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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文学经历中，一九九六年及随后的一段时间里，无论从何种角度去看，都是文学意义上“正面强攻”的重要节点。这年夏天，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一个长篇小说策划活动安排在青岛。在此之前，以中短篇小说名义举办的活动我涉足较多，以长篇小说为主旨的活动则是头一次参加。这也为自己两三年后，开始专注于长篇小说创作埋下了伏笔。此外，整个九十年代最大规模的一次文学风潮，正是这个时候显示出不将我卷入其中决不罢休的锐利锋芒。

第一次去青岛时，我已经很“恐高”了。由于年轻，还可以咬着牙在飞机上坚持一两个小时，落地后一两个小时，就能完全恢复。那时，从武汉到青岛有三十小时左右直达的火车，但是卧铺票难买的程度与机巧，与某些人削尖脑袋跑官买官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飞机飞临青岛上空，在海上略一盘旋，还没有来得及看清舷窗外的鸥鸟船舶，机头突然往下一扎，像是要直接栽人大海，有超过半数的乘客惊叫起来。一九九五年底，我到克罗地亚访问时，受东道主安排去地中海上的赫瓦尔岛。当时巴尔干半岛上炮火纷飞，克塞两国正以举国之力打得不可开交，我们乘坐的客机以强击机的猛烈姿态，由浪尖上直挺挺地跌落机场。相比之下，青岛上空的飞机，由海空降至陆地的驾驶动作，有点老练过头而显出几分油滑，不够格形容为跌落。只不过由于是在国内，乘客们心理要求更严格一些，才有惊呼之声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