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我国图书版权贸易中存在的问题和应对策略

2019-03-20王玉凝

传播与版权 2019年10期

王玉凝

（安徽教育出版社，安徽合肥 230601）

一、我国图书版权贸易发展现状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快速发展，进入新时代的我国图书出版行业已具备了相当规模。2018年，我国进口图书、期刊、报纸、电子出版物、音像制品、数字出版物的总数量达到3269.2万册（份、张、盒），比2017年增长了4.8%；总金额达6.6563亿美元，比2017年增长了19.1%。全国出版物进出口收入达85.5亿美元，同比增长2.8%；利润达2.2亿元，同比下降22.5%。图书贸易是图书著作权人通过许可或转让将其经济权利授权给用户的一种经济行为。图书著作权贸易是指图书著作权人、经营者和使用者之间的著作权贸易。目前，由于国内市场已经无法充分满足国人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新时代的对外图书贸易显得愈发重要，尤其是图书版权贸易。

二、我国图书版权贸易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图书版权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1]，出版物出口大幅度增长，数字出版物出口势头强劲[2]，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著作权法律保护制度还不够健全，执法难度大

改革开放前，我国著作权保护方面的法律几乎为零。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对外版权保护方面的立法工作进展迅速。1982年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是我国第一部知识产权法律。其后，1984年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1990年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实施条例》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先后由国务院颁布实施。1994年7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1997年7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增加了对侵犯著作权的惩罚。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不仅奠定了我国著作权法律体系的基础，而且标志着新时代中国著作权法律体系建设的基本完成。[3]

但是，我国著作权方面的法律制度仍然不够完善，其主要不足之处包括有的法律条款表述过于笼统，在实践中难以实施；打击著作权犯罪的力度还不够，相对滞后于新时代的文明进步和社会需求；盗版现象依然猖獗，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秩序。由于司法体系和行政体系对打击盗版侵权的力度不够，直接影响了著作权人创作的热情和维护自身权益的积极性。我国版权贸易中也存在盗版侵权问题，不仅给我国版权行业造成了损失，也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国际知识产权联盟多次在报告中提到中国的高盗版率。美国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采取贸易壁垒威胁我国，将我国置于其“306条款”贸易法的监管之下，要求我国加强对版权贸易的行政执法。由此可见，新时代我国著作权司法行政管理确实大有可为。

（二）出版物出口数量较少，质量不高

目前，我国的版权贸易量与一个拥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大国很不相称。一些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国家如以色列，可以借助图书出口不断在全球传播其文化产品和思想，赢得了世界声誉。相形之下，我国是拥有将近14亿人口的文明古国和现实大国，在国际文化舞台中的影响力却较弱。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够博大精深，不能吸引世人，而是因为我国版权贸易发展水平低、版权输出质量不高。联合国文化发展报告每年都会公布该年度100本影响世界历史的书籍，早期我们有《论语》《孙子兵法》入选，但近年来，几乎没有中国书籍入选。我国主要出口《论语》《孙子兵法》等古代经典，以及中医药、汉语等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作品，能体现中国时代风尚和民族特色的高科技作品寥寥无几。

（三）图书贸易形式单一，缺乏专业的版权代理机构

当前，我国图书贸易主要依托于书展、展览等活动，在市场、资本、人才、制度等方面还有待完善，在对外贸易中尚未形成稳定的局面。近年来，我们在北京国际书展、上海版权贸易洽谈会、伦敦书展、法兰克福书展等展会上签订了90%以上的版权贸易合同。然而，书展时间有限且时段固化，它主要是为出版商提供一个交流的机会，而非版权输出的主渠道。一些实力雄厚的出版社因资源丰富、渠道广泛、展厅庞大和项目优质而引人注目，普通出版社由于规模等方面的原因，即使有好的项目也少人关注。由此可见，我国版权贸易的发展亟须一个长效的版权交易平台。

版权代理是开展国际版权贸易的重要环节。自1988年中国版权代理公司成立以来，我国版权代理行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与国外版权机构相比，我国的版权贸易大多数是由出版社自己组织，因精力和资金有限，很难形成自己的文化品牌和影响力，这对版权交易的发展影响甚大。我国的版权代理机构市场化程度不高，经营范围相对狭窄，参与国际版权贸易的形式比较单一。由于自身力量不强，我国的版权代理机构无法为全国几百家出版社和20多万种版权产品发挥良好的作用，无法满足新时代我国版权出口的需要。作为著作权输出的重要渠道之一，不成熟、不健全的著作权代理机构确实制约了我国著作权的出口。

（四）我国图书版权贸易行业人才匮乏

我国大部分出版社没有设置专门的版权贸易机构，专业的版权贸易人员严重匮乏。目前，国内许多出版社对国际图书贸易知之甚少。他们往往认为掌握一点外语就可以做图书贸易。事实上，语言只是做好版权贸易的基础条件。专业的图书贸易人才不仅要熟悉我国的著作权法律、法规和政策，还要熟悉各成员国的相关国际公约，严格、合理地制订合同，确保不侵犯他国的著作权，保护自身权益。只有做到这样，我们才能在新时代激烈的图书贸易竞争中拥有自己通畅的渠道，拥有相对稳定的合作伙伴，拓宽贸易范围，不断占领市场。面对新时代，我们缺乏这种专业的高素质人才。

三、我国图书版权贸易未来发展的应对

（一）完善著作权立法、司法和执法体系

新时代，新需求。为了培育、保护并壮大图书版权贸易市场，我国需加快完善相关的版权贸易的立法，尤其是完善作品自愿登记制度和合同备案制度，从而为版权贸易提供更加全面的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例如，为了与国际标准接轨，我国多次修改《著作权法》，但与TRIP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的要求仍存在差距。我们应密切关注相关国家组织的版权规定，努力增强国际意识。首先，应该进一步修改完善“版权法”。其次，与行政部门、公安部门、法院通力合作，形成版权执法体系，整合行政资源，进行综合管理。最后，需要严格执法，严厉打击市场盗版行为。对于情节严重的，应给予著作权人适当赔偿，并对侵权人给予相应的刑事处罚，以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净化市场环境，为著作权产业的健康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二）制定相关政策，促进图书贸易

总体上看，我国图书贸易行业还处于发展期，发展渠道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拓宽，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近年来，为了支持图书贸易发展，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如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税收优惠政策及相关激励措施，积极帮助重点出版企业投标出口；与国内各大金融机构进行协调，为外向型出版企业和项目提供必要的信贷支持与服务等。北京和上海也为建设版权贸易基地制定了相关优惠政策，如良好的土地利用、财政和制度支持等。进入新时代，政府应继续通过制定政策，大力、广泛地支持图书贸易。建议尝试一些如专业补偿基金、免税和财政补贴等措施，给图书出口企业一些支持，鼓励它们出口优秀的民族文化产品。各级政府要为出版集团做大做强甚至上市搭建平台，提供政策及融资便利。此外，政府还可以帮助出版企业建立相关的行业协会，提升其在信息供应和统计方面的服务水平，并提供咨询和培训等。

（三）积极发展国外版权代理机构

国外版权代理机构是国内出版社获取海外版权信息的重要渠道。专业版权代理机构可以协调关系，平衡各方利益，促进行业发展。通过版权代理机构的版权输出，可以帮助出版企业降低经济成本，节约资金和人力资源，拓宽版权输出渠道，提高输出效率。只有加强版权代理，才能高效整合出版资源，平衡各方利益，促进版权稳定出口。[4]

新时代，为了发展版权代理机构，首先，政府应通过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促进版权代理机构的发展。法律引导、经济支持和正确的行政引导与管理是中国版权代理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其次，建立“版权代理人资格证书制度”。目前从事版权代理工作的人员人数较多，成分复杂，资质各异。因此，建议版权管理部门对版权代理资格进行必要的审查审核和管理。再次，要促使版权代理多元化，提高版权代理的附加值。最后，要建立诚信监管机制，加强诚信监管。[5]

（四）培养专业图书贸易人才

版权贸易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图书贸易人员有很高的专业要求。因此，对版权贸易从业人员应进行定期培训，并将培训计划纳入专业人员在职培训计划。此外，新时代，我们还应该注重对高校专业人才的培养，政府需加大投入，在某些高校开设图书贸易专业，认真培养合格的国际版权贸易人才。此外，特别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建立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以充分调动版权从业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五）充分利用国际书展

进入新时代，政府应鼓励、引导和帮助一些有实力的出版单位参加法兰克福、莫斯科等国际书展活动，并力求取得一定成果。我们不仅要进口版权，还要出口版权，需要尽力办好北京国际书展。出版企业要通过积极参与并充分利用国际书展，加强与国际出版业的合作；开阔出版视野，储备出版资源；在参展期间需充分准备出版物，精心策划材料，以吸引世界书商和读者的关注；耐心与国外出版商进行交流，充分了解市场信息，如版税费率和支付条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