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伟

（长沙幼儿师范学校，湖南 长沙 410116）

方鸿渐是《围城》里的主人公，钱钟书以辛辣的讽刺，深刻地刻画了这个可笑又可悲的角色，给人深思和启迪。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1]1人物的原始根性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冲突、矛盾，构成了人物的命运。方鸿渐是现代某一类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的生活经历，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类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和人生悲哀。悲剧的基本定义为：“自由与必然的抗争。”所谓必然，即“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对人生命活动的限定。”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写“海归”佟振保在他的事业、爱情、婚姻的世界里，一直在找寻“主人”的位置，做自己世界的主人是佟振保的人生追求。联系《围城》中的方鸿渐，懦弱的他当然也有为自由做过一些抗争，他也想做自己世界的主人。可面对人生和命运的挫折，他更多的是被动地承受，他做不了自己世界的主人，他有的是被命运和生活摆布的悲哀和无奈。拟从方鸿渐人生悲剧的表现来探究失去主人尊严的人生境遇，并且分析他的悲剧命运形成的原因。

一、方鸿渐悲剧命运表现分析

《围城》以方鸿渐镀金回国，求职求偶以及婚姻生活为中心，揭示了人物与社会生存环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体现了方鸿渐不能做自己世界的主人而带来的深沉的人生悲哀。其悲剧命运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寄居式的生活，缺乏安定

方鸿渐初回国，岳父盛情相邀，要他就住在自己家里，白天去银行走走，晚上顺便辅导一下自己儿子的功课，吃住不用管。岳父盛情相邀，方鸿渐正愁下半年职业尚无着落，自然乐意。殊不知，吃人家的饭，自然要受人家管，《红楼梦》里的林妹妹进贾府，还是在自己的外祖母家，她都是步步留心，时时在意，生怕多走了一步路，多说了一句话，被人取笑了去。何况方鸿渐是住在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倒有施受关系（他的留学费用是岳父资助的）的岳父家。方鸿渐性格再大大咧咧，也感受到寄人篱下的无奈与尴尬。比如晚上回家要帮挂名小舅子写写作业，为了与主人和谐相处，他不能拒绝；接个电话会被挂名岳母和小舅子关注和盘问，他不能表示不满；谈个恋爱，交个异性朋友，周太太既要干涉盘问，还要替死去的女儿吃醋；失恋了，想清静清静，周太太怪他没去给自己请安，小叔子怪他没给自己写作业，如此等等，方鸿渐在周家的处境由此可知：他不能有主人式的自由，随意，轻松，只有看人脸色行事的拘谨、小心。但就是这样，这种局面也维系不了多久，周太太不满意方鸿渐对自己的态度，认为他礼数怠慢，目无尊长，让他丈夫间接的给鸿渐下了逐客令。

搬到自己父母那里住近十天，“三闾大学毫无音讯，鸿渐开始焦急。”[1]119可见，父母那里也不能让他气定神闲的住下去了。这里的原因，在鸿渐从三闾大学失业再回到上海时有交待。“他知道家里分不出屋子来给自己住，脱离周家以后住的那间房，又黑又狭，只能搁张小床。”[1]296“方遯翁道：‘那么，你要长住在上海了。家里挤得很，又要费我的心，为你就近找间房子。唉！’”[1]296“午饭后，遯翁睡午觉，方老太太押着两个满不愿意的老妈子腾房间。”[1]297即便是在自己的父母家，方鸿渐也像一只寄居蟹一样，父母尚且没有让他常住下去的想法，当然一方面也是没有供他常住的经济条件，另一方面觉得送他出洋读了博士，他就完全有能力在社会上独当一面，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但无论是什么原因，对于方鸿渐来说，结果都是一样，父母的家里，只是他暂时寄居的地方，不是他真正意义上的归属，并且在上海的小房子里，弟弟弟媳都和父母住在一起，方鸿渐住了几天，就发出感慨：“一向和家庭习而相忘，不觉得它藏有多少仇嫉卑鄙。现在为了柔嘉，稍能从局外人的立场来观察，才恍然明白这几年来兄弟妯娌甚至父子之间的真情实相，自己有如蒙在鼓里。”[1]299善妒、爱攀比的弟媳，势力的兄弟，迂腐的父母，更让方鸿渐找不到家的温暖和舒心。

“旧式的家庭使他觉得格格不入，而他的以情感婚姻为纽带的小家庭也不是什么安乐窝和避风港，反而成了新战场。”[2]结婚后，靠父亲的面子，在亲戚那里以交换的方式租到两间小房。房子虽然不大，起码也是自己的家，生活本该是温馨、幸福的。但鸿渐主人的位置并没有找到，他的收入远低于柔嘉，方遯翁认为儿子“坍尽了天下丈夫的台”[1]311“这种丈夫还能振作乾纲么？”[1]311方老太太为挽回儿子的颜面，甚至固执地认为媳妇“应当把厂里的事让给老大去做。”[1]311在父母眼里，儿媳妇比儿子收入高，对于男人来说，是有损尊严的事情。柔嘉这边，姑父姑母有权有钱，他们也看不起方鸿渐，“陆太太嫌两间房都太小，”[1]308“他们的《华美新闻》，我从来不看，销路好不好？我中文报不看，只看英文报。”[1]309“鸿渐这个人，本领没有，脾气倒很大。”[1]332姑母从方鸿渐的原生家庭到他的职业再到他的性格，一样一样的贬损，鸿渐男人的尊严就像战时的物资，越来越匮乏。这还没完，请来的佣人是柔嘉的奶妈，处处只想着柔嘉，不听鸿渐的指挥，排骨留下最好的煎给柔嘉吃，鸿渐叫她做的事，她常要先请柔嘉核准。看到鸿渐上班比柔嘉晚，不满意这种吃软饭一样的男人做派了，“小姐大清早就出去办事了，您为什么不出去？这时候出去，晚上早点回来，不好么？”[1]316当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夫妻生活模式在方鸿渐夫妇身上改变，并且老婆还比自己工资高，对于身为男人的鸿渐来说，换取的是周围人、包括自己的亲人的轻视甚至贬损，鸿渐主人位置和尊严在他们心里荡然无存。而妻子又是一个控制欲强的人，两人三天两头的争吵，无止无休，方鸿渐哪里来的安宁和自在？

（二）打杂式的工作，失去尊严

方鸿渐回国后，有过三份工作，第一份是在挂名岳父的点金银行做小职员，这份工作是挂名岳父主动提供给他的。本意也只是给他当一个过渡的职业，一边做着一边找机会。方鸿渐在银行做的工作是帮王主任管文书，拟稿子。工资不高，每月一百元。工作了一阵子后，他自己也感觉在这里做得气闷得很。银行方面，鸿渐的工作就类似于打杂，就算随时走人不干，也不会对单位有任何影响。所以，当方鸿渐惹周太太不高兴，要自己的丈夫赶走他时，周先生并无任何别的顾虑，只是感觉“突然撵他走，终不大好意思。”[1]111方鸿渐在这份工作中获得的是游手好闲的轻松，却没有主人的踏实感和成就感。

去三闾大学教书，一路辛劳，也满心期盼，想在新的职业上有新的境遇。但事情并没有如他所愿，因为高松年不讲信用，以鸿渐没有学位为由，只让他做得副教授。副教授工资比教授低60元一月，这在鸿渐心里本就是一根刺，让他浑身不舒服。更让他不舒服的是学生对他的轻蔑：“只是个副教授”，“听说是赵辛楣的表弟，跟着他来的；高松年只聘他做讲师，赵辛楣替他争来的副教授。”[1]203学生看不起他，所以方鸿渐老觉得班上的学生不把听课当一回事，后来更是逃课的一大堆，鸿渐自己自嘲说：“这样下去，就只剩有脚而跑不了的椅子和桌子听课了。”[1]203因为自己的价值无法体现，所以方鸿渐被安排教授自己并不熟悉的《论理学》，也正是想体现自己的价值，“他想高松年允许自己改教比较文化史和中国文学史，可是前一门功课现在不需要，后一门功课有人担任，叫花子只能讨到什么就吃什么，点菜是轮不着的。”[1]191

周围人的势利，更添鸿渐坐不上主人位置的悲凉。刚到三闾大学的几天里，“辛楣是校长的红人，同事拜访他的最多，鸿渐处就少有人光顾。这学校草草创办，规模不大，大多全住在一个大园子里。世态炎凉的对照，愈加分明。”[1]192连他自己也感慨：“现在我真是无家可归，沿门托钵，同事和学生全瞧不起的。”[1]253也正是方鸿渐在事业上没有做成主人，及至赵辛楣因为和汪太太暧昧的关系被发现，辛楣连夜仓促离开，失掉了唯一的庇佑，方鸿渐在三闾大学更呆不下去了。他教的课是可有可无的课，他这个人是可有可无的存在，他成了高松年泄愤的对象。高松年故意不给他聘书，却给当时已经和他订婚了的孙柔嘉聘书，无奈的他只好离开这个“造谣学校”。

鸿渐在香港见了赵辛楣，和他一席交谈，引起他许多思绪。他感觉到：“一个人应该得意，得意的人谈话都有精彩。”[1]277辛楣的得意更反衬他的不得意，内心的苦闷、烦恼、失意一同涌上来。在三闾大学的工作经历让他对未来、对人生感到无限的迷茫。

第三份工作，是赵辛楣推荐的在华美新闻社做资料室主任，工资每月一百多元，工作的确清闲，但是当时的时局不稳，“报馆又为了言论激烈，收到恐吓信和租界当局的警告”，[1]328也是在风雨飘摇之中，方鸿渐也感觉自己在这里呆下去不是长久之计。至于方鸿渐资料室主任的工作，据他和孙柔嘉说笑时承认，沈太太在华美新闻社编《家庭与妇女》副刊，找他要资料，于是他找到一本旧的《主妇手册》，每期抄七八条给沈太太送去。从这段笑谈中，可以大致了解方鸿渐资料室主任每天的工作是多么闲散、无聊、没有生气。闲职带来的必然是闲人，闲人自然是可有可无的存在。所以当方鸿渐激于一腔义愤，为声援总编辑王先生，向报馆递交辞职信时，报馆管理方面考虑到资料室最不重要，随时可以换人，第一个准辞，于是鸿渐失业最早。

方鸿渐在自己的工作上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不能做自己世界的主人，是一个多余人的角色。尽管在工作上，他也曾作出过一些努力，比如在三闾大学当老师时，为了教好课，他去找资料；也会想暑假回到上海找几本外国的书来看看；也懊悔留学国外，没混个专家的头衔回来。等到汪处厚答应下学期帮他升教授时，他备课就更加的加料。但这些努力，在当时的社会，并不能改变他的命运，恰恰加重了方鸿渐这个人物的悲剧意味。

（三）被动的爱情与婚姻，没有幸福

方鸿渐在爱情上的遭遇，同样体现了他无法做自己世界的主人的境遇。在回国的船上，他轻易的被鲍小姐诱惑，但是他的疏忽，让船上的阿刘捡到了三只发夹，于是成了别人手中的把柄，这让鲍小姐大为恼火，从此对方鸿渐改变态度。方鸿渐不甘心，想方设法去套近乎，只换来更加的冷淡。他想不出为什么鲍小姐突然对他冷淡，“遭欺骗的情欲、被损伤的骄傲，都不肯平伏。”[1]29方鸿渐在这一段感情里感觉到自己遭到欺骗，损失了骄傲。

方鸿渐对苏文纨的感情，“怕”大过于喜欢，他觉得诸如顽皮、娇痴这些小妞儿腔调与苏小姐不顶配，是品格上的不相宜。自信对她的情谊仅止于普通朋友的方鸿渐，却做不了自己情感世界的主人。在回国的船上，他无法拒绝苏小姐替他洗手帕、缝扣子，“他抗议无用，苏小姐说什么就要什么，他只好服从她善意的独裁。”[1]26回到上海后，又因为生活太无聊，主动地去看苏小姐，让苏小姐越来越误解他对自己的感情，甚至只等着他向自己求婚。方鸿渐在苏小姐的暗示、鼓动之下，失掉自主，“伸手拍她的手背”[1]55“回脸吻她”[1]97事后他又后悔不已“自己总太心软，常迎合女人，不愿触犯她们”[1]56“还以为刚才唇上的吻，轻松得很，不当作自己爱她的证据。”[1]97方鸿渐与苏小姐周旋着，敷衍着，宕延着，他不敢拒绝，又不想接受。他总是在苏小姐的恩威下手足无措，没有自主。他缺乏做主人的气概和魄力。

方鸿渐自认为与唐晓芙的爱情是真挚的，但才开始就煞了尾，恰好体现了他做不了自己情感的主人的懦弱。方鸿渐爱着唐小姐，怕着苏小姐，本不是情场老手的他却偏偏在两表姊妹间周旋，这为苏文纨后来的报复而他无还手之力种下了祸根。他与唐小姐的爱情并没有遭受来自家庭方面的阻力，唐小姐说：“爸爸妈妈对我姐妹们绝对信任，从不干涉，不检定我们的朋友。”[1]68他们之间的爱情有来自苏文纨的报复式的破坏，而这也是方鸿渐优柔寡断，牵扯不清招来的，但也并不是严重到无可挽回——“唐小姐恨不能说：‘你为什么不辩护呢？我会相信你’”[1]103“她看得心溶化成苦水，想一分钟后他再不走，一定不顾笑话，叫用人请他回来。”[1]103“溜出门到邻近糖果店借打电话，心乱性急……”[1]104“她知道匣子里是自己的信，不愿意打开，似乎匣子不打开，自己跟他还没有完全破裂…..”[1]104-105这些细节都可以看出唐小姐是愿意给方鸿渐机会的，但是他除了自己在内心伤痛之外，没有做出任何实际的举动，来表示他愿意挽回这段感情。所以，爱情的堡垒被攻破，真正的原因还是在自身。本来掌握了主动权的方鸿渐因为自己的懦弱白白地错过了一段美好的姻缘。

与孙柔嘉的婚姻，用赵辛楣地话来说：“我不是跟你讲过，苏小姐这人很深心么？你们这一次，照我第三者看来，她煞费苦心。”[1]275孙柔嘉用她假装的柔顺温和，让方鸿渐动了一念温柔，但他无意要把这份好感培养成爱情或者是婚姻，最后却在李梅亭、陆子潇的言语刺激下，失掉自主，草率地向柔嘉求婚了。他被愤怒和对柔弱者保护的欲望冲昏了头脑，爱或者不爱，适合或者不适合，方鸿渐自己没有去掂量和考虑。，只是凭着一时的意气在做决定。那个方鸿渐一直认为柔顺温和的柔嘉，订婚以后，她表现出不但很有主见，而且主见很牢固。城门失守的方鸿渐在失去主人位置后，徒劳的争吵，依然改变不了婚姻走向破裂的结局。

二、方鸿渐悲剧命运的成因分析

方鸿渐经历了事业、爱情、婚姻的围城，辗转上海、平成、上海之间的生活经历，都是以他失意、痛苦、彷徨、矛盾为终结的。与鲍小姐的露水姻缘，是以他失望、遭欺骗、被损伤骄傲结束的。追求唐晓芙，是以他大病一场，失恋继之以失业结束的。在香港被苏文纨鄙视羞辱，是以他像关在笼子里的野兽一样郁勃结束的。与孙柔嘉的婚姻，是在无数次争吵后，最后竟然动起手、濒临破裂的状况下结束的。而他的落魄，同样体现在事业上。辗转于点金银行、三闾大学、华美杂志社，在每一份工作中，他都找不到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人们不禁要问，自有一份知识分子的清高，也有着美好人生理想的方鸿渐处处遭围困的处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一）社会原因

首先是动荡的社会，拜金主义思想深入底层老百姓。当时的社会正处在日本侵华的时期，社会混乱不堪，日本人的飞机炸弹经常要来光顾，人们生活失掉安定，物价飞涨，很多人流落街头，靠乞讨为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拜金主义泛滥，人人崇尚实用。整个社会，正经受着严重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危机。

开始读小说时，我们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苏文纨对方鸿渐情有独钟，却放下有才华、对自己痴心一片的赵辛楣不要？故事开始，方鸿渐回国坐的是二等舱，而苏文纨家里有小洋房，却只买三等舱，这或许是苏文纨这么精明强悍的女人在明知道方鸿渐跟鲍小姐暧昧，依然不计前嫌的愿意给方鸿渐追求自己的机会的重要原因。后来苏小姐知道方鸿渐订过婚，并且还住在挂名岳父家里，方鸿渐的博士文凭是买的，但当方鸿渐以春秋笔法稍微解释了一下，她还主动帮方鸿渐找台阶下。这并不是说苏文纨爱方鸿渐已经爱到失去基本的判断能力了，方鸿渐的挂名岳父是点金银行的经理，其父是当地的大乡绅，这才是苏文纨内心真正看重的。到后来，当苏文纨知道方鸿渐爱的不是自己时，她便把方鸿渐跟鲍小姐船上的暧昧，订过婚，买假文凭的事都告诉了唐小姐。唐小姐对方鸿渐往事的在意更反衬苏小姐对于方鸿渐往事的大度，这其中蕴含着深意。一方面，唐小姐在意是因为她纯洁、单纯，把爱情看成名贵的物品，容不下污秽；另一方面，苏文纨之流的大度，是把爱情、婚姻当做台阶，是她攀上更好生活的长藤。最具现实性的是方鸿渐在香港和苏文纨再次见面，苏文纨对方鸿渐夫妇的鄙夷和无礼，对赵辛楣的谄媚和讨好，两相对比，抛开苏文纨仍对当年的事怀恨在心，不能释怀之外，恐怕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赵辛楣现在进了国防委员会，官居要职，有权有钱，早已今非昔比。小说借苏文纨这个人物对社会现实的揭露可谓入木三分。小说中还谈到同学聚会，借赵辛楣的话说就是“开同学会都是些吃饱了饭没事干的人跟阔同学拉手去的，看见不得意的同学，问一声‘你在什么地方做事’，不等回答，就伸长耳朵收听阔同学的谈话了。”[1]285整个小说，我们感受到拜金主义极其泛滥，追求金钱，以拥有金钱的多少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唯一的标准。“方鸿渐结婚后，两亲家见过面，彼此请过客，往来拜访过，心里还交换过鄙视，谁也不满意谁。方家恨孙家简慢，孙家恨方家称腐，双方背后都嫌对方不阔。”[1]303婚姻的缔结，亲戚之间，最在乎的就是金钱。方鸿渐的弟弟鹏图道：“老大这个岳家恐怕比不上周家。周厚卿很会投机做生意，他的点金银行发达得很，老大和他闹翻，真是傻瓜！我前天碰见周厚卿的儿子，从前跟老大念过书，年纪十七八岁，已经做点金银行的襄理了，会开汽车。我想结交他父亲，把周方两家的关系恢复，将来可以合股投资。”[1]295以前作业都懒得自己写的效成，也可以做襄理，开汽车，成为别人羡慕的对象。金钱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决定一个人对他人的评价。而方鸿渐虽出生在前清举人的家庭，受到战争的影响，父母都只能逃难到上海，靠亲戚朋友的资助，才勉强在上海安定下来，不能再给他经济上的支持，挂名的岳父看到他不像是一个能干大事的人，也不愿再给他资助。所以在混乱的社会里，在拜金泛滥的当时，事业上的不得志，导致方鸿渐经济上的拮据，越使他难以在自己的世界做主人，难以找到存在的价值和尊严。

其次，西洋文化侵入，社会崇尚实用。受实业救国影响，文科生出身的方鸿渐在社会上不被重用，是因为在当时人普遍的观念里，文科生干不了什么事。小说中写道：“年轻人进大学，以学土木工程为最多。”[1]7“方鸿渐是个无用之人，学不了土木工程，在大学里从社会学系转哲学系，最后转入中国文学系毕业。”[1]9因为学不了土木工程，所以方鸿渐成了无用之人。在谈到三闾大学的校长高松年时，“大学校长分文科出身和理科出身两类。文科出身的人轻易做不到这位子，做到了也不以为荣，准是干政治碰壁下野，仕而不优则学……而在中国，只要你知道水电、土木、机械、动植物等等，你就可以行政治人。”[1]184在当时的社会，重理轻文的观念普遍存在，文科生做不了工程师，修不了机器，研制不出炸弹，就连干政治，做官，也没有理科生在行，所以文科生被人看不起。文科生方鸿渐在这样的社会里自然是不可能得意了。方鸿渐的特长就是国文，那么他毕业后能做的就是在点金银行帮文书草拟文件，在三闾大学根据高松年的说法就是：“先生教授什么课程，现在很成问题。我们暂时还没有哲学系，国文教授已经够了，只有一班文法学院一年级学生共修的论理学，三个钟点……”[1]190在华美杂志社，资料室主任的工作就是找一本旧书报，抄几条需要的稿子，送给编辑了事。方鸿渐的职业生涯诸多不顺，社会崇尚实用，重理轻文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再次，整个社会道德败坏。商人阶层，在美国人洋行里做买办，言必嵌英文的张吉民，崇洋媚外，唯利是图，而这样的人在社会上却是衣冠人物；底层的女性不以出卖色相、捞取利益为耻，反沾沾自喜，如王美玉、苏州寡妇之流；军人则以权谋私利，贪财好色，骄横无耻，如侯营长；知识阶层中，有专事溜须拍马者，如顾尔谦之流；也有虚伪、贪婪、阴险的斯文败类李梅亭之流；更有狡诈、虚张声势、刚愎自用的高松年之辈；还有自称爱国，并宣称为国家向法国人作战事宣传的沈氏夫妇，在日本侵华深入的时候，却当了汉奸。这样的人在各自的领域一个个都比方鸿渐生活得滋润。在当时的社会，“生存竞争渐渐脱去文饰和面具，露出原始的狠毒。廉耻并不廉，许多人维持它不起。”[1]306人人为了生存，不顾道义。而方鸿渐因为从小受到举人父亲的耳濡目染，“他国文曾得老子指授，在中学会考考过第二。”[1]7受到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影响，有着知识分子的清高，不愿意与这些人同流合污。他不愿意做张吉民的上门女婿，在三闾大学与当时的小圈子格格不入，宁愿当副教授，也不愿意把那张假文凭拿出来示人。在华美杂志社，为声援王先生而辞去工作。他的这一份做人的自尊和正直恰恰让他的生存遭遇到了更多的困境。“他因要脸坚守的道德与社会普遍因面子坚守的道德在实质上格格不入。”[3]30-31“而且败坏道德，是获取维持自身生存所需物资的捷径。”[3]32-33方鸿渐心中那份知识分子清高和对道义的坚守，让他无法在当时道德沦丧的社会找到生存之地。

（二）个人性格的原因

莎士比亚说：“人们可以支配自己的命运，若我们受制于人，那错不在命运，而在我们自己。”[4]

性格影响了个人的发展。首先，方鸿渐的性格散漫，无奋斗目标。在欧洲留学时，“既不钞敦煌卷子，又不访《永乐大典》，也不找太平天国文献，更不学蒙古文、西藏文或梵文。”[1]9“四年中换了三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几门功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1]9到第四年春天，他看银行的存款所剩不多，便计划回国。在父亲和丈人索要文凭的压力下，实在无法，便在爱尔兰骗子那里买了一张克莱登大学的假文凭。如果他是个勤奋好学，对自己的未来有规划的人，那么，文凭不会需要去买，肚子里有真才实学，在后来的生活和工作中，也不会处处受窝囊气。

其次，他性格懦弱，优柔寡断。在面对苏文纨的追求时，他明明知道自己爱的是唐小姐，可是他不敢直接拒绝苏小姐，只是敷衍着，拖延着，最后苏文纨恼羞成怒，把他以前的事都告诉了唐小姐，而当唐小姐质问方鸿渐时，方鸿渐再次表现出他的懦弱，他不解释，也不去做实际意义的挽回。遇到爱的人不敢去争取，对别人的示好不敢拒绝，这正是他懦弱的表现。

再次，得过且过，没有开拓进取的勇气。方鸿渐回国后，有过三份工作。第一份工作是挂名丈人知道他下半年的职业尚无着落，要他在自己的银行挂个名，白天去银行走走，晚上教教他的儿子。于是，方鸿渐有了他毕业后的第一份职业。这份职业薪水不高，也没有什么技术内涵，但是方鸿渐并没有主动想去换一个工作，他倒是有时间去拜访苏小姐，在苏小姐和唐小姐之间周旋。对于自己的职业，他没有任何规划，更别说做出实际的行动，去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只是得过且过，走一步算一步。去三闾大学，是在上海失恋继之失业，又被挂名岳父赶出来，他无可奈何才走出了这一步。方鸿渐在事业上，缺乏主动性，更缺乏创造力，这也是他人生失败的重要因素。

（三）家庭和成长环境的原因

方鸿渐出生在前清举人之家，在战争发生之前，他生活条件优越，相较于普通家庭，他显然要比一般人过得好。方鸿渐从法国回国，买的是二等舱的船票，而其他的留学生，包括家里有小洋楼的苏小姐，也是坐的三等舱。父亲是一方乡绅，可以结交上海富商，攀上亲事，虽然未婚妻不幸早逝，但他却因此可以得到一笔钱到欧洲留学。

他留学回乡看父母，方老太太亲手为他做了煎鳝鱼丝、酱鸡翅、西瓜煨鸡、酒煮虾。这么丰盛的菜肴，的确是一方乡绅家的排场。并且他家里有佣人，两个弟弟早早的结婚生子，家里还给孙子请乳母，这些都说明方鸿渐的家庭条件不错。正是这样优越的家庭环境，方鸿渐一直不必为生存担忧，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他了解得实在太少。所以，在三闾大学，他明显的不能适应那里的环境。

其次，成长环境的影响。方鸿渐出生在江南一个小县里。“他们那县里人侨居在大都市的，干三种行业的十居其九：打铁，磨豆腐，抬轿子。铁的硬，豆腐的淡而无味，轿子的容量狭小，还加上泥土气息，这算他们的民风。就是发财做官的人，也欠大方。”[1]7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方鸿渐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自然也会耳濡目染，受到影响。所以他性格会优柔寡断，心胸不够开阔，格局不大，眼界不宽，学业上、生活上、事业上得过且过，没有多少追求，缺乏担当。

三、结束语

方鸿渐的人生悲剧是一个懦弱的知识分子无法主宰自己的世界、无法主宰自己的生活的悲剧，在社会的大洪流之中，他像一棵无根的草一样，无法在土里扎根，只能随波逐流。他有对人生命运的感悟，有对美好爱情的向往，有对庸俗势利的人情世故的厌恶和憎恨，更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份清高，可他没有抗拒命运和摆脱困顿生活的勇气和能力，当然也没有计划未来、规划人生的远见卓识。他在自己的世界里四处逃遁，无处容身。他的悲剧既有时代的烙印，也有个人性格和家庭的原因，引人深思，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