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克文

（安徽大学 哲学系，安徽 合肥 230039）

1 马克思主义悲剧冲突观产生的背景

十八世纪40～50年代的德国正处于分裂统一的前夕，对内政治经济落后，对外连年战争，人民生活困苦，极度渴望摆脱分裂状态，改变生活贫困的现状，但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打碎了人们的希望，社会阶级矛盾愈发尖锐。此时德国有志之士都致力于国家政治经济的改革，完成统一大业，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文艺作者对各类文艺作品的创作也就离不开革命的主题，斐迪南·拉萨尔就是其中的一员。

拉萨尔在1859年写成历史悲剧《费兰茨·冯·济金根》借古喻今，以十六世纪的德意志骑士阶层起义影射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拉萨尔创作出以济金根为代表的德意志骑士阶层最终失败的悲剧来美化当下的资产阶级，将骑士起义的失败归因于济金根决策的失误和不光明的手段等，认为其本身的存在与行动没有违背历史发展的进程，反而是肩负历史使命的，赋予其光辉美好的、符合人民愿望的抗争者与解放者形象。以此喻指德国资产阶级在1849年大革命时期的挫折与失败，为其推卸责任，认为德国革命和统一虽然一时受挫，但只是一时的过失与不查，资产阶级依旧是社会舞台上的主角，应与封建统治者达成妥协，用温和的手段施行社会改革，从而表达了作者拉萨尔本人的政治主张。

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给拉萨尔的回信中，两位革命导师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严肃批评了剧中塑造起义骑士光辉形象，贬低平民大众，将悲剧原因简单推给起义领导者过失的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两位导师辩证地、历史地指出，济金根的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1]585～586，这也是所有摹仿于现实但更能表现现实普遍性与必然性的悲剧作品生成的原因。

2 历史潮流中的悲剧性冲突

在西方的悲剧史上，文艺理论家分析悲剧作品时，一直以来都是把悲剧人物的不幸局限于主人公自身，从古希腊“命运观”认为的悲剧人物命运的操纵，到亚里士多德的悲剧人物犯错的“过失说”，再到黑格尔的悲剧人物不同理念冲突的理论，人们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那一个或几个被放置在台前、受到聚光灯全力照射的人物，而没有注目过作为衬托的、地位低下的其他配角人物，更不用说那些处于黑暗角落中的普通民众了。当悲剧人物遭受毁灭性结局，人们也只会将这种结局的原因归咎于当事人自己及其周围人事，而没有从其所处的阶级身份和社会环境中考虑过。如果我们从当事人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出发，以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待当事人的悲剧性命运，我们会得到迥然不同的结论。

现在我们再来看拉萨尔的《济金根》，在拉萨尔的叙述中济金根作为德意志十六世纪骑士阶层起义的代表，因当时黑暗昏庸的政治统治而奋起反抗，想要推翻不合理的统治建立新的合理的统治秩序，他代表了骑士阶层及所有被压迫人民的意愿，是正义化身的正面形象，剧中民众因为他的行动而看到了自由与解放的希望，剧外观众也因为济金根的出现而欢欣鼓舞。但这样的人物却因为自身的过失，因为智慧谋略的不足、指挥的失当还有狡诈与欺骗等不善的行为而最终导致失败，这样一个代表正义事业的人物却因为微小的过失遭到毁灭，同样被毁灭的还有代表人民意愿的光辉事业，这不得不让人唏嘘感叹，怜悯可惜，从而产生一种悲剧美。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以阶级斗争和历史辩证的角度看来，济金根的失败并不是自己的过失所致，而是历史潮流下的必然。济金根以推翻反动统治的名义发起骑士起义，但并没有联合广大的人民群众，而只是以自己骑士阶层这一孤军发起夺取政权的战争，力量差异的悬殊导致了骑士一方必然的战败。既然剧中所述的此次骑士起义是符合人民利益的，那为什么没有得到广大平民阶层的支持呢？原因只能是骑士阶层这次的起义并不符合人民的利益，无论骑士们失败或成功都不能使民众受益。骑士阶层与占国家统治地位的封建大地主阶层相比，是处于弱势的被统治地位，受其压迫和驱使，所以骑士阶层必然要反抗对自己不公正的统治，从而改善自己的生存处境，甚至取得统治权。但骑士阶层与平民阶层相比，却是处在统治地位的，与封建大地主、大官僚一起压迫和奴役着平民，所以骑士阶层对平民来说同样是敌人。如果骑士胜利了，赢得了国家统治权，就会立刻成为新的大地主官僚，继续压榨着人民，所以双方战斗的结局并不影响平民阶层，因为他们始终都是被压迫的被统治者。如果骑士阶层想要获得平民阶层的支持，则必须作出符合民众利益的承诺并付诸实施，但骑士阶层作为统治阶级是靠压榨平民才能获得生存，所以不可能损害自身利益来获得平民的支持。当时生产力水平得到更大的发展，已处于封建社会的后期，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对抗愈发严重，骑士阶层在统治阶级中处于一个很尴尬的位置。一方面对平民来说应当消灭骑士阶层来减轻自己受压榨的程度；另一方面对大封建主来说骑士阶层分薄了自己从平民身上获得的利益，如果将其取消并划入平民阶层则更能扩大自己的利益。所以，此时骑士阶层成为了处于两者之间的多余的群体，这样它的覆灭就成了历史潮流下的必然，就像马克思所说的“他的覆灭是因为他作为骑士和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反对现存制度的新形式”[1]572。

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济金根的悲剧不是个别领导者的过失所导致的偶然事件，而是本该退出历史舞台旧阶层不甘于就此消失，在最后垂死挣扎却也不免失败的必然性事件。悲剧人物有存在的合理性，但遭受的毁灭也有其社会必然性[2]。以济金根为代表的骑士阶层从一开始就肩负着被毁灭的历史使命登场，如果不能跳出其阶级局限成为社会两极阶级的一员，始终为获得生存以压迫人民为最本质的目的，则最终不能免于被毁灭的悲剧性结局，其间再激烈的抗争也不过是增加人物的悲剧色彩罢了。恩格斯认为悲剧作品中的 “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1]583。这并不是说悲剧人物没有自己的情绪和欲念，而只是被社会环境操纵了行动的傀儡，这样就回到古希腊“命运说”的桎梏中去了。当事人有主体意识的选择权和行动的自主权，但这种自由并不是毫无限制的，当事人是被自身存在的身份和社会环境所限制的，处于什么位置就会做符合其身份地位的事情，有些事明知不可为却不得不为之。骑士阶层的起义和平民阶级的反抗都是如此，就算知道会失败会被杀死也都要去做，这是他们主体意识自由的选择，也是历史潮流奔涌下的必然。

3 矛盾冲突下两种悲剧的选择

如前所述，悲剧人物的存在与行动必然要局限于他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以特定的阶级身份生活着，是自由又是不自由的。悲剧不是主观臆造的，而是特定历史时期阶级矛盾的反映，矛盾的复杂性决定了悲剧的多样性[3]。悲剧中的当事人都是担负着特定的历史使命，虽然他们自身可能并不知晓，但却一直在随着历史发展的轨迹行动着，在与对立阶级矛盾冲突爆发的高潮后走向被毁灭的结局，这个结局也是由于他们所处阶级和情境的局限所造成的必然。然而，由于悲剧人物所处阶级与情境的不同也造就了不同的悲剧题材，让观众形成不同的悲剧美感。例如拉萨尔《济金根》中的骑士阶层代表者济金根和农民革命者代表人闵采尔都是剧中矛盾冲突下被毁灭的悲剧人物，他们的行动都代表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却无法完成历史使命，他们的结局是相似的，但作为悲剧主人公又是完全不同的，这里我们需要了解由于悲剧人物阶级不同所造成的悲剧题材的差异。

在历史潮流的不断推进下，由于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的，形成更适合生产力提高的发展方式。而这种发展必须以自我的扬弃为手段，消灭不合发展的旧事物，迎接合于发展的新事物，当新事物随着发展成为有碍生产力提升的旧事物时，又会有更新的事物来代替它，所以社会历史就是在这种循环往复中不断向前发展，这种发展是由新事物不断战胜旧事物所实现的。所以在这种冲突与替代中必然有着两种悲剧主体的差异，一种代表新生事物，另一种代表旧事物。新事物代表了社会历史的必然，最终会战胜旧事物取得胜利，但是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新事物开始登场时力量都会比较弱小，随着发展才会越来越强大从而压倒旧事物。新事物天生就与旧事物处于对立面，注定会消灭与取代旧事物；旧事物不甘失败也会尽力反扑，在新事物弱小时面对这种矛盾冲突必然会由于力量的悬殊而遭到暂时的失败。在悲剧中站在新事物一方的主人公一定是代表着正义的，因为其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潮流，他的胜利更符合最广大民众的利益。悲剧人物在与敌对势力旧事物的冲突中由于力量的弱小和思想的不成熟而遭到失败，新事物一方不会被毁灭，反而会随着时间越来越强大，并最终获胜。但在悲剧作品中特定历史时代的正义一方却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作为代表者的主人公也被毁灭，正是他代表着“历史的必然要求”。这类悲剧让人有可悲、震惊和感奋的情绪[4]，如闵采尔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的失败。

另一种是代表旧事物的悲剧，但我们要先了解的是，旧事物在与新事物的冲突下并不一定代表着“恶”，只是它的存在不适于生产力的发展，到了必须该退场的时候了。邪恶卑鄙的人物也不适合充当悲剧的主人公，如日本军国主义等侵略者的失败只会让观众感到兴奋和畅快，丝毫引不起哀伤痛苦的情绪。负面人物的毁灭也具有悲剧性[5]，所以旧事物的悲剧只是旧制度下的势力到了该退出历史舞台时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或者依旧相信自己存在的合理性，认为自己是正义的。然而，“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6]。旧势力的退场是必然的，也符合“历史的必然要求”，在悲剧描述中殊死抗争后被消灭，相对于历史的悲剧，观众在欣赏中更会对悲剧人物个人感到惋惜，对曾经辉煌庞大的旧事物的一夕衰亡做一声感叹，如封建制度的衰亡，这是旧事物在同新事物矛盾冲突下的悲剧。如果更细致地划分，旧事物内部也存在着冲突对抗，旧势力集团中处于更弱势地位的势力往往会在新旧势力交锋之前就走向灭亡，因为其处于两者之间，它们不甘灭亡，与新旧势力同时为敌，在反抗统治势力时表现了一定的进步性，但其始终是落后的、不合时宜的，在抗争中终将被黑暗的统治势力毁灭，如济金根代表的骑士阶层起义的失败。

在历史潮流下新旧势力相互对抗，在剧作中的特定时期无论谁胜谁负都会有悲剧性出现，也就有了分别代表新旧事物的两种悲剧。不同的是，代表“历史必然要求”的先进新事物无法完成历史的要求，在冲突中暂时失败，这一类悲剧才更应该受到剧作家的关注，这是社会历史性的悲剧。

4 马克思主义悲剧冲突观的价值

马克思主义的悲剧观是从批判拉萨尔创作的历史悲剧《济金根》中得来的。两位革命导师认识到拉萨尔悲剧创作的错误就在于忽视了当事人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与阶级局限，为功利目的而制作悲剧，为影射德国现实而臆测德意志的历史，将作者本人的思想情绪乃至政治主张强加于悲剧人物，让剧中人物成为自己的化身。这样就错乱了历史和现世，也混淆创作世界与真实世界。恩格斯说，“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1]585。悲剧创作和欣赏应立足于当时当世，分清历史和现在、虚幻与现实，从人物生存与行动的社会历史背景和阶级身份寻找更深层次的、更真实性的原因。

自从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提出完整的悲剧定义，作出完整的、系统的悲剧理论，他的悲剧思想就一直在欧洲文艺史上占统治地位，后人也只是将他的理论作出扩充与新解罢了。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冲突的根源是当事人的过失，之后直到黑格尔才将矛盾冲突双方的价值理念的不同作为悲剧冲突的原因，但他们都太过在悲剧人物自身寻找原因，关注当事人本身的行为与价值取向，而忽略了人物阶级身份的原因和社会历史的根源，属于唯心主义的范畴。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辩证唯物和历史唯物的角度出发，认识到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这在悲剧理论史上有着开创性的意义和价值。马克思主义的悲剧观让人们不再唯心地以为悲剧只是上流社会贵族人物的专利，悲剧的矛盾冲突只是主人公思想和行为不当的后果，而是更加辩证客观地从社会环境、历史悲剧和悲剧人物本身的阶级身份等多方面的寻找原因，更科学地认识了悲剧。

总之，马恩的社会冲突悲剧理论以历史唯物的全新视角解读悲剧文本的创作和欣赏，从社会阶级的层面丰富和完善了悲剧批评的理论，是西方悲剧美学理论的一次飞跃。悲剧的存在不只是限于舞台之上，给予观赏者情绪的起落和精神的净化，更重要的是指导观者如何如其所然地生活与行动，明白社会历史的趋势和自身的处境，避免悲剧在现实显现，这才是马恩的悲剧冲突论所要指导我们去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