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跃飞

2012年至2016年，国务院统一部署开展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可移动文物是指可收藏、可移动的文物，内容种类都很庞杂，其中包括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等，所以除文物部门外，档案部门、图书系统、大学等机构也必须参加进去，共同完成普查任务。

于是，我在2014年夏秋两季，跟山西省文物部门、图书系统的专家一起，组成鉴定专家组，我负责档案部门收藏的手稿、文献、资料、实物的鉴定，前后数月马不停蹄地为普查登记工作而奔波，没想到在合作和奔波中还能收获细碎的识见。这多少还是让我有点小兴奋，算是对疲惫身体的一种补偿吧。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在当年初冬的时节清点和翻晒自己的一点点收成，心情格外明朗。

1.基本弄明白了古籍刻本、抄本、石印本、影印本、剪贴本、活字印刷本的鉴别常识，也弄明白了拓本与拓片影印本的鉴别技能，还弄明白了古籍善本、珍本的区别。目前尽管还做不到一瞥即得，但翻看几分钟还是可以作出判断的，且判断的精准度不会很低。

其实，作为相邻学科，古籍版本鉴识早该去学，只是人懒怠学，惰性又大，一直拖延着没有去学。这次跟图书馆系统的专家同组合作，正好给了我面对面学习的契机。好在咱这人别的优点不多，但五秩之人依旧保持了一颗好奇心。有机会看专家甄别鉴识，就会跟多嘴驴似的问个究竟。三问两问，门道也就出来了。偷艺这玩意儿，跟中医差不多，无外乎望闻问切，看了、听了、问了、摸了，感觉自然就出来了。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但学科相邻，还是有一些相通的地方。

2.亲见了两块玻璃底片实物。地点在晋北雁门关下代县档案馆的陈列室里。

1985年读大二时，喜欢上了摄影，就旁听新闻专业的摄影课，听老师讲过早期的底片是玻璃制版的。无法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工作后翻检“赵城金藏”发现过程的史料，看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某机构责成范成法师负责影印“碛砂藏”，他们使用的也是玻璃底片去影印，还是无法想象实物是何状。看到实物，有豁然开朗的感觉。真应了那句老话了，“百闻不如一见”。见识见识，经见确实是增长学识的一种最好的方法啊。

3.现在各色近现代纪念馆中的实物展品，赝品多如牛毛。这也正好印证了我多年来在看纪念馆时的一种莫名的猜疑。

近现代纪念馆里的实物藏品，来源渠道极其重要。实物所负载的额外信息，主要靠藏品的来源来判定。这跟档案部门格外看重的“来源原则”有点相像。在来源上支支吾吾说不清楚，多半是从民间收集的冒牌货。尤其是什么公司承建的纪念馆、展览馆，几乎都是石膏模型倒出的假货！

在某县见到一位“收藏家”，前幾年刚刚出手一批“文物”，院子里又出现了大批的同类“文物”。一位当地行内人言：“这跟做豆腐一样，有卤水有豆子，一筐一筐做就是了，要多少有多少。”说得我激灵一下子，醒悟矣。

以前对此只是朦胧的猜疑，现在算是印证坐实了。

4.在左权县图书馆见到《三流道里表》（上下册），乾隆年间刑部刊布的。翻看了一下才知道，原来大清的法律一点都不粗陋，凡各省各府的流放犯人，均依表分列，按规定的里程、地点、时间起解，应发何省何府均开列得一清二楚，甚至入境地点也开具得明明白白真真切切。比如太原府流放2000里的犯人，依表发往安徽颍州府的颍上县；流放2500里的犯人，发往江苏扬州府的兴化、高邮等县；流放3000里的，发往浙江嘉兴府的嘉义县，等等。还要考虑到犯人的籍贯地，采用回避籍贯政策，怕人犯就老家不远而逃之夭夭也。

如此，便纠正了看电视留下的戏剧化烙印，以为古时流放犯人只有几个固定的地点呢，比如黑龙江宁古塔，比如新疆伊犁，比如海南岛三亚什么的。同时再一次确证了，有法可依只是法治社会的一个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法律再完备，也没人认为大清是一个依法治国的国家啊。

5.在大名鼎鼎的昔阳县，机缘巧合地看到一位知名人物的讲话稿手书件，有趣得紧。以后机会成熟时我就写出来博些眼球的。

（作者单位：山西省档案局 来稿日期：2018-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