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慧敏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同处于轴心时代的两端，他们身上存在着相似之处。其相似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出身显赫而不甘于平凡。同样都是贵族出生，从小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二是处于政治动荡的年代。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政令失效、各诸侯国战争频繁、土地兼并严重，百姓民不聊生。此时的古希腊也已过了伯里克利的黄金时期，极盛之后出现了日益衰败的迹象，周围的小国蠢蠢欲动。三是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孔子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创办私学，因材施教。亚里士多德是雅典学园最出色的学生，他秉承柏拉图的理念，建立了吕克昂学园，同时他在生物学、物理学等诸多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

“中庸”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重要思想，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信仰支柱。“德性即中道”这一思想的提出，是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中道思想继承的基础上，结合具体实践提出的伟大论证。那么，“中庸”思想与“中道”思想之间有何联系和区别，借助“中庸”思想与“中道”思想，是否能够比较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人生观，同时，为后世伦理学带来了怎样的借鉴，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行探索和挖掘。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明确提出“德性即中道”的观点，“德性是两种恶即过度与不及的中间”[1]。但在亚里士多德的诸多作品中，常把“中道”释义为“中庸”，更没有区别其与孔子“中庸”观的差异。当然，学界有不少人在研究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例如，黄显中视中道为其公正德性的秉性而进行分析[2]。晁乐红则从中道说的内涵、理论来源、精神三个方面来论述中道思想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3]。虽然，也曾有学者从孔子“中庸”思想与亚里士多德“中道”思想之关系入眼，如董根洪认为两者的同异主要源于人类实践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各自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4]，余仕麟则从历史背景出发研究中希的先哲们不约而同地提出中庸或是中道思想的原因以及它们各有什么差异的问题[5]，然而，并未真正揭示“中庸”与“中道”的差异。我们试图通过对“中庸”思想和“中道”思想的比较，揭示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人生观的差异及其给后世的启发。

一、致“中和”与求“公正”

《中庸》的开篇便提出了“中和”概念，可以看出“中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食有五味、乐有五音、人有五常、物有五行，万物都需要中和，才得以调配出最佳味道、安置于恰当位置。“中”是世间万物的本性，“和”则是普天生灵得道的法则。致中和，使得天地正位、万物化育，从而到达宇宙生命和谐统一的完美状态。事实上，中国古代和谐的思维理路即“中和”精神。《论语》载：子贡问：“师与商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不及。”曰：“然则师愈与？ ”子曰：“过犹不及。”[6]孔子所说的“过犹不及”是指在“过”与“不及”的中间，追求适度。适度是孔子道德哲学的一个重要原则，他一生都在力图恢复周礼，用礼唤醒人们的好恶之心、羞耻之心，克服潜藏夹杂在人们内心的私欲。礼在“过”与“不及”之间寻找平衡点，陶冶人们的性情。

孔子的“过犹不及”实际上是追求“中和”精神。他曾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6]《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中国自古以来都崇尚“和”，以“和”治天下，“仁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美学思想核心，儒家追求“仁爱”，那么，必然肯定“和”的精神，因为实现“仁爱”的途径，是“中和”精神。所谓“中和”，是个体在中庸状态里持守生命之道，人与物之间合乎世俗伦常而又超脱人生百态，人的喜怒哀乐得以流露，而又宣泄得恰到好处，这是人之本性的至德。“中庸”并不是平庸、中平，而是要把握好事物矛盾的度，了解事物存在和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同时，它反对折衷主义，在过度与不及之间寻找到一条自己的道路。孔子最早提出“中庸”这一思想，并给予丰富的内涵。“中庸”是德性的最高品质，是至德、至诚，是个体对生命世界的思考，是人们完善自我价值的最高德行，而为了达到“中庸”思想的标准，则必须坚持“过犹不及”，但同时也不能固执持守、陷入偏执境地，而是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最恰当的行为，做到“权”与“度”统一。如果说孔子给“中庸”思想一个点，那么孟子则给它一条线。孟子继承孔子“仁”的思想，并推而广之。比如说，孟子以“不违农时”[7]来告诫梁惠王何谓真正的治国之道，把人们遵守自然规律的理念运用到治国理政之中。小如农作物之耕种，大似人类社会之秩序，都要“过之不及”，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正如阮元的《吴兴杂诗》所说：“深处种菱浅种稻，不深不浅种荷花”。

在遥远的西方国度，亚里士多德也曾表达过与孔子“过犹不及”相类似的理念。他说：“过度与不及是恶的特点，而适度则是德性的特点。‘善是一，恶则是多’。所以德性是一种选择的品质，存在于我们的适度之中。德性是两种恶即过度与不及的中间。”[1]在此时，他提出“德性即中道”的论证。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意义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科学意义上的中间性，尤其在数学领域的运用极为广泛，即在一个数轴的两个端点，寻求中间值比较大小，这仅仅是客观原理的计算；另一种是伦理学上的中道，与客观原理的运算技巧不同，它没有永恒固定的标准，是根据具体的实践情况选择最恰当的状态，处于过与不及之间。在这里，我们所说的“中道”思想是指第二层涵义。

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是其伦理学的核心，是对道德德性最好状态的追求。“中道”思想并非亚里士多德首次提出，古希腊先哲们历来崇拜“中”，对于形式、比例美的热爱，在建筑、雕塑等艺术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亚里士多德在前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将“中道”思想加以数理化、伦理化。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门下学了八年——或者十二年，因此他最广为人知的哲学思想，甚至那些极其反柏拉图的思想中，都透露着柏拉图的痕迹[8]。柏拉图提出“正义”的定义，即“正义就是人人各得其所，各尽其责”。每个人身处在正确的位置，尽到自己的那份职责，成为生产与投入对等的人。这样的人，就是公正的人。而社会由每一个公正的人构成，如同交响曲中的每一个音符般和谐。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是在其心理学、生物学、科学的基础上形成的。“相比柏拉图着意强调遣词造句，亚里士多德创立了科学和哲学的学术体系；我们今天谈论科学几乎无法不用到他创造的语言；它们就像深埋在我们语言地层里的化石：机能、中庸、准则（亚里士多德指的是三段论式的大前提）、范畴、能力、显示性、动机、目的、原理、形式——这些表达哲学思想必不可少的词语就是在他的头脑中最先形成的”[8]。从优美的对话到精确科学式的论说，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以科学为基石，拥有了更坚强的后盾，提出了更为精密的伦理道德准则。

亚里士多德把德性分为两类：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做出合德性的行为与成为有德性的人，都必须依赖于“公正”，公正是“中道”的根本。“善是一，恶是多”，德性具有选择的权利，那么，它徘徊于一与多之间，是一个复数概念，本质是保持适度。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可分为节制、勇敢、友善等诸多德性，各个德性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转化，而公正关乎他人利益，在交往中最为人称道，居于众多德性的榜首，是对其他德性的总体概括。所以我们必须依靠“公正”，才能作出正确的决断。“中道”思想具有一种选择的品质，是个人自由意志的抉择。虽然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必须要符合一定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但却同时也尊重“中道”里的个人自由意志的抉择。这也许与古希腊开放性的学术风气、商业贸易的繁荣密不可分。

思想的碰撞、延续体现社会制度与环境的起伏，文明离不开社会因素。古希腊人崇尚自由，追求个体的独立自主；而中国人更崇拜和谐，追求群体人生之乐。在中国精神中，“顺”“柔”二字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个人必须服从封建社会道德标准，阶级分明。孔子处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周天子的政令已经失效，各国诸侯混战，百姓长期身处于战火流离之中。孔子是一位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政治家，他周游列国，希望政治抱负得以实现，但最终理想难以付诸实践，因此他希望借助思想的力量传播于各诸侯和百姓之间，特别强调“中庸”思想，以求得“天下大同”。而在西方社会，古希腊城邦的民主氛围盛行、沿海经济贸易发达，虽然只是小国寡民的民主，但也促使个人的意志自由之花的开放。

孔子的“中和”是从本质性情言之，致中和，将“过犹不及”推而广之，以化育万物，这是成为君子应具备的品格，“文质彬彬”，更多的是站在社会的角度考量众人，以达到社会理想目标。人人皆为君子，那么构建“大同社会”的理想便更加容易实现。孔子的“中和”讲究人与天的关系，顺应事物流动发展变化的规律，尚和斥同，不苛求不随流，这是士大夫“以道抗势”的一种独特方式，人与天最终会走向圆融的境地，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孔子以“中和”精神为途径，用以达到“仁爱”思想。而亚里士多德的“公正”则以立法准则言之，求公正，把公正运用于道德德性，公正不仅是对自己而言，更是对他人应该践行的德性。虽然亚里士多德最终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秩序井然、公平正义的社会，但他的“中道”思想只是落实到个人身上，并没有明确提出属于社会的那部分应该履行的职责。公正不等同于公平，律法由人来制定，决策权最后归属到人的手中，因此，公正具有主观性，个体对其具有最终的解释权。亚里士多德以“公正”渠道，用以协调社会秩序。由此可知，孔子致力于“诸人”，亚里士多德致力于“诸己”。“中和”是孔子“中庸”思想的精髓；“公正”是亚里士多德“中道”思想的基石。

二、“至诚”与“至善”

儒家“中庸”思想立志于构建大同社会，实行宗法制，每个人既是独立的，又是群体的。“中庸”思想是中国古代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至诚”是其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9]的学习过程和人生方法。《中庸》引用孔子的话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这里所谓“君子中庸”是指，君子都按照中庸的方式行事，遵循道德的自律原则。中国哲学追求“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中庸”与“中道”都反对折衷主义，相比“中道”而言，“中庸”的情感色彩更加浓烈，表现方式更加平和。“中庸”思想是以实现“至诚”为目标。“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故君子诚之为贵。”（《中庸》第二十五章）以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为己任，从而达到大同社会的理想。天秉“诚”而生，以“诚”造化万物、抚育万民，诚者，乃天之正道。天尚且如此，更何况作为沧海一粟的人呢！人持天地精气所生，以“诚”立天，而为君子。“君子”是每一个人都应当追求的标准，而“诚”是君子必须具备的品质。“诚”的本意是真诚、专心一意，在《中庸》里引申为执着、不偏离自己的轨道和使命，即后人所说的“环中”。“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9]“至诚”是“诚”的最高境界，想要获得至诚，既不能执着于有，也不能执着于无，应该选择最适合的一条路，坚持不懈地走下去。君子以“诚”而立足于天下，这是孔子认为做一个正直的人所应该具备的标准。普通人、君子、圣人，这三类人中圣人的境界最高，也最难实现。君子的精神境界高出普通人而低于圣人，是我们最适宜成为的人，是构建“大同社会”的基础元素。

“中庸”思想是异中求同，每一个人最终都会变成部落或宗族的成员；而“中道”思想是同中求异，每个群体都会细化为个人的自由意志。如果把“中庸”思想比喻成一个点，那么形成的社会就是一个圈；“中道”思想比作一个点，那么构成的社会则是一条线，每个人根据目的性追求最高的善即“至善”。

亚里士多德将“善”放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第一卷里，由此可见，“善”在他的伦理学思想的重要地位。这里的“善”是作为目的，每种工具与技能是以目的为依托，人们初次认识某件工具时，首先认识到的是它的用途、了解其产生的缘由，同样地，人的各种选择与随之而来的行为也是带有某种目的性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任何事物从它产生之初，便伴随着“善”。“善”分为具体的善，即一个具体的目的；最高的善，具有总体性和综合性，包含所有低一级的目的。而所谓“至善”的“善”指最高的善——幸福。无论是善自身还是善他人，我们遵守道德规范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幸福。由于其目的性强，促使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比孔子的“中庸”思想更加理智，更加容易践行。“德性即中道”，德性是一种选择的品质，因此“中道”也是具有选择的自由，有很浓厚的求知成分。古代希腊追求民主、法制、自由，坚定地走向求知的道路。“中道”思想为什么追求公正呢？这与亚里士多德本身的政治理想息息相关。亚里士多德属于中产阶级，生活于民主政治体制衰退的危机时代，这时的希腊民主制度的弊端日渐凸显、矛盾斗争日趋激化，如寡头政治、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这都影响着希腊城邦的政治安定和生活幸福。因此，他呼吁在“过”与“不及”中寻求一条“中道”之路，寻找一种理想的国家形式。这正是亚里士多德本人所追求的“最高善”。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亚里士多德反对柏拉图的“普遍善”，而提出“最高善”。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中，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善型式理论作出四点批判。“如若它真有如此重要的帮助，所有的技匠就不会不知道它、不去追求它。很难看清，善的型式将给一个织工、一个木匠什么帮助。也很难看出，对善的型进行沉思如何能使一个人成为一个更好的医生或将军。”[1]亚里士多德的“最高善”是伦理道德准则的进一步升华与更高的价值追求。“最高善”即“至善”，不因他物影响仅因自身因素而达到完善，最终通向幸福；而“普遍善”，我们会因他物的影响而选择它们来满足欲求，不仅仅因为自身的因素。

虽然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最终理想一致，即追求幸福、社会和谐，但是他们的立足点、实现渠道截然相反。孔子从境界的角度出发，“至诚”是实现完善人格所具备的优秀品质，达到冯友兰所说的“道德境界”。“至诚”把诚推到极致，是诚的最高价值取向。由诚至明，人之本性；自明到诚，人之教化。一个人的本性达到了诚明，自然而然地会将其行为付诸于实践，譬如烛火般，照亮自己的同时也为他人带来了光明，促使他人本性达到“至诚”境界。如此以来，循环往复，诚者为明，明之为诚，教化作用得以周而复始，推而广之。同时，唯有“至诚”才能最充分体现人之本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人之本性，继而发挥万物之根本，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地。孔子的“至诚”既不是道家的“无为而为”，也不是禅宗的“性空”，是绝我而不绝世，“舍己为群”，通过“至诚”，把人和他人的道德境界提升到最高标准，达到与天地一体的境界。这时的人，身处于世俗，而又超越世俗，成为了屹立于天地的君子。

相比之下，亚里士多德从目的论的角度，来论证“善”对德性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德性不能等同于幸福，还必须通过“善”，将德性转化为德行，才真正达到幸福。“至善”追求最高目标——幸福，与向往沉思生活的态度相吻合，体现了古希腊静修派的人生观。那么，如何达到“至善”呢？需要通过习惯来实现。亚里士多德肯定人的情感，但又认为情感有时会过多溢出或不足，只有恰如其分的情感才是人们需要的正确情感。要抛弃一种旧的习惯，最好的方法是培养出一种新的习惯。即在恰当的场合，面对恰当的人或物，以恰当的目的，产生恰当的情感。通过习惯培养出一种好的德性，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长期的日积月累，是一个艰苦卓绝的过程，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通过德行体现、习惯养成，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德性天赋论的批驳，肯定人的价值与意义。懂得理论与践行理论不能等同，成为一个真正的合格公民，不仅需要了解德性，更要以德行显现德性。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以人为最大的视域，人是有限而无限的矛盾体，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在道德伦理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至善”是众人追求的共同愿望，它以自身为纽带，把个人的自由意志串联起来，组成了城邦的信仰支柱。

三、“形而上”与“形而下”

孔子“中庸”思想既具有“执两用中”的方法论意义，又具有“中和”的形而上维度。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下位焉，万物育焉”（《中庸》）。孔子更是将“中庸”视为“德之至”，将其推至道德的最高境界：“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庸也》）。如果把孔子的“中庸”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区分，我们试图用一组词语来辨析，即“形而上”与“形而下”。《周易·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10]在《周易》里用“形而上”“形而下”来解释“道”“器”范畴。“目的在于阐述‘道’指导‘器’‘器’以‘道’为用的辩证关系。”[10]这里，我们用这组词语的引申义来概括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两种不同的思想路径和人生观。“形而上”即自上而下、由抽象到具体的致思模式；“形而下”则是自下而上，由具体到抽象的致思模式。

孔子毕生的理想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6]的一派祥和景象。而创造这种和谐气象，必然要依靠统治者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安宁才能得以实现。因此，孔子的“中庸”思想更多的是一种教化意味和包容性，统治者以“中庸”思想教化百姓，使其服从统治，促使国家得以安定。以宗法制为根基，孔子提出“中庸”思想，希望恢复周礼，自上至下，把正确的德性普及到整个社会，这更是一种抽象的理论。德性最终是否成为德行，是否落实到每个人身上？这仍然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不患寡而患不均，每个人都无法承诺达到了君子的德性。所以，我们可以把“中庸”思想看作是“形而上”理论，孔子的人生观即追求“道”，终究没能摆脱血统赋予的高贵。

相比孔子，亚里士多德强调德性必须落实到活动，即德行，才能说一个人真正有德性。以法律作为衡量的杠杆，保持社会公正和个人的自由意志，每个人都拥有选择的权利，在过与恶之间，选择最优解，向往一种沉思生活。在亚里士多德对文艺的态度上，我们可以从侧面对他的“中道”思想窥见一二。在亚里士多德之前诞生的哲学家均对文艺持否定态度。如柏拉图主张理式说，否定情感的价值和文艺的真实性。而亚里士多德则为情感和文艺辩护。文艺的最大价值在于其社会功用，它可以潜移默化地陶冶人们的情操、培养人们的德性，最终文艺与道德伦理挂钩，诉诸于人的德性。例如，悲剧让恐惧、怜悯、鲁莽等消极情绪得以净化，达到适当的强度，成为人们真正需要的适度情感。由此看来，文艺对道德起到积极作用，亚里士多德由文艺过渡到道德，由个体过渡到城邦，自下而上，“中道”思想始终贯穿于其中。在古希腊时代，对知识的渴求远胜于对权利的欲望，生物学、几何学等各种学科的崛起，催生了伦理之花的绽放，与孔子的道德根基迥然不同，它以自然科学为基础，注重数理结合、科学公正地培养道德情操。在科学大行其道的西方，纯理论已无法满足人们对未知宇宙的探索，开始把目光转移到技术领域，试图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打开神秘的大门。因此，我们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是“形而下”的理论，其人生观是追求“器”。

当然，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强调“自省”，认为只有把德性落实到实践，使之成为德行，才能培养出真正具有德性的人。孔子的“中庸”思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把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国家政治结合起来，通过个人内外修养的自省，从而达到政治清明、实现仁政的目的。他的“仁”和“中庸”思想一直是一个动态过程，在实际中践行其价值观，将其抬高到政治层面。而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也强调德性的实践性，认为人们仅仅懂得公正的含义是远远不够的，应当以自身为立足点，做到言行一致、付诸于实践，成为理想状态的合格公民。“各尽其责，各司其职”，无数公正的人，形成一个公正的法律体系，以达到实现公正社会的目标。

亚里士多德把人的精神状态划分为三种，即过度、中间和不及。“过度”和“不及”是两种极端，“过度”会产生鲁莽，“不及”则导致怯懦。这两种极端都是使人产生不良品质和德行的根源，要驱除这两种恶之源头，只有保持中间状态，处于“过度”与“不及”之间，才能成为有德性的人。“德性是两种恶即过度与不及的中间。在情感与实践中，恶要么达不到正确，要么超越正确。德性则找到并且选取那个正确。所以虽然从其本质或概念来说德性是适度，从最高善的角度，它是一个极端。”[1]如何把握“中道”思想？我们要掌握好“度”，它既是一种品质，“两恶相权取其轻”；也是一种做事的行为准则，避免沉溺于有害事物。这有点类似于儒家所说的“自省”思想的意味，每天回顾前一天的事，反省自己有没有做错的地方。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和孔子的“中庸”思想，都提及“自省”的重要性，这点也是他们面对人世苦难的一重要法则。那么，又如何做到“自省”呢？

首先，要具备良好的理性头脑，沉着冷静地面对各种问题的突发情况。在面临各种诱惑时，头脑里必须要先保持客观的判断，预测事物未来的发展方向，促使自己作出有利于自身的判断。其次，理性要战胜感性、抵制欲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市场经济带来繁荣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少的弊端，如贫富两极分化等，促使人们在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形成的过程里容易发生偏差，特别是对青少年的教育与培养。“少年强，则国强”，他们是祖国的希望和未来，是民族的脊梁，正如朱光潜所说“始终与青年为友”。最后，遵从适度原则，作出正确选择。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是在过度与不足之间寻找适度，适度原则是实现幸福的途径，快乐不是最高善，只是成就幸福的手段，单纯地追求快乐，不仅无法培养德性，而且还会陷入功利主义的嫌疑。亚里士多德主张“过度”与“不及”之间的中间状态，因时、因地、因人选择最优解，尊重个人的自由意志和主动性，自觉成为一个公正的人。

四、结语

综上所述，孔子站在“诸人”立场上，提出“中庸”思想的精髓——“中和”；亚里士多德站在“诸己”立场上，提出“中道”思想的基石——“公正”。孔子从境界出发，强调“至诚”；亚里士多德从目的论角度出发，强调 “至善”。从两条致思模式——“形而上”与“形而下”——来看，孔子倡导“道”之人生观，而亚里士多德则追求“器”之人生观。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领域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尤其是“中庸”和“中道”思想的提出，给后世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深刻的思想启迪。各种伦理学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像数字般精密准确，它们之间真正的差异在于选择方式的不同以及选择的理由。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道德思想固然为后世的伦理学建设提供了宝贵的价值，但对于现代伦理学的建构，特别是女性伦理学来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于那些关注弱者的德性的人来说，他们仍然在漫长的求索之中。真正通向孔子和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正确之法，是在了解他们所处时代背景之后，按照他们的理路寻求一条适应现代伦理学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