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永兰

也许，与《民主与法制》杂志有着长达25年情结、年逾七旬的重庆读者杨武乐没有想到的是，他在“我和《民主与法制》”（今年第7期刊发）征文中不经意间给国家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专家学者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课题”：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行使检察监督权依法提出“抗诉”时，到底应该是“上抗下”，还是“同级抗”，抑或是“下抗上”？

据杨武乐介绍，在他多年来状告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局的“民告官”案件中，不仅在一、二审中均败诉，而且，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又被裁定驳回！按他多年来通过《民主与法制》杂志“自学法律”的经验，心想本案既然经过了重庆高院“裁定驳回”，那么，这个“驳回再审申请”的裁定肯定就是“终审裁定”，如果还不服，就只能按“上抗下”的规定向最高检察院“申请抗诉”！哪知，当他千里迢迢坐火车到了北京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却被最高检接待“窗口”人员告知：这个“抗诉申请”不仅“最高人民检察院”不会受理，就是“重庆市人民检察院”也不会受理！只能到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所辖的“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去提出。于是，引发了他关于对行政诉讼案件的生效裁判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到底应该是“上抗下”“同级抗”还是“下抗上”的迷惑！

其实，杨武乐反映的问题，不仅存在于行政诉讼中，在民事诉讼中也同样存在，甚至更为突出！

2019年前夕，笔者有幸经四川省律协安排，参加了由四川省高级法院、省检察院、司法厅组织的一次讨论会，对“两院一厅”拟联合发布的《关于实行律师代理申诉制度实施意见》（代拟稿）提出修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