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浩月

我有邮递员情结，这个情结童年时就有。在村子里，每每见到邮递员穿着制服，骑着自行车，一路按着铃铛潇洒地来回，心里便羡慕得不得了，觉得这真是个帅气的职业。以前人们爱用什么词形容邮递员来着？对了，是“绿色天使”，因为他们总是带来好的消息：谁的案件平反了、谁家的孩子被大学录取了、谁在远方的有钱亲戚来信了……邮递员的一声铃铛响，就意味著有人的命运要发生改变了，这能不让人激动并感恩吗？

童年时我家极少有邮递员上门，每次看见“绿色天使”从我家擦门而过，没有停下来，心里就会有小小的失落。我多希望父亲能把邮递员叫停下来，哪怕请回家喝一杯茶也好，可惜父亲太忙，抑或觉得他这辈子不会与邮递员发生什么联系，从来没有请邮递员回家坐坐。

初中的时候，我去镇里上中学，实在忍不住了，快到放寒假的时候，提前给家里寄了一封信，写的是我自己的名字，放假回到家后，果然那封信很准确地投送到了。很遗憾，我没亲眼看到邮递员送信到我家的情形，不然的话，我肯定会和他聊几句。后来，类似的事情我还做过几次，每逢升学、转学或者搬家，都会第一时间给自己寄一封信，测试一下新地址能不能收到。

为了每天都收到信，我在镇政府找到第一份正式的工作后，订了许多份杂志与报纸。邮递员每天都会送来一大捆邮件到传达室，属于我的那份会单独卷成一卷。我每天把那卷邮件带回办公室细细地查看，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后来我还真如愿以偿与邮递员成了朋友，那是因为有段时间我的办公室搬到了镇邮局的二楼办公，如此一来就方便了，每天和小镇邮局的局长、邮递员都打照面，下班没事的时候，就和他们玩牌，赢了的人请大家去附近的小饭馆吃饭喝酒，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那段时间我的邮件不需要送了，自己去分拣室拿。

北漂的时候没有固定地址，在邮局租了一个信箱，一租就是十年。这个信箱就是我在北京最稳固的家，无论搬家了多少次，这个邮箱总是不变的。想来，这是漂泊他乡时，少数最令人感到踏实的事情之一了。

这些年，只要是与邮递员、与信件有关的文艺作品，都会让我产生很大的兴趣。智利作家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写过一本书的名字叫《邮差》，讲的是渔民的儿子马里奥·赫梅内斯为了能与诗人巴勃罗·聂鲁达通信而选择当了邮差。在聂鲁达的撮合下，赫梅内斯成功地娶到了自己喜欢的酒馆女郎阿特丽斯。这个笨拙的送信人，在聂鲁达的影响下学会了写诗，他就是用类似“即使那个女人用剃刀刮我的骨头，我也在所不惜”这样的句子，赢得了芳心。

中国作家的作品里也有不少有关送信人的描写，书中写到的送信，大多数时候还不是写在纸张上的信，而是民间流行的口信。这些口信要么是约定时间与地点，务必相见，要么是转告远方亲人或带给家属的话，甚至还带有“汇款”功能，帮忙带钱。几十公里，几百上千公里，一个口信就这么颠沛流离地“人肉”带过来了。这个口信是多么的重要，一个记忆错误，本该相见的人就错过了，一个坏心眼，改变一下词意，就把本来美好的事变邪恶了，送口信的人，道德必须特别高尚，才能把信不变味地送到，帮人把事办妥当。

移动智能时代，不太需要送信人了。可我还是想念从前的邮递员，想念文学作品里那些风尘仆仆只为把一句话带到的口信捎带者。在他们那里，仿佛能看到人与人之间具有温度的联系。这个时代，随着送信人的逐渐寂寞，一并消失了多少让人感动的事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