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艳阳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一、引言

Web2.0以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更新发展，微博、微信平台的用户沉淀，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互联网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的主流介质。网络本身所具有的强大传播力、交互性、即时性通过社交媒体的二次整合与发酵，成为新闻热点爆发的一大出口，继而成为影响社会舆情的利器。在社交网络传播过程中，网民转发、评论、点赞等传播方式给予了传播者表达自身观点空间，个人情感倾向以及网络社区共同作用使得某一事件的情感极性大大增强，进而形成一种情绪传播的特征。

情绪传播中的负面情绪，有一种很强大的传播力量——愤怒。无论是利用自身人物或事件争议，并将这种争议化为愤怒以实现病毒式传播，还是在舆论事件发酵过程中利用网民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注，触碰或煽动网民的怒气，引起网络舆情的不断发酵，都是愤怒传播影响舆情转折的典型。近年来的网络舆情事件，引起巨大关注和争议的，除事件本身的愤怒性质，在传播中激发起网民心中的愤怒也是其获得关注的另一要素。电影《摔跤吧，爸爸》虽然是个励志的故事，但里面包含着女性遭到歧视的愤怒、政府官员不作为的愤怒、权威教练滥用权力的愤怒。这些，都是能够点燃观众生活中，所遭遇的不公而引发的怨气和怒气。正如姜文《让子弹飞》里的一句话“我要把他们心中的怒，勾出来”。

“愤怒”作为这些事件舆论中的核心词汇，已经不仅仅从情绪上影响网民对事件的认知和传播，更反作用于一些自媒体或社交大V账号，甚至在此过程中有公众号文章直接以愤怒为标题，比如《成都女教师摔狗事件：我的愤怒来自她腐臭的三观》。由此可见，愤怒情绪一旦在网络传播过程中形成，就会自发地以各种方式弥漫在不同主体中。这种情绪在匿名社区剧烈发酵，形成独特的“网络回声室”，理智与真相更容易被遮蔽在黑箱里，网络审判、网络暴力不言而喻地蔓延滋生。

二、情感、情绪与愤怒传播

心理学家威廉·冯特认为，情感和所有心理现象一样，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状态。因此，在复合情感的分析中，我们必须把瞬时的情感状态当作稳定的。一系列情感前后相继，联合形成一个互相连通的过程，这个过程作为一个单独的整体区别于前后过程，并且总体上对主体的影响大于对单个情感的影响，这种情感成为情绪。[1]这一名称说明将情绪同情感区别开来的不是经验的一些主观内容，而是特别的情感内容合并后产生的激发效应。情绪总是从带有一定强度的初始情感开始，这种初始情感的来源一般伴随着外部的刺激，紧随这种初始情感的是伴随相应情感的观念过程，最后，情绪以终端情感收尾，终端情感甚至延续到情绪给安静的情感状态让位之后。

简单情感大致可归为两种极性，一般以愉悦和愤怒两种情绪为主。在社交媒体尤其是微博为代表的弱关系环境，信息传播的效率、广度大大增强，这一过程中情绪更容易引发传播欲望。而网络愤怒由争议、同情、欺骗等的因素作用所引发，相比而言，愤怒情绪比愉悦情绪具有更强的穿透力，更具有煽动性。这些情绪像病毒一样对网络社区进行感染，进而形成可观的情绪传播力。

一般来说，愤怒传播分为两种形态，一种是传播者主体主动采用，利用自身争议引发网民关注，从而塑造不伤害其真正利益的“愤怒”人设，实现网络话语权的获得。另一种是网民作为传播主体，由于新闻事件触动自我同情心，或者感受到潜在伤害、被欺骗等激发的网络情绪。这种现象比较常见，在近几年的舆论事件中，由于网民愤怒所引爆的事件不在少数。

愤怒情绪是网络上相关性最强，最容易传播的情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人员对7000万条微博进行研究分析发现，悲伤和厌恶情绪似乎并不能让网民感同身受；快乐的微博容易在朋友小圈子中得到分享；而愤怒情绪可能是最容易通过社交网络广泛传播的。其原因可能一是网络的相对匿名性，发泄愤怒不怕承担责任和后果；二是网络虚拟性，对着电脑感受不到网络另一头连接的是实实在在的人。[2]

愤怒传播具有博取同情、制造恐慌、引发争议等三个显著特征。众所周知，任何突发舆情都是一个真实事件、一个社会现象或一个共性认知的虚拟投影，这些事件、现象、认知还有一个常被公众忽略的共性特点，那就是这些事件、现象、认知往往能引发公众的思考、讨论及观点交锋。而新媒体的社交属性将事件的思考性自然而然地滞后，情感先行，成为舆论发酵的头阵兵。郭小安、王木君通过对2002～2015年间191个“网络民粹事件”的媒介文本进行内容分析，测量了不同的情感动员策略使用与效果，发现了情感动员策略与行为结果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悲伤情绪与“网络民粹主义事件”中出现正面行为的趋势一致，愤怒情绪与出现负面行为结果的趋势一致。[3]

三、愤怒传播的传播机理和理论路径

杨林、杨元魁、周建中在《情绪状态对情感决策影响的研究》[4]中发现，愤怒情绪比愉悦情绪在决策时能诱发出更高的N200和P300波幅，说明在愤怒情绪下做出选择需要更多的认知控制，愤怒情绪使大脑认知加工过程有更多的情绪因素卷入因而更难以控制；N200和P300的潜伏期在两种情绪条件下的差异不显著，这或许说明在愤怒和愉悦情绪作用下大脑进行风险决策加工的过程和速度具有一致性。他们认为，愉悦和愤怒情绪均会使人做出风险偏好的决策，而愤怒情绪使人做决策时有更多的情绪卷入，常常做出非理性的冒险决策，为愤怒传播的传播机理做出理论支持。

从信息传播角度来看，情绪的传播究其本质仍逃不了信息传播的范畴。情绪作为信息本身属性中特殊的一类，会在特定情况加速信息本身的扩散，从而使带有鲜明特性的情绪信息在网络中病毒式快速传播并形成网络舆情事件。数据库技术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成果之一即网络传播中的信息双向即时交互传播成为现实。与此同时，信息的无限复制性和指向性同时为愤怒情绪传播提供了基因载体，在情绪这一特殊信息发酵的过程中，其复制不像物体的复制只需要网络载体的成本，便可以大量地进行复制，广泛传播。而在愤怒情绪形成之后，强大的指向性便已经随之产生，这种带有强烈指向性的信息，就像射出去的箭，迅速占领媒体热门话题，并且在飞速传播过程中吸收更多“愤怒”能量，使得整个事件由情绪的推手使之呈现在公众面前，公众在被动和主动的关注中被卷入其中，形成一种“愤怒”的舆论场，成为媒介议程。

社会关系理论认为社会网络是由多个社会行动者及它们间的关系组成的集合。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在研究找工作的过程中发现，提供工作信息的人往往是弱关系。他据此首次提出了关系强度的概念，将关系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认为能够充当信息桥的关系必定是弱关系。[5]强关系维系着群体、组织内部的关系，弱关系在群体、组织之间建立了纽带联系。通过强关系获得的信息往往重复性很高，而弱关系比强关系更能跨越其社会界限去获得信息和其他资源。同样，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事件在弱关系中的传播范围越广，越有利于舆论的形成。而相比愉悦情绪，愤怒具有更强的穿透力，能对弱连接好友产生影响，更容易形成一种基于愤怒的传播。

回归传播学的理论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传统理论对于愤怒传播形成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在社交媒体中，沉默的大多数使得一种情绪一旦开始传播，就压倒式地对事件舆论形成主导。尤其是在一种愤怒情绪的状态下，基于网络回声室效应，网民只看和同意与自己立场相同的信息和观点，“沉默的主体”一旦开口就会被习惯性地口诛笔伐，甚至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

愤怒情绪甚至自动完成对于事件的传播议程，其他信息在传播过程中被网民选择性地忽略。虽然随着越来越多信息的披露，网民理性逐渐回归，但是此时舆情长尾仍旧存在，那些细小的愤怒情绪仍然在不知不觉地影响网民对整个事件的认知，形成强大的长尾力量。

四、愤怒传播的思考

（一）网络工具主义诞生

目前，愤怒情绪传播下网络谣言大肆横行。因为对事实不管不顾的吹牛和胡扯、夸大其词的标新立异现象，谣言充斥着整个媒介，使得社交媒介的网络生态和网民的网络信任受到严重的破坏。同时，基于愤怒情绪的传播网络工具主义诞生。美国哲学家J.杜威认为思想、观念、理论是人的行为的工具，它们的真理性的标准在于能否指引人们的行动取得成功。[6]在一种愤怒情绪传播的过程中，社交媒体容易陷入网络工具主义中，其本身的交流功能弱化，成为一种网络集权的统治工具。

（二）网络乌托邦与网络反乌托邦

马尔库塞认为乌托邦是将审美和社会政治制度结合起来，最终建立一个乌托邦式的审美帝国，以实现全人类的解放。[7]而网络乌托邦顾名思义是在信息化的新媒介背景下诞生的一个概念，即先进的网络技术会改变社会形式，最终带来开放的世界。如英尼斯所言，任何社会的传播媒介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的政治状况和组织结构，新媒介的出现会改变人的交往模式和旧媒介的垄断权。[8]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先进的媒介技术的确通过增加受众的近用权，达到受众主体性和公共性的统一，双向性增强给受众创造更具存在感和参与度的社会。在此基础上，网络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了社会的发展。但是媒介社会的影响是建立在人类社会复杂性的基础之上的，单纯的媒介不可能决定社会和历史的发展。

（三）乌合之众与群体智慧的博弈

在有关群体的文献和论述中，存在“乌合之众”与“人民的智慧”两种观点，情绪传播恰恰是群体“乌合之众”观点的一个侧面说明。在一个愤怒情绪弥漫的群体中，网民更容易冲动做出非理性决策，甚至使事实失真。勒庞认为，当个体融入群体时，个体的行为特征将被淹没，取而代之的是构成该群体的新的行为特征。[9]群体具有感性、盲目、易变、低智商化、情绪化、极端化等特点，且无论构成该群体的个人是多么高尚聪明，一旦进入群体，个人的这些品质将不复存在。而通过暗示、断言等手段，群体完全可以被操控。所以，保持群体中每一个个体的独立性是群体智慧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

五、结语

本文回顾了愤怒情绪传播的特点、传播机理以及路径，并提出思考与期待：网民离独立思考还有多远？在愤怒情绪充斥下的互联网沟通中，网民极易被情绪煽动。尤尔根·哈贝马斯有感于由工具理性过度膨胀所产生“意义失落”及“自由失落”的异化现象，致使人类丧失自主和反省之能力，提出“理性沟通的主张，使个人能从系统扭曲的沟通情境或僵化封闭的意识形态束缚中获致解放。”[10]新闻反转被认为是网络独立思考的和理性沟通的第一步，在现下的一些舆情事件中，网民已经开始逐步回归理智，而非仅仅陷入观点之争忽略真相。但是，愤怒情绪传播一旦形成，独立思考和理性沟通是否会被打破，仍然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