；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宪法总纲第二条明确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此国家安全体系的构建，必须以实现人民安全为基础与前提条件[36]。

（三）系统性

在日益复杂的安全形势下应对多样化的安全威胁，必须切实增强我国系统性的抗风险能力。在宏观层面，总体国家安全观从战略全局的高度来审视国家安全体系布局，统筹考虑国内外各种安全风险，全面阐明国家各个安全领域工作的基本准则，高度概括地区、国家以及全球安全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与逻辑性；在中观层面，总体国家安全观将以往各种安全理论与安全模式中的现实安全问题进行归纳总结，并统一于“总体”中，它并不专注于某一具体问题的解决，而是立足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安全进行综合性考量，并提炼出系统性的应对方案；在微观层面，总体国家安全观科学阐释国家安全体系内部各安全要素的内容、定位、逻辑关系以及彼此关联性，将体系内部各安全要素凝聚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形成一个系统性的安全理论体系[37]。余潇枫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系统性体现在两方面，即理论的体系化与安全体系的全面化。一方面，将“总体”置于“安全观”之前，体现理论的整体性思维；将“国家安全”置于新时代的宏观“场域安全”下，则体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全景式视野。另一方面，总体国家安全观将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国土与国民安全、经济与生态安全、国内与全球安全等诸多辩证统一的安全要素统筹考虑，全面规划国家安全体系建构的布局安排，体现了系统性与综合性的理论思维[38]。

综上所述，学者们从人民性、时代性以及系统性等方面探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特征，有力地回应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根本宗旨、结构特点以及时代特色等基础性、关键性问题。需要注意的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特点是因应时代发展变化而形成的，新时期中国具体国情与国家安全形势，决定了作为科学指导理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特点。

六、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践路径

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指导实践。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研究最终指向的是国家安全工作的实践领域。当前，学界主要从三个方面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践路径进行阐述。

（一）树立科学的国家安全理念

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树立科学的国家安全理念。马占魁认为，要综合运用系统思维、辩证思维以及底线思维统揽国家安全工作全局，既重视外部安全又要重视内部安全，既要提升眼前安全也要着眼长远安全，既要提高经济效益也要注重生态保护，既要保全国家利益也要保护公民个人利益。要在统筹兼顾中不断强化与时代相适应的安全意识与安全理念，方能真正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科学理论落实在安全工作实践中[39]。任天佑等人认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在服务安全工作大局中不断增强忧患意识、底线思维与担当精神。新时期国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空前扩展，在国家安全工作实践中，必须通过强大的战略定力将忧患意识、底线思维与担当精神统一起来。无论安全形势发生怎样的变化，都要紧紧抓住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个根本目标和时代主题，始终高度警惕国家被侵略、颠覆以及分裂的危险，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被破坏的危险。在壮大实力的同时，强固安全底线，提升安全系数[40]。也有学者提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形成科学的思维方式：一是树立国家安全维护的战略思维，在思想认识上提高站位，从战略性、全局性高度去审视国家安全工作；二是树立国家安全维护的辩证思维，以辩证思维把握不同安全领域之间的逻辑关系，协同推进国家安全维护工作；三是树立国家安全维护的法治思维，国无法不治，要强化国家安全维护责任主体的法治意识；四是树立国家安全维护的底线思维，要对当前我国面临的严峻国内外安全形势有清醒认识，强化危机意识，明确安全底线[41]。

（二）加强新时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

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最终要落实到提升国家安全能力上来。吴德刚认为，国家安全能力是一种系统能力，提升国家安全能力必须以制度体系为依托，落实在具体的安全维护实践中，体现于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效果上。首先，要切实增强国防军事能力。军事能力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首要能力。新时代中国和平崛起的关键阶段，必须全面推进国防与军队现代化，有效应对我国周边主权领土争端、大国地缘竞争以及民族宗教等问题。其次，要提升预判、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国家安全能力突出体现于重大风险防控能力上，进入新时代，尤其要防控那些可能影响民族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42]。王勇认为，提升国家安全能力，关键在于从战略层面增强国家应对多重安全挑战的能力。一是持续增强国家安全战略支撑能力，包括增强应对重大安全挑战的基本能力建设，协调各部门关系以及各领域安全机制能力建设，加快军地融合能力建设，完善区域与周边合作的安全风险管控能力建设，灵活快速进行安全战略决策的能力。二是不断加强国家安全战略实施指导能力。在战略思维上，要突破因循守旧的过时观念，善于借势谋划，营造积极有利的整体态势；在战略布局上，要构置科学合理的战略布局，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战略重点上，要在加强传统安全领域能力建设时，补齐非传统安全能力的短板。三是提升国家安全战略运用统筹能力。要统筹好国家战略资源的使用，综合利用各种国家安全战略手段；科学合理使用军事力量，包括军队的常规运用以及塑造和平能力的运用；要增强和平状态下各种能源的安全与战略资源的稳定供应[43]。

（三）建立健全法治保障的国家安全体制

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根本保障。杨海认为，国家安全制度的具体设计，应该从三方面进行宏观把握。首先，要形成统分结合、协调高效的国家安全体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集中指导下，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企业的各层级安全机构，都必须严格遵照统一指示，协同应对国内外各类安全风险，实现安全资源利用的最大化、最优化。其次，要建立起安全战略制定、执行以及监督的科学机制。在新《国家安全法》的基本框架下，要在信息收集、情报处理、危机防控以及预警分级等方面形成制度性措施，完善各类安全工作的审查监督制度。最后，要健全新兴安全领域内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国家安全体系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开放性系统。随着社会高速发展与科学技术进步，新型国家安全风险会不断出现，必须基于新的安全需要，及时完善新兴领域的安全审查制度，避免新型安全风险带来的巨大损失[44]。江必新认为，自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地位确立以来，国家安全的立法工作在不断推进，但国家安全具体实施的法治保障机制仍不健全，还需要在五个方面进一步完善。一是基于安全工作的传导性与关联性，在各个安全工作领域之间建立协调与衔接机制；二是健全国家安全工作责任主体的督促、检查以及追责机制；三是建立跨安全部门的定期议事与协作配合工作机制；四是优化国家安全的系统联动工作机制；五是完善国家安全工作的经费、资源以及科技人才持续供给保障机制[45]。

综上所述，学者们主要从意识、能力及制度三个方面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践路径进行阐述。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多偏向于从宏观视角论述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路径方法，具体如何将总体国家安全观融入到某些领域的安全风险治理中的研究较为少见。此外，国家安全体系是一个系统性的结构，在中微观层面上各安全领域的工作如何协同配合，各安全部门的风险防控怎样统筹协调等问题还需要进行更加细致深入地探讨。

七、评价与展望

通过文献梳理可知，学界已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内涵、重要意义、基本特征、实践路径等方面进行较为全面的论述，初步建立起相关理论体系。但也要看到，研究中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今后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进一步的拓展与完善。

（一）深化基础理论问题研究，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理论学术话语

从现有研究成果看，学者们从军事学、情报学、经济学、国际政治学、公共安全学等学科视角出发，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各领域各方面进行全方位的理论研究，推动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但总体来看，由于学界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关注与研究时间不长，在基础理论的研究上还存在诸多不足，与国家安全体制改革的实践要求不相适应。完善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必须进一步深化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未来可以对国家安全风险的来源、演变规律与时空分布，国家安全体制建构的顶层设计以及重大国家安全问题的跨部门协同应对机制等问题进行研究；可以整合相关学科如行政学、管理学、情报学、信息工程及法学等多学科的优质资源，形成国家安全理论研究的跨学科科研团队，重点对国家安全体系的基础性、关键性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建立综合性、前沿性问题以及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专题研究，填补国家安全理论体系中的研究空白。学界也可以借此契机建构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理论学术话语，进而丰富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二）拓宽研究范围，增强对非国家行为体的研究

随着新时期国家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国国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扩展，国家安全所涉及的主客体范围也大为增加。推进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贯彻落实，不仅要靠国家领导集体的顶层设计、制度安排，也要靠各级行政部门的具体执行，还需要各类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的积极参与。现有研究成果过于偏重对国家主体的宏观研究，对于各类非政府组织以及公民在国家安全维护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研究较为少见。事实上，在某些安全领域，社会组织甚至个人等非国家行为体发挥的作用更加积极有效。今后的理论研究中不妨将研究领域适当拓宽至非政府组织与公民个体层面上，如非政府组织与公民在国家安全维护中的定位、参与机制、作用机制等等，都是值得关注的领域与方向。此外，在国际安全形势的研究中，还需注意国家安全威胁的来源不仅是主权国家，也有可能是某些敌对的境外组织、集团甚至个人。现有研究成果偏重于总体国际格局、国家间力量博弈等因素的阐释，忽视对某些境外非政府组织给我国带来的安全风险。对此，未来应进一步拓展安全风险来源的研究论证，进一步完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体系。

（三）拓展全球性视野，加强国际经验的交流互鉴

构建符合本国国情的国家安全体系，是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的前沿问题。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也出现了一些世界先发国家的国家安全理论与实践经验的研究文章。如信息安全领域，有学者在考察分析美国“敏感信息”管理以及受控非密信息管理机制的基础上，对我国信息安全机制提出建议[46]；也有学者通过分析美国公民国家网络安全意识培养的主要措施，对我国公民的网络安全意识教育提出可供借鉴的理想方案[47]。总体来说，这些研究只是分析某些具体领域内安全工作的优秀经验，国外较为系统的国家安全理论的研究和推介仍较为少见。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建构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未来的研究有待多多借鉴世界各国的国家安全理论成果中适合中国国情的部分，增强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的国际性视野，进而提升理论研究的科学性与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