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玉彬，权绘锦

(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从《丙申故事集》到《丁酉故事集》，从“重逢准确的事实”到“对更普遍的生活的忧虑”，从对世界的服从到明确表示对“正当性”的质疑，弋舟自觉站在时代的前列，面对关于人的生存状态的共同追问，关注现代社会人的忧虑、痛苦、绝望与焦灼。在历史演进无可阻挡的现代化潮流之下，他探求的是人类如何确证自我身份，恪守自由精神，这是现代人类的永恒期待。如洪治纲所言，“真正的先锋是一种精神上的超前，是一种对社会、人生的本质体验和理解”①。在这个意义上，《丁酉故事集》不再执着于对过去的检索，而聚焦未来意象。弋舟以其批判现实的创作观照城市人的生存方式，探寻生存本质，审视自我，也审视社会，在面对“更普遍的生活的忧虑”中找寻精神出路，执守痛苦生活中的诗意。

一、现实本位之下的真实性质疑

众多论者肯定弋舟为一位接续先锋性的作家，所谈多是其创作具有的先锋余韵。先锋性是弋舟的诚意，先锋各色背景之下是“我们与时代”的隔绝，先锋背后隐匿的是作家诚恳的自己，是诗人的失败和现实的破碎。创作中，主题的退隐消解虚构的意义，抽离时间或许能孕育永恒，却难以抵抗现实真相背后的恐惧。这种内在的紧张感，对生活、幸福真实性的怀疑，在异己世界中寻找自己的恐慌，造成弋舟创作中日常感和戏剧性的弥合。《丁酉故事集》更关注真实自我，忠诚于时代的拷问。为此，弋舟反复强调，自己更多的是一个传统作家，他坚持的是批判现实主义。如何保留先锋性，又如何在破碎现实下恢复和重建现实主义？世俗烦琐不可忘却，蹉跎岁月难以重逢，只有在永恒的反叛中接近最真实的初生和死亡。每一个具体的被压抑的肉身回归灵魂的路途都很漫长、艰难。卡夫卡说：“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背负的铁栅栏之后。”弋舟的作品直面孤独黑暗，又尽力摆脱虚空梦幻的魅影，去除人物身上的沉重负累，剥离生活欺骗性的外壳，重新确证自我。让肉身超越此刻身在之地的藩篱，对虚无的世界依旧保持热情。

弋舟在故事集的代后记中，谈到自己坚持的是“整体的对现实的批判”。他赞同卢卡契“艺术的任务是对现实整体进行忠实和真实的描写”的说法，这与“对更普遍的生活的忧虑”不谋而合。作家面对的不只是一己个体的困境，而且要面对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弋舟在此反对伪现代主义，对庸常现实深剖辩难，从而使现实主义摆脱庸常，在对城市忠实、真实的描写中，聚焦普通人，直面人性的晦暗隐疾，毫不掩饰精神疮口，强化对精神状态的变化投射。“世俗生活貌似平庸寻常，却囊括着本质上的尖锐与激烈，在这个意义上，它给了我写作的依据。”②弋舟从个体在场的原生体验上升到对社会、对每一个时代者生存体验的探寻，从个体生存的价值意义上升到对普遍城市人精神症候的疗救。城市中，每个人都像缓慢淹死的溺水者，在城市巨大的旋涡中挣扎，盲从，茫然，身不由己，如同被判了缓刑，是溺死还是被赦免，无从得知。他们在秩序中抵抗，在幸福与不幸，释放与缠绕，梦魇与清醒中构筑深梦者的神话。我们时常沉溺于生活的梦境，找寻镜中的自我而忘却虚空的现实。生活背后的真实往往是不幸的，幸福的假象可能来自隐喻，也许是虚构，不幸却让人挣脱雾霭、谎言与污浊。直面幸福之后的荒诞现实，是弋舟隐身于作品之后的自我暴露。黑格尔的哲学让我们不能单单按照事物的样子观察事物，还要理解为什么它是现在的那个样子，“俄狄浦斯以为自己知道所有的答案，却疏漏了一个事实，亦即他并不知道他自己晦暗不明的被诅咒的身世的秘密”③。弗洛伊德也告诫，千万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明白，什么都知晓。程德培在评论弋舟时曾引艾略特的诗“你所在的地方正是你所不在的地方”，我们努力获得无法占有之物，成为你所不是的那个人，但永远无法出离自身，永远无法超脱那个怯懦孤独的自我。

在《丙申故事集》中弋舟着力呈现的是世界的一整面，表达的是自己对世界的服从。而《丁酉故事集》中力求表达的是难以放置的自我，呈现的是质疑人类理性中“正当性”的勇气。我们习焉不察的所得，并非理所应当，万一某天大梦醒来，发现一切都是幻灭。《巴别尔没有离开天通苑》中，天通苑的房子是老天的怜悯，猫是老天送给我们的礼物，“我”所认为的“好”，是以人类理性中所谓的“正当性”为依据。拥有房子是正当的，归还猫是正当的，孕育一个生命是正当的，以所学专业谋生是正当的。可凭什么老天以万物为刍狗之余，那份怜悯偏偏落在“我”的头上？这是“我”对“正当性”，对社会简单合理的秩序的质疑。“我”的离开是对颓靡现状的一种改变，活在自己可以理解的简单秩序里仿佛指引人走向安静的港湾。故事中对现代都市人生存状态进行了切实描写，城市人感激与恐惧交织的日子，在虚拟的世界中满足虚荣心，同时承受着匍匐在地的梦魇。这都不只是个体的困境，而且是群体性的生存困境。在实用主义、工具理性统治下的“后工业”“后现代”，人的异化与自我分裂在所难免。人作为类存在物被块状区分，相互之间无法沟通。作品中人物的境遇似乎都是难以超越的既定生存伦理，弋舟试图通过写作来理解人性，解决自身的忧虑，解决面对普遍困境的忧虑，以应对有限的解脱在深层忧虑面前的徒劳。现代社会中，西方文化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内核，理性因此传承。其后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也渗透了当今的中国都市。秩序、科技、机器的无所不在网罗万物，编织了一个巨大的黑色寓言，预示了人类精神的无处遁逃。世界是什么？人本身是什么？灵魂是什么？这些问题似乎无关紧要，只要世界如机器般正常运转就行。弋舟所质疑的正当性，理解为工具理性的产儿也未尝不可。马尔库塞在其《单向度的人》中，深刻批判了发达工业社会对人类自我认识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压抑。在这样的都市文化背景之下，弋舟的创作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后现代语境中坚持现实主义。伦理衰微与价值困境使创作者们不得不超脱于普遍现实之上，象征和隐喻指向“多思”，指向理解的差异，也可能导致读者的偏移与背离。无论如何，“我们与时代”主题的诠释是弋舟始终要坚持的信仰。

二、狂欢仪式背后的精神隐忧

在《丁酉故事集》中，“仪式”是小说的诗意。弋舟认为，文学可能本来就是一场仪式，而世界，可能本身就是一场更大的仪式。集体欢腾的目的在于释放压抑的情感，仪式背后是人们内心的原始渴望，这份渴望如在水底，如在空中。而人类依然执着于此，这正是痛苦生活中的诗意。人类在亘古的仪式中缓解内心的苦痛，寻求自省和解脱，但指引人类走向毁灭的恰恰是极致的仪式感。“也许最终抹除我们的，并不是我们发明出来的技术，而是我们狂欢一般制造出的仪式的泡沫。”④人间沸腾的仪式会将人类彻底灼伤，因其本质就是“对更普遍的生活的忧虑”。仪式的神圣化在《势不可挡》中被放大，2027年新技术取代人类，降格为“无用者”的人类在残存的反抗精神的指引下，虚构一个“圣母”来走向抽象的崇高。杜英姿是沉默的先知，我们追随她精神的目的是完成劳作仪式，在“无忧无虑”的惶惑之下争取忧虑。如今只有工作才是唯一的救赎，是终极的道路，每一次工作都好比一次信仰的仪式。在缺乏认同感和价值确证的时代，杜英姿的那双手和手中的螺纹钢，具有了讽刺性的美感，赋予了超脱世界拘囿的特权，成为独立于一切逻辑之外的存在。“圣灵运行在那个小车间里，生门开启了。”在带有狂欢性质，被赋予宗教意蕴的神圣仪式的描写中，隐藏的是时代神话的消解和对自己文明的顽固自信。在仪式中，充斥着自罪、自赎、自我归咎和自我憧憬。涂尔干认为，仪式“是在集合群体之中产生的行为方式，它们必定要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⑤。这意味着通过仪式等手段，社会群体能够获得或者唤起某些共通的心理状态，社会情感得到释放，社会规则得到重塑强化。而正是在秩序混乱、群体凝聚力微弱的时代，格外需要仪式来塑造命运共同体。显然，小说中存在的是一种消极膜拜，神圣与凡俗之间的禁忌构筑了消极膜拜的基础，仪式的目的在于防止神圣领域与凡俗领域混同，从而确立圣灵地位的独特性。对杜英姿的膜拜是集体性的无意识，集体性的自我欺骗。现实无情，个体融入集群是人类摆脱孤独所寻求的心理皈依，而求助于荒诞的仪式则是有效的手段。但神灵并不眷顾大地，仪式和宣泄只是自我厌弃过后虚伪的真诚与热烈。假想的偶像坍塌，信仰倾覆，理想破灭，人性的卑琐暴露无疑。我们渴望在仪式中保全自我、确证自我，最终屈服于秩序。反抗者成为新的专制者，生命轮回，救赎继续，开始新一轮的徒劳。狂欢是非理性的，其结果不可预测，往往造成迷狂的假象而遮蔽精神隐疾。“我们所能理解的，只是我们有限的那些经验，诸如消失的荣耀、破碎的完整，就像此刻我们只能将空中的预警理解为新先知确立时的天启异象。”⑥狂欢过后是有限的解脱，是人与人加深的隔膜，是对自我价值确证的迷茫。《巴别尔没有离开天通苑》中小邵的偷猫行为是一场蓄谋已久的仪式，“我”的逃离是挣脱囚禁的仪式；《缓刑》中漂亮的小女孩赠送让父母后悔的“礼物”是一场仪式；《如在水底，如在空中》中两个男人的等待是一场漫长的仪式。我们在现实之中的精神困厄需要通过仪式救赎。但仪式结束，寓言消解，人类最终还是要回到现实，回到有限的解脱和无限的挣扎之中。

在《丙申故事集》中，弋舟意在向岁月和时光致敬，不断回去，回到朴素的少年，让“不再年轻的人和年轻的自己重叠”。《随园》《巨型鱼缸》《但求杯水》都是在漫卷动荡的岁月中重逢青春。弋舟说：“青春需要被虚构，世界需要戏仿。”人生细碎，何尝不是一次次的模拟和复制。对于每个人来说，回顾青春是一场盛大的仪式。《丁酉故事集》中，《会游泳的溺水者》的“紫色激情”隐喻激荡的青春，以抵抗虚妄的生活，《如在水底，如在空中》中两个失意的中年男人试着靠近的是青春记忆的那道光。青春是过去，是迷惘中的庇护所，是谵妄的构想，是散发光芒的彼岸之物。庞大无形的都市消解一切，生命都为现有秩序而活，不需要有自己的人生，消融自我与个性。刘易斯认为：“当都市的积聚达到如此规模，只能用一个特别的词来描述他的力量：这就是无力。”⑦在欲望中背叛灵魂，在焦虑中遁入绝望，无力感加深了内在的紧张，戏仿过去不能指引生命走出绝境。因此在《丁酉故事集》中，弋舟更多地追求未来意象，作品指向未来和更为广袤的世界。加塞特说：“未来意象的丧失，意味着对过去的阉割。”过去已逝，现实虚无，若缺失未来，则希望何在？“虚无是我最顽固的生命感受”⑧，而在他的寓言式的作品中，意欲在未来中寻找生命意义的永恒信仰，指引人类摆脱虚无的羁绊。

三、“逆某”困境下的自我寻找

在弋舟的两部故事集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中心，即对自我的寻找。《巨型鱼缸》中，人类亘古的困惑——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到哪儿去，令王桐恍惚；《如在水底，如在空中》中旅馆的暴君老板，“没人能认识他，因为他总是会不停地变成和你认识的那个人不一样的人，他老要拉住你告诉你他是谁，可他究竟是谁也一直在变”⑨。对弋舟来说，他以公心面对自己对普遍困境的忧虑，《势不可挡》中未来已来的现实，以及作家对人工智能的关注，在带有破坏性的刺激下产生的是思想活力和灵魂深处的无能为力。弋舟的创作坚持批判现实主义，但无法出离后现代的立场，写作正是为了解决忧虑。从这个层面来说，《丁酉故事集》带有的救赎意识使得作家自觉重建垮掉的生活。

文学是自我的文学，弋舟作品中分裂的人物，人物对自我的寻找与救赎，与英国小说家约翰·福尔斯作品中“逆某”，以及“逆某”对自我的感知、反叛、挣扎与斗争，在其想象的限度上有所重叠。约翰·福尔斯的作品在英国后现代小说的研究中不可回避，奥尔森认为，福尔斯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个体在未受引导或被误导的群体中努力达到一定程度的自我认识”⑩。福尔斯也曾说：“我在《智者》中的主要关注点是维护个体的自由，抵制对世界构成威胁并强迫人们盲目顺从的种种压力。”在此层意义上，福尔斯或弋舟，他们的创作于芜杂世相的描写中，透露出对人与自我状况的回应。无论弋舟如何强调其创作上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面临的后现代语境都是不可避免的，而后现代中的“自我”，更确切地说是后现代语境中的“自我”，是弋舟的执着所在。福尔斯的“我是”观，以及对“逆某”的阐发，在我们看来，使弋舟的作品获得了来自遥远西方的呼应。“我是，即我曾经不是，我曾经不可能是，我现在不可能是，我将来不可能是。”未来已来，承受沉重负累在尘世走一遭。梦醒之时，幽闭、分裂、破碎，现实的遮蔽与抵抗，异化虚空——这些后现代语境下的常见语汇，并不能精确指涉现实。在这个语言建构的世界中，文本隐喻着自省和怀疑。对自我现有认识的解构，对自我存在本质的怀疑，都在反省的过程中不断加深。“认识你自己”，认识自己被挤压的微末地位和难以名状的孤独感。

张和龙在分析福尔斯的小说时提到，“逆某”关涉自我的本质内涵，是人类心理结构存在的第四维，是福尔斯用来解释20世纪人的荒诞状况和现实处境的重要概念，也是后弗洛伊德心理学中的关键性术语。“逆某”的意义在于非我、反我、我的叛逆。这种虚无、非我感，为现代社会主体的内在焦虑追溯了一个更高的痛苦来源。个体处在自我分崩离析的边缘，“逆某”就是自我的矛盾性、异质性和不稳定性。这显然是一种否定性的力量，统一于自我而又悖离沉重的肉身。弗洛伊德忽视了社会在自我建构中的决定性作用，而福尔斯则关注“逆某”在个人、心理、社会的合力下时常会出离本体。弋舟笔下的人物，在工具社会的理性假象下，感受到的是暴力和迷狂，是同此凉热的宇宙中的真空感、隔绝感。《怀雨人》让我们看到弋舟创作的种种无限可能，人需要面对的只有我们自己，谁都无法确定身处的现实。而“青春垂死挣扎般的最后一丝孤独”将自己拽出了肉体。生命微薄，无力给凌乱的世界定位。“在整体前面的个体，即面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事物时，我感到无足轻重。我们几乎都成了侏儒……既感到自卑又有互补性的狡猾和怨恨心理。”卑微感是“逆某”的重要表征，《丁酉故事集》呈现给我们的是改变的时代和实在的虚空。《巴别尔没有离开天通苑》中万物只是老天舍命的刍狗，“我”没有资格享受优待；《会游泳的溺水者》中宋宁不需要有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宋宁，是试图对抗抑郁和痛苦的宋宁，是现代反英雄。为了摆脱“逆某”的内驱力，他们选择与社会妥协，自我消融于社会结构与传统。但他者过分的压抑会加剧“逆某”的反自我性，无形中刺激个体走向自省反抗的坎坷之路。“我”的出走，“我”对真正生活的向往，“我”对宋宁的挽救以及两个中年男人的微末希冀和等待，面对存在的困境，我，我们都试图积极应对，这也是“逆某”另一个重要的价值内涵。福尔斯赋予其积极存在主义的思想，面对自我的异化和孤独，“福尔斯着意提升了存在主义思想中的等待、寻找、选择等积极向上的层面，将‘存在的虚空’升华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西西弗斯滚石上山的精神”。对于弋舟笔下人物的命运来说，出走或许是徒劳，等待则陷入无妄。但每个人都不想放弃离开死水般的现状，让一切至少来一次暂停。房子是有力的心理支撑，“我”依然选择离开天通苑，小女孩离开父母的争吵。《势不可挡》中我们仿佛与旧秩序决裂，命运仍陷入轮回，但不甘失败的人依旧在为自己争取忧虑；“我”为溺水者争取时间，追随“如在水底，如在空中”的圣光，不惜涉险，因为那里有希望。他者的压制带来隐秘的痛苦，人的异化归根结底还是人的不自由，从肉体到灵魂的被压抑。然而自由的焦虑下并不缺失对生活的认知和自我的寻找。正如程德培所言，“他描写黑暗却不会陷入黑暗，他表达羞耻而不会陷入无地自容的境地，他直面孤独又不会丢弃对生活的观注，他审视绝望和恐惧而又绝不放弃抵抗和拒斥，他揭示我们的言行之恶但绝不忘救赎之道”。

现在的当代，将是未来的过去。人总是在现在迷失自我，寻找自我，而在未来中审视现实。人是超物种意义上的社会共同体，人在时代中的存在价值、存在依托，是穷极一生所要找寻的答案。这两者无法确证，个体将始终陷入追问自己是谁的泥淖。肉体和灵魂的弥合是人最为直观也最为抽象的存在，个体灵魂的意义依赖于群体的社会性，从根本上说要依赖于人类的生存方式——社会劳动。当“劳动”已是被垄断的特权，几乎每个人都成为“无用者”，灵魂依托于何？堕入深海势不可挡。歌德认为：“人是一个蒙昧物，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向哪里去，他对世界知道的很少，对自己知道的更少。”而文学的意义正如哈桑所言，“文学是自我的文学，是栖息在世界中的自我的文学，是自我与世界被写成文字的文学”。在文学中，自我是多变的，灵魂的内核是自我存在的根据。弋舟5篇小说中的生命个体，面对自身的焦虑很茫然，无力解决精神难题。城里的生活让你觉得自己和世界之间总是隔着一层毛玻璃，体验“真空般的与世隔绝的存在感”，但依然选择逃亡，寻找、求证自我。浩荡时代之下，作为他者的“我”是自我分裂的，我们无法把握的是从自己到自己的距离。在这段路途中，自己与他人在看待世界方式上的差异性，世界能否被感知，我们怎样才能消解距离，理解某一群体看待他们所在世界的方式……这些都是关于自我身份确证不可避免的问题。现实的欺骗性难以抵挡，自我求证的悲剧结局不断循环。但群鸟、古希腊人、大海，这些自然风物和人类历史都会给人带来抚慰。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刘晓东，他代表的是在现代迷狂中无处放置的自我。但即便生活已然徒劳，我们会老去、恐惧和放弃，总有一个宁静的港湾在彼岸等待，安放挣扎的灵魂。

注释：

①洪治纲：《守望先锋——兼论中国先锋文学的发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页。

②弋舟：《我不是能够写出畅销书的作家》，《兰州晨报》，2008年1月22日，第1版。

④⑥⑨弋舟：《丁酉故事集》，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189页，第105页，第179页。

⑤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商务印书馆,2011年，导言第11页。

⑦刘易斯·芒福德：《都市文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272页。

⑧弋舟、走走：《保持对生命那份微妙的警惕》，《野草》,2016年第2期，第205页。

⑩Barry Olshen：John Fowles，New York:Ungar,1978,P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