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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梅:49岁,我得了影后,我还不酷吗?

2019-03-21杨宙

人物 2019年3期
关键词:栾树咏梅

杨宙

很酷很酷的

没有人想到咏梅真的会拿奖。柏林电影节红毯入围名单还没公布,咏梅所在的经纪公司已经在查看回程机票的日期—按照以往参加电影节的经验,如果没有入围红毯,就基本宣告了没有获奖可能。结果在15号,颁奖礼的前一天,电影《地久天长》整个剧组团队被通知走红毯。但随后的典礼上,评委会将最佳男演员奖颁给了影片中的男主角王景春。当时在国内同步看直播的咏梅的团队失落了一阵,“原来这就是走红毯的原因”—应该不会有奇迹发生了吧。

在此之前,咏梅在国际上没有名气,在国内所出演的几乎都是配角,其中最为人所知的,要追溯到2011年的《悬崖》和2004年的《中国式离婚》。搭档王景春尽管也常年演配角,但却逐步从边缘角色演到了张艺谋《影》里的头号奸臣,人们一看到他的脸就会觉得眼熟。但咏梅不是,她像是突然出现在此刻的第6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

因此,当电影节评委毫无铺垫地念出最佳女演员的名字—咏梅时,经纪人迟子尹哭了出来,现场拍摄的手机视频都是颤抖的。呼喊与掌声在瞬间响起,现场的《地久天长》剧组成员都站起身来和咏梅拥抱或鼓掌。而这位49岁的中国女演员,只是在听到自己名字的时候湿润了一点眼角,捂嘴喊出“My God”两个词,起身与左右相拥之后,就款款走上台了。

她没有哽咽,没有激动落泪,缓缓道来的感言全文,加起来也不过一百多个字。握着银熊奖杯站在麦克风前,她最先想到的是介绍剧组与电影,“我们的电影讲述的是一个悲伤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一对父母失去儿子的故事,但整个摄制组非常愉快地把影片完成了。”发言完毕时,搭档王景春握着另一只银熊跑上台来为她祝贺,他问:“还有要讲的吗?”

“没有了,讲完了。”

就是这样,继第42届《阮玲玉》的张曼玉,第45届《女人四十》的萧芳芳之后,中国的第三位柏林影后诞生了。

当这个消息从柏林传到北京时间的清晨时,人们并不能立马反应过来,咏梅是谁?最知名的几个作品里,她演过《中国式离婚》里陈道明的同事兼邻居,《悬崖》里张嘉译的妻子,还有《刺客聂隐娘》中聂隐娘的母亲。似乎没有更多有效的信息了,媒体对她的报道十分有限,对于这位微博粉丝只有5万的女演员,人们只能通过零碎的信息拼凑出一个模糊的画像:一位曾长久沉寂的优秀演员,原黑豹乐队主唱栾树的妻子。

陆陆续续地,人们在黑豹早年的MV《Dont Break My Heart》里发现了咏梅,1990年代模糊的黑白MV里,身穿轻飘的白色上衣、烫着齐肩卷发的咏梅出现在乐队成员身旁,散发着一种沉静自然的美。一篇关于栾树的报道里出现咏梅的段落也构成了人们对她的第一印象,坚定、温柔—当被问及以栾树的才气,大可以通过写歌而改变目前的生活时,咏梅回答:“小栾的才智是上天给予的,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不是每一刻都会有灵感出现,我有信心和他一起等待那个时刻,也许很快,也许是一辈子,不急,也急不得。”

《人物》记者在咏梅从柏林回国一周后见到了她,那时她刚倒完时差,接受了几家时尚媒体的采访。与那个温柔平和的模糊预想不同,咏梅表现出来的性格是渐进式的—刚开始交谈时柔声细语,随着谈话的深入她的声音开始变大,语速变快,也逐渐变得更加坚定。

作为演员,她显得有些太特别了。她常年不接电话,手机永远处于呼叫转移的状态,有剧本要找她,也只能通过短信。温和的外表下,她办事说一不二,咏梅所在经纪公司的老板梁砚有时发现一些制作班底挺好的剧本被咏梅推掉了,想再说服她,“最多劝两次”。过去常年搬家租房的她第一次买房时,看中了当时还颇荒凉的东四环,回家直接就对栾树说:“小栾我们去看看,这地方我喜欢,我们买这个地方,我决定了。”栾树则向《人物》回忆,他第一次去时那里是一片空地,第二次去戴着小安全帽坐上未完工的电梯,咏梅已经选好了11层,第三次再去,房子已经装修完了。

2000年前后,终于攒够钱的她花了20多万买了一辆进口高尔夫,黑色的,底盘重,发动机嗡嗡嗡地响,尽管其貌不扬,但最高时速能到二百六。它还被赋予了一个十分贴切的名字,小钢炮。每次从北京回老家呼和浩特,咏梅就开着这辆小钢炮驰骋在110国道上。那时高速公路车还不多,小钢炮“噌”地一下就把所有大货车远远甩在后头。

那是采访中咏梅最为兴奋的片段,她语速加快,坐得更为挺拔,像是又回到了二十多岁的样子,复刻出当时高速的风景—当小钢炮从张家口、八达岭穿到内蒙地界时,树开始不太一样了,山消失在后头,眼前是一片红颜色的土地,接着是越来越辽阔,越来越辽阔的平原。即便那些最熟练的司机也要在这段路上开6—8个小时,但对咏梅来说,她追求的是比快更快,“基本我全程都是在飞,全神贯注就是一心我5个半小时要到,就是要飛。”

“我的外形很传统很柔美,但我的内心一定是最酷的,我的内心是很酷很酷的。”咏梅说。酷,是她对自己性格底色的形容。但那种酷并不只属于青年时代。当《人物》记者问这位昔日摇滚MV女主角、飞驰高速公路的车手在如今接近知天命之年做过的最酷的事情时,咏梅想了一会儿甩回了答案。

“我得了影后,我还不酷吗?49岁,这不酷吗难道?”

《人物》记者第二次见到咏梅是在一家时尚杂志的拍摄现场。领奖回国后的一周时间里,她突然成为了时尚圈的焦点,每天辗转于各个摄影棚。聚光灯下,被一群工作人员驻足围观的演员咏梅似乎还没有做好成为一名女明星的准备,当穿着一套白色女式西服,笔挺地侧坐在镜头面前时,她所能变换的姿势似乎只有把左腿搭在右腿上,再把右腿搭在左腿上。几天前在王景春的获奖庆功宴上,她穿着一件灰色毛衣就上台了。

在不到两个小时的《人物》拍摄时间里,咏梅给摄影师高远留下了一种“没什么烟火气”、“很淡”的印象。他说这种感觉在这个时代已经很少了,“大部分人欲望写在脸上。”

20多岁时,容貌就像上天给予演员咏梅的一种天赋,使当时还在对外经贸大学读企业管理专业的她理所当然地与演艺圈打上交道。起初只是临时兼职给几个广告片充当主角,按照广告导演的要求吹吹笛子,念念广告词,几千块的工资一天就能到手。也是因为外形的缘故,毕业之后的咏梅被介绍进了当时还在央视的主持人许戈辉的工作室,并在许戈辉的推荐下,在25岁时第一次走进了演员这个行当。

栾树也是在1990年代初期第一次遇见咏梅,他还记得是在成都开往北京的火车卧铺车厢,时间很长,临别时两人交换了BP机号码。他忘了咏梅当时的打扮,只记得那是1993年的5月14号,在那趟长达几十个小时的列车上遇到的姑娘“长头发,安静,漂亮”。后来黑豹乐队的新歌《Dont Break My Heart》马上要拍MV,导演要找一位漂亮姑娘,栾树就通过BP机找到了咏梅。

她心里的自己一直是那个酷女孩。过去听齐秦、邓丽君,后来在北京的外交俱乐部里听起了摇滚乐,那时候流行黑豹、崔健、唐朝和魔岩三杰,年轻人在同一个Party里喝酒聊天。摇滚精神吸引着她,“我很喜欢那种纯粹有力量的东西,哪儿都不假,没有一点虚伪的东西。”

那时候的摇滚派对里,最酷的女孩穿瘦腿牛仔裤和皮衣,长头发下戴着发亮的链子和夸张的首饰。而咏梅还是斯斯文文的,穿着职场女性的衣服,看起来格格不入。她明确知道自己不适合那种前卫的造型,不必随潮流而动。不穿职业装的时候,十八九岁,长发飘飘,穿着黑色长绒衬衫,黑色牛仔裤和同样颜色的尖头皮靴。“你面无表情地,很自豪地在人前走,很酷的。”当然,还有那条一直保留到现在的黑色三角披肩,“坐在那儿,就是文艺范儿”。

她把这种摇滚精神延续到了音乐之外。在剧组拍完戏,她很少有更进一步深交的朋友,就是“逢年过节问候,然后有机会再合作”;她不会主动找戏,也从不轻易接戏,工作密度最大的时候一年也不过拍两三部作品;尽管在外人看来,她好不容易等到了一部自己主演的《地久天长》,但她的好友、影片的制片人刘璇却没怎么听到她杀青后聊起心里的不舍,拍完了就是拍完了。

刚刚与咏梅合作完电视剧《小欢喜》的演员黄磊感受到了咏梅身上“有那么个劲儿”。过去,红酒白酒咏梅什么都能喝,现在她在剧组聚餐时宣布已经戒酒,但黄磊还是能感受到咏梅来自马背上的民族的本性—她是蒙古族:“你现在想想,咏梅骑着马,穿着民族服装,喝着大口草原白,你得这么想,你觉得太帅了。”

7年前,当电影《青春派》的导演刘杰邀请咏梅饰演一位母亲时,她所犹豫的只是自己缺乏当母亲的经历,并不介意那是一位18岁孩子的母亲。当时咏梅42岁,“你找大部分的42岁的演员,你让她演18岁孩子的妈,她也是不乐意的。”刘杰说。

合作起来,咏梅的简单利落也给刘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答应接戏后,没有经纪人经手,没有助理陪同,咏梅一个人就从郊区的家里开车来到剧组。起初约好拍摄时间为一周,拍完之后,需要咏梅再来一周,她什么也没问,回答“好啊”。到了第四周,刘杰说还得再来一星期。“好啊。”

几个月之后,电影《刺客聂隐娘》选角,作为大陆监制的刘杰给侯孝贤看了几段咏梅演戏的片段,侯孝贤想当面见见咏梅。当时已经是下午4点半,刘杰不记得是发短信还是直接打给了许久没联系的咏梅约晚饭,地点在东直门的鼎泰丰,电话那头的咏梅也没问什么事,也没问还有什么人,“好啊。”站在一旁的侯孝贤有点失落,感觉倒是自己变成了不速之客,开玩笑地问刘杰:“那我去合适吗?”几个月后,咏梅成为了《刺客聂隐娘》里聂隐娘的母亲聂田氏。

巨大的乱

电影《地久天长》中,王景春与咏梅饰演的一对夫妇失去孩子后,历经30多年的人世变故。咏梅要从年轻时的国企工人,中年寄居福建的乡村渔民,一直演到面色蜡黄的衰老母亲。

在选择男女主演时,导演王小帅原本考虑1970到1980年龄段的演员。但后来思及“时间感”这种东西—越年轻的演员扮老时,妆容越会成为表演的障碍,于是决定把演员的年龄整体上调10岁。期间也有一些人提名过一些更有名望、有一定阅历的女演员。但是,“她们都太像演员了。”制片人刘璇说,“大家看到的还是这个演员本身嘛。”于是,他们一下想起了几年前在武夷山拍戏之余追的电视剧《悬崖》,想起了剧中饰演张嘉译妻子的朴素的、没有演员感的咏梅。

编剧史航从《中国式离婚》开始留意到咏梅以及她身上那种静水流深的力量。“有的女演员是有光芒的、刺眼的钻石,有的女演员是珍珠或者玉的,是有光泽的,咏梅属于有光泽的演员。”他说,“这样的演员,你在电影或者電视剧的片花、预告片里不一定会特别被她吸引,但在正片中,你会特别清晰地意识到她的存在。”

演员黄磊与咏梅在还未播出的新剧《小欢喜》里有合作,黄磊也是这部剧的编剧之一。他编了一场戏,曾担心演员可能理解不了那种情感,在戏里,咏梅与邻居家的女儿有一段很深的感情:她在自己儿子和老公那儿没有获得足够的支点,但遇到邻居家的小女孩后,她帮女孩化解了一些成长的烦恼,女孩也给予了她面对癌症的勇气。“但是我写了这个的时候,我也担心演员可能会不理解这种美好的东西。”黄磊说。

“尤其是家庭剧,一个演员常常还是愿意去演那个保险的(角色),在她那个常理之中的一些情感。”黄磊说,“(不然)大家会觉得有点假,你怎么会,为什么你会对邻居的小孩这么好?会那么信任?恰恰就是要把感情的那个基础要弄好嘛,就是她要信任这么一个关系。”

但等到那一场戏演完,黄磊意识到咏梅理解了他想表达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生命感,“她就把那些寻常、普通、看起来日常的东西,全部都,其实是用很高级的技巧,用很真实的情感,用很深刻的理解,用这些方式把它隐藏起来之后,用这些方式把它用一个很常态的人的状态反映出来。表演其实是一种表达。”

情感也是咏梅最为看重的东西。刚当演员那几年,咏梅只是将它理解为一个可以迅速挣钱的行当,“45天就把一年的工资都挣过来了”。直到1997年,导演叶京开拍电视剧《梦开始的地方》,咏梅在其中饰演一个配角。经费最紧缺的时候,当时最当红的演员刘蓓也无偿前来演出。咏梅、刘蓓和小陶虹那时20多岁,张涵予、丁志诚和傅彪30多岁,大家伙拍完戏,就爱聚在傅彪的房间里喝茶聊天。

20多年后接受采访时,咏梅依然清楚地记得当时傅彪教过她的表演技巧,人物是复杂的,对人物的变化把握不好时,可以画个分析表。那是咏梅第一次意识到,“用心灵工作是多美好的一件事。”

心很重要,这符合咏梅自小接受的教育。自离开家乡之后,她与父亲通过写信往来,这个习惯甚至在固定电话早已普及到普通家庭中时也未发生变化。父亲是一名电力工程师,热爱阅读和思考,有许多兴趣爱好,在這个蒙古族的家庭里,每到逢年过节之时总会有许多人以父亲为中心围坐着唱歌喝酒。在父亲看来,挣钱是一件应该被唾弃的事情,精神财富才是真正的宝藏。他的日子也过得简单浪漫,平日里热爱音乐、艺术与哲学。有时远行的咏梅回到家,会听到父亲正在为她播放蒙古歌曲《森吉德玛》—森吉德玛是咏梅的蒙古名,仙女的意思。

有一次,咏梅想向父亲展示计算机可以打字了,打了一封家书,签上自己的名字寄回了家。结果父亲收到信之后,非常地愤怒,立即给咏梅回了一封信。许多年过去了,咏梅已经不记得信上的其他内容,只记得父亲的一句,不管成为什么样的人,“你不能没有真感情”。

“有的女演员是有光芒的、刺眼的钻石,有的女演员是珍珠或者玉的,是有光泽的,咏梅属于有光泽的演员。”

从15年前开始,咏梅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接近着父亲这样的人。2004年,《中国式离婚》热播之后,不断上涨的关注度给咏梅带来了烦恼和焦虑。这似乎是采访过程中,咏梅最不愿回想的片段。痛苦来自金钱诱惑,来自毫无真情实意的社交奉承,来自突然蹿红之后对于自我认知的摇摆,她难以用具体的事例说明当时的自己经历了什么,但总之,那些原本她平常习惯的生活规律被彻底击溃了,“就是一个巨大的乱”。

在咏梅成为柏林影后之后,有人翻出了她在前两年写下的一条微博:“我在等着那个属于我的角色,我不急你也别急。”

她决定不再接电话,将电话呼叫转移至中国移动的秘书台,有短信来就看一眼,更多时候是一天也不碰几下。家里的固话仍然装着,但这么多年也几乎没有响过。这种习惯一直持续到今天,“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花精力去应付一些事,所以就变得更纯粹,特别纯粹,一直纯粹到现在。”

悬崖

柏林归来之后,咏梅陆续收到了许多拍戏邀请,其中包括饰演一位科学家的妻子。在接受GQ采访时,咏梅说:“为什么老让我演科学家的妻子,而不是女性科学家?”这是咏梅的困境,也是中国中年女演员的困境。

从1990年代演戏以来,咏梅几乎没有尝试争取过任何角色。唯一一次主动去争取,也是因为某部剧本里一个职业女性的角色,那不是主角,但确实是一个独立的有分量的角色。然而当咏梅满怀信心地找那位年轻的编剧兼导演讨要角色时,导演却按照某种生硬的筛选方式拒绝了她。他让咏梅坐在窗边的一个位子上,阳光打在她脸上时,导演认为她不是自己心中那个人物的样子。

从那次之后,咏梅就再也没有主动争取过任何角色,“我觉得可能唯一你要争取的,无非就是让这些需要演员、想要用演员的人看到你,记住你,你的演技让他们认可,无非就是这三样事情,你好好演戏不就完了吗?”

2013年和2014年,咏梅的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承受着巨大痛苦的咏梅在随后的4年没有接过一部戏。为了找到一个关于生命和死亡的答案,她把自己每天的生活框定在家里,看大量的宗教和哲学书籍,像上学一样规定自己每天的阅读时间和任务。4年不拍戏,她没有担心过表演会出现钝化,觉得沉淀的这几年反而让她达到一个更加纯粹的心态,“对我来说,表演其实就是一场理解。”

第四年她准备重新回到舞台,她意识到自己所面对的环境变了,犹豫着是否要接一些通俗的剧本。当时矛盾充斥着她的内心,“我觉得我怎么能演好一个通俗(的角色),我一直很严肃,内心很严肃,我是不太有娱乐精神的一个人。但同时又在思考,我为什么不能有娱乐精神呢?你看很多演员他们都很宽啊,可以上综艺啊……我那时就觉得,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一定要把它做好,我别带着一张严肃的脸去做娱乐的事情,那不是搞笑吗?”

就在她犹豫的那一刻,《地久天长》的剧本找了上来。那本写着“咏梅老师专阅”的剧本通过“闪送”送到了咏梅家里。剧本里,那个失去孩子的母亲重新回到了30多年前的老房子里,她在做饭,突然听见放学回来的儿子叫唤,妈我回来了。她跑到房间里看,跑到厨房里看,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咏梅一直止不住地流泪。

“几乎就差那么零点几秒钟,我可能就选择了那个通俗的,这个剧本来了以后,我就发现,你还想什么呀,你还是属于这个的。这个是你愿意付出甚至奉獻的,那个是死拉硬拽也会让你犹豫的事情。”咏梅说,“所以就很定,人很定,没有纠结,没有焦虑,就很坚定,有些事情是非常坚定的。”

在咏梅成为柏林影后之后,有人翻出了她在前两年写下的一条微博:“我在等着那个属于我的角色,我不急你也别急。”

从柏林回国之后的第三天,刚倒完时差的咏梅就回归到了日常的轨迹里,去上了瑜伽课。她原本的计划是从柏林直接去往一座岛上,看几场演唱会,却被经纪公司的老板劝了下来,不得不回国承担宣传的工作。她有微信,但不看朋友圈,电话还是呼叫转移,属于她的时间常常是安静的,手机静音,一天里早上收到的信息,她看到时已经是下午了。

有时突然生出念头要做一件事情,那就去做。她和栾树总是彼此信赖和默契的。

“想好了?”

“想好了。”

“你喜欢吗?”

“喜欢。”

“去吧。”

从第一次拍戏开始的许多年后,咏梅依然觉得自己是这个行当里的幸运儿。她想起年轻时和栾树住在石景山的马场里,没戏拍时就天天睡懒觉,看电影听歌,玩玩狗,骑骑马,晒太阳发呆,约朋友出去玩儿,“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她从来不主动去找戏拍,但每当生活进入一点点拮据状态时,戏就会自己找上来了。

作为一个自由的演员,咏梅还是会开心又认真地说,“我是这个行业里的幸运儿,所以真的不能拿我 当励志典型去说。我太幸运了,我受眷顾。”

她说生命中最好的时光还是在2000年之前的年轻时代。当时栾树离开黑豹,为了心中热爱的马术,亲手用木头在石景山盖起了马场,又在马场里盖了供他们生活的两间屋子。尽管在那个家里,冬天没有暖气,得靠烧锅炉取暖,厕所里水管被冻住了,得尽量忍着少上厕所,洗衣机搅到一半常常水上不来。但为了照顾马,他们一起在那里住了七八年。

房子建在山坡上,推开门往外看,山脚下就是一片桃树林。桃子成熟时,两人就翻越铁丝网摘桃子。每天,栾树去喂马,清理马厩,骑着马出去训练,咏梅就在家里听歌、看电影,当时摇滚圈的音乐人也常常来到马术俱乐部里喝酒、聊天。有戏拍的时候,咏梅就从家里走个20分钟出山,坐上黄色的小面的到剧组拍戏。

她从来不主动去找戏拍,但每当生活进入一点点拮据状态时,戏就会自己找上来了。

某一天,咏梅把一颗玻璃球放在地上,她发现,玻璃球正在往一边滚。她问栾树,怎么玻璃球开始滚了?栾树说,斜了呗。他们跑到山下看看,原来房子确实有点斜。

这时,两个人突然没心没肺地笑了起来。“哎呀,搞不好哪天一推开门,啊悬崖,就开始开心,你知道嘛,那得多么好玩儿啊,悬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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