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蕴婷

（四川大学出版社，四川 成都 610065）

学术出版是学术研究成果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成果转化的重要途径，具有推进学术研究、促进文化积累、鼓励知识创新的功能。从读者对象上看，“大学或其他科研机构的教师、学生或研究者为其主要读者”[1]；从内容上看，“学术出版是全部出版类别中以思想文化为主导的复杂性结构体系的高端产品”；从作用上看，学术出版“是整个出版平台上引领文化积累、文化传播、文化创新和推动文化强国、文化智民的理论灵魂”[2]。然而，当前我国学术出版实践中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亟待转型升级。而在这一转型升级过程中，编辑学者化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一、我国学术出版亟待转型升级

当前，我国学术出版实践中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三类。

一是学术不端现象仍然存在。包括抄袭剽窃、侵吞他人学术成果；篡改他人学术成果；伪造或篡改数据、文献；不正当署名[2]。

二是形成了一些学术泡沫。由于许多科研院所考核体系尚不完善，“在我们调查的100所科研院所（含高校内的科研机构）中，学术论著出版与科研人员专业技术职称晋升和业绩评定、成果评奖直接挂钩的比例超过了96%”[2]，相当一部分学术著作“仅仅是作者为了职称评定、课题结项等目的而进行的低水平出版”[1]，而没有任何创见[2]。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学术出版的低水平重复建设。

三是学术规范欠缺。主要表现为许多作者甚至编辑的学术规范意识不强，对注释、参考文献等“辅助”内容的规范问题重视不够。实际上，学术规范欠缺，既给读者深入阅读带来困难，同时也是学术功底不扎实的体现，有损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学术出版的出版规范，从表面上来看，是学术出版的标准化、规范化，实质上体现的是学术研究的真实性、科学性、严谨性和权威性”[3]，“引文、注释、参考文献、索引等要件的处理没有统一的规范……既影响了学术成果本身的科学性、严谨性，也影响了中国学术‘走出去’”[4]。

上述问题的产生，固然有学术机构绩效考核制度、高校研究生学术规范训练等方面的原因，但出版环节把关职能在学术出版实践中的弱化甚至搁置，可以说是导致上述问题更为直接的推手。因此，我国学术出版亟待转型升级。

二、编辑学者化是学术出版转型升级的人才保证

编辑是图书出版的重要环节，但是，在学术出版领域，对于“一些真正有学术价值的高端学术著作，……出版机构中能够胜任此类工作的编辑人才也很缺乏”[1]。这是因为，“对任何一个编辑来讲，要进入学术出版应有一定的专业素养要求，有一定的专业修学水平”[3]，其门槛显著高于大众图书编辑。实际上，前述出版环节把关职能的弱化、学术出版问题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缺乏合格的学术图书编辑。一些承担学术图书编辑工作的编辑人员，完全不具备相关专业背景，甚至从未接受过系统规范的学术训练，要看懂专业性强的学术图书尚且困难，何况是对一部学术书稿进行判断取舍，甚至亲自操刀，修改提升？

因此，学术出版的转型升级，如果缺乏独到的学术眼光、学术功底不扎实，能与高水平作者展开对话的学者型编辑，是难以实现的。具体而言，优秀的学者型编辑，在发现优质学术选题、建设和维护高水平作者队伍、提升学术稿件质量三个方面，能够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

（一）发现优质学术选题

所谓“发现”，实际上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发现好选题，这是正向的发现；二是避免坏选题，这是反向的“发现”。

从正向角度看，优秀的学者型编辑，既对学术研究的最新动态了如指掌，又能够及时捕捉到学术前沿与社会热点的契合之处，从而发现并组织优质选题。日本著名出版家、岩波书店社长大冢信一，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际，面对汹涌而来的新科技浪潮和日本社会的深刻转型，策划了“新岩波讲座·哲学”，形成了三个系列的讲座丛刊：“今天哲学为何”“转型期的人”“宗教与科学”。后扩展形成三套丛书，分别是“现代哲学的冒险”“21世纪问题群BOOKS”“丛书·现代的宗教”。大冢信一在解释讲座丛刊的命名时指出，取名“今天哲学为何”，而不是“什么是哲学”或哲学的意义，正“表明编委们准备真挚地回答问题的态度：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赋予哲学的课题为何？今天哲学能做什么？”丛书的出版，从1990年开始，到1998年完成，历时8年，在日本出版界“萧条”之声开始不绝于耳的时期，“每册平均仍上了10000大关”。[5]可以说，如果不是对学术前沿和社会热点极为熟悉、极为敏锐，大冢信一是难以策划如此高水平、大手笔的学术选题的。

从反向角度看，优秀的学者型编辑，能够从海量的学术稿件中迅速而准确地淘汰滥竽充数的学术泡沫，通过学术水平把关，留下真正有价值的选题，这也是一种在实践中非常重要的“发现”。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往往遇到许多自己找上门来的学术选题。这些选题的作者常常不甚知名，也非师从名家，是其共性。其稿件本身，有的确实眼界不凡，材料扎实，立论新颖精当，具有相当价值。但也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并无多少价值：有的缺乏创见，人云亦云；有的观点、逻辑似是而非，或者材料可疑，立论站不住脚；有的看似中规中矩，甚至大言唬人，实则东拼西凑，破绽百出，甚至涉嫌抄袭。对于这类选题，唯有优秀的学者型编辑能够一眼看破，迅速把握其本质，做出恰当的取舍，从而去粗取精，让真正优质的学术选题脱颖而出。

（二）建设和维护高水平作者队伍

建设和维护高水平的学术图书作者队伍，离不开优秀的学者型编辑。一方面，优秀的学者型编辑，能够以其学术实力“与专家学者对话，用自己的学术魅力赢得专家的认可，让专家学者敢于且乐于交付自己的书稿”[1]；另一方面，优秀的学者型编辑凭借其学识和对出版行业的了解，能够发现具有潜力的新锐学者，从而使自己的作者队伍不断补充新鲜血液。

（三）提升学术稿件质量

作者写作稿件时，往往注意主体，而忽略一些细节，高水平的大学者也常常有疏漏。优秀的学者型编辑，恰好能从各类细节入手，显著提升学术稿件的质量。

1.纠正稿件中的专业知识错误。优秀的学者型编辑，具备某些领域完整的知识体系，对这些领域涉及的基本概念、基本问题十分了解，因此能非常敏感地从行文中发现一些隐藏很深、容易忽略的专业知识错误。例如，在语言学领域，“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都是面目非常相似，但内涵大相径庭的重要概念，作者写作时，无论手写还是录入，都非常容易疏忽，从而发生笔误。如果编辑对这些概念一知半解，审读书稿时极易一晃而过，根本无法发现问题所在。而对一名在语言学领域功底扎实的学者型编辑来说，敏感性已经形成，要略过这些基本概念的差错，反而不那么容易。

优秀的学者型编辑，知识面多以一个领域为主，旁涉其他。如文艺学专业背景的编辑，知识面多覆盖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中国古代文学专业背景的编辑，知识面则往往覆盖哲学、历史学、宗教学等。与专事学术研究的学者相比，专精虽或不及，但广博则往往过之。学术图书的作者以某一领域研究为职业，通常在一小片领地不断深挖，面对自己不太熟悉的领域，有时会犯错。在工作实践中，我们曾遇到有的作者把柏拉图的“模仿说”误称为“模拟说”，把“meta-”（元-）误译为“后设-”，这都是作者专而不博造成的知识性错误。优秀的学者型编辑以其较为宽广的知识面，正好能够弥补这一缺憾。

2.恰当处理稿件中的长难句问题。学术图书语言的逻辑结构通常较为复杂。作者在写作时，着重于思想的阐述，有时难免会忽略语言表达的准确清晰，在稿件中留下一些表达不够清楚、意义略显晦涩，甚至可能存在语病的长难句。对于这些句子，既要能读懂其复杂的含义，又要以尽可能少的改动将其理顺，还要保证每一处改动都有理有据，并且不能损害句子的含义，这就对编辑的学术功力和语言功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兹举一例：

第二层“观看”，世人通过将铸刻于祭器上，以“贪戒”为代表的劝勉自身的警训，赋予器物灵魂传达于上，借此向神祖表达自身愿恪守的虔诚之心。（原句）

这个句子来自日常处理的真实稿件。严格说来，它不算特别典型的病句，但表达仍然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例如，“第二层‘观看’”“自身愿恪守”后面都省略了成分，虽然通过上下文能够大致推断其意思，但还是较为费解，不利于阅读。又如，“通过……赋予器物灵魂”“将……警训……传达于上”两层意思杂糅在一个复句结构中，也显得句意十分晦涩。因此，在保存原意、尽量少改、改必有据的前提下，将句子修改为：

第二层“观看”的观看者为神祖。世人通过铸刻于祭器上以“戒贪”为代表的劝勉自身的警训，赋予器物灵魂，借此向神祖表达自身愿恪守训诫的虔诚之心。（改句）

这样，句子的表达更为清晰流畅，内容的逻辑性和可读性增强，从而提升了学术图书的质量。

3.正确处理译名、文献的规范问题。学术图书常涉及许多译名，也涉及大量文献。因此，编辑必须具有大量阅读的基础和扎实的学术功底，才能在编辑工作中正确处理译名和文献的规范问题。

一是正确处理译名的同与异。例如，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的代表人物鲁道夫·阿恩海姆，一译爱因汉姆。有时作者前后文分别引用了两种不同译本的文献内容，行文中又忘了统一译名，从而出现前后不统一的情况。如果编辑文献功底扎实，则容易发现这一疏忽，而不至于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人，进而导致漏改。又如，弗朗索瓦·于连（Francois Jullien，1951—）是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汉学家，他的作品之中，被译成中文的已有《迂回与进入》（1998）、《道德奠基》（2002）、《圣人无意》（2004）、《经由中国》（2006）、《淡之颂》（2006）、《本质或裸体》（2007）；而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则是活动于19世纪的汉学家，翻译了《孟子》《太上感应篇》《大唐西域记》《天工开物》《道德经》《西厢记》等中国文学典籍，著有《汉学指南》：这是两位不同的学者。如果编辑文献功底平平，就很容易在此犯错。有时作者引用不慎，张冠李戴，编辑却视而不见；有时作者引用完全准确，编辑却以为是同一个人的不同译名，误作统一处理。再如，《物体系》作者为法国哲学家让·波德里亚，但林志明译本《物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译为“尚·布希亚”。稿件注释或参考文献表著录这本《物体系》时，当然应该采用“尚·布希亚”的译法；正文叙述当中如果多处涉及波德里亚，一致采用通行译法，也是正确无误的。如果编辑不熟悉文献，不知道这个版本的《物体系》，就很有可能把注释或参考文献表中的“尚·布希亚”径改为通行译法，这反而是不规范的。这些问题，没有相当的阅读量作为支撑，是很难妥善处理的。

二是正确处理参考文献的著录规范。处理学术图书的参考文献格式时，推荐标准GBT/7714-2015《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是我们最常用到的，一般情况下，都应遵循这个标准编排参考文献。但是，一些引进或输出的作品，从保存原貌或目标国读者接受角度考虑，则更适合采用国际通用文献著录规范《芝加哥手册——写作、编辑和出版指南》《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LA）学术论文写作者手册》《APA格式：国际社会科学学术写作规范手册》等的格式。对一些特殊文献，也不合适机械地采用GBT/7714-2015。例如，皮尔斯文献著录惯例中，摘自Collected Papers of C.S.Peirce的文献，著录形式为“CP 卷数.页码”，其中CP为“Collected Papers”简写，如第2卷第308页，应写作“CP 2.308”。又如，著录古典文献时，一些古籍丛刊、旧刻丛书，以及《大正藏》《卍续藏》和CBETA电子佛典等的著录，也都有一套特殊的规则，不能也不必完全按照GBT/7714-2015格式处理。这些也都对编辑的学术素养和文献功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由上可见，优秀的学者型编辑对于全方位提升学术出版的水平确实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编辑学者化，是学术出版转型升级的人才保证。做一名学者型编辑，应当成为高校出版社编辑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