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方洁

（南宁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1）

在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的主体除了记者外，还有普通用户，人人都可以参与到新闻生产中来，这就催生了一种新的新闻传播形式——众包新闻模式。在受众主体意识越来越强烈的今天，用户参与到新闻生产当中已经是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在实际的新闻生产过程中，这种方式的应用已经比较广泛，如《广州日报》的“网事”、澎湃新闻的“问吧”等。众包新闻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如火如荼地发展着，是新闻传播的发展趋势。只是，众包新闻模式在发展初期还存在一些问题。在我国许多做众包新闻的媒体中，新华社“我在现场”APP最具代表性。

一、众包新闻模式的发展与现状

“众包新闻”最早是来源于经济学。一部分经济学学者对众包概念的理解是：“众包”是伴随着科技而诞生的新的商业生产模式。美国杂志《连线》的资深编辑杰夫·霍威在维基百科上给“众包”下了一个定义：“众包”指的是一个公司或机构把过去由员工执行的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给非特定的（而且通常是大型的）大众网络的做法。[1]将此概念延伸到新闻传播领域，就延伸出“众包新闻”，是将原本由专业新闻工作人员生产新闻的工作外包给普通受众，可以是资金、稿件、选题等，其目的是希望能在新闻生产当中将新闻从业人员和用户的作用都发挥到最大。在受众主体意识慢慢回归的大环境下，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的新闻生产，众包新闻模式都将是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众包新闻模式已经在国外发展得比较成熟，Curious City、Pop Up、The Ferret等都是国外做众包新闻比较好的平台，英国《卫报》和美国《纽约时报》等老牌报纸也早已在探索众包新闻模式的发展方式。

二、我国的众包新闻模式发展现状

“众包新闻”一词早在二十一世纪初就已经出现在我国，它虽然是一个“外来物种”，但大到主流媒体、小到地方报纸，都有对众包新闻模式进行探索。目前众包新闻模式在我国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如虎嗅网、澎湃的“问吧”、钛媒体等是国内做众包新闻比较好的平台。有些不足的是虽然一些主流媒体也有进行众包新闻模式的探索，但这些探索比较零散，没有比较规范的操作方式。例如，有些主流媒体在报道“党的十九大”或者全国“两会”这样比较重要的政治事件的时候，会在网络上搜集民众的意见，但一般不会直接采用群众所发的稿件。在“宜宾长宁地震”发生后，许多用户将自己的所见、所感编辑成文或视频等，有的已经可以达到标准新闻稿件的要求，但众包新闻客户端也只采用了其中一部分。在中国知网上以“众包新闻”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相关文献只有138篇，由此可见，对众包新闻的研究是较少的。总的来说，我国的众包新闻模式还没有理论化、系统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新华社“我在现场”APP中的众包新闻模式

“人人都是记者”是新华社“我在现场”APP主打的口号，用户能在客户端上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编辑成稿件发布出去，其实质是用户参与到新闻生产当中，这更加注重用户的作用。

（一）新华社“我在现场”APP的概况

截至2019年6月，新华社“我在现场”APP的总用户已经达到14万户，相对于其他同类型的众包新闻生产媒体，这款客户端已经是包揽了众包新闻用户的大头。新华社新媒体基地打造的“我在现场”APP，总的来说是一款事实分享的新闻客户端。用户可以在上面发视频、文字、图片，更进一步，还可以是完整的、合格的稿件，给用户提供极大的发挥空间，这是新华网“我在现场”APP最为明显的特点。用户打开新华社“我在现场”APP，点击“周边”就可以撰写自己所见所闻的报道，有视频报道和图片报道两种。从“党的十九大”到2019年全国“两会”，新华社“我在现场”APP都全程参与进来，可以说新华社“我在现场”APP是紧跟会议动态的客户端。新华社“我在现场”APP在这些重大的事件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一是帮助用户及时获得信息；二是让用户紧跟事件发展动态；三是记者这个角色也可以让用户扮演。这是典型的众包新闻模式。

（二）新华社“我在现场”APP中的众包新闻模式的特点

第一，众包为“大众服务”。像新华社“我在现场”APP负责人章苒所说，记者才是制作大部分新闻内容的主体。在新华网这个大平台中，有成千上万的员工，有一半以上是记者。[2]众包新闻模式十分重视用户的贡献，但也不能顾此失彼，忽视记者的作用。记者对受众所关心、具备新闻价值的新闻事件进行报道，能够引起用户的共鸣并且参与到新闻中来，对新闻事件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或者和好友一起讨论。在这些用户当中，会有很多热心用户对新闻事件进行解读。比如“贵州儿童性侵”被爆出后，新华社“我在现场”APP虽不是首发平台，但也紧跟事件发展动向，对发帖人和当地警方进行采访，从中获取真相。听取多方声音，从获取现场资料，最后没有被网络上臆测的舆论带偏，给予受众真相，这就新闻工作者对大众服务。“我在现场”APP当地知情用户可以分享自己发布的信息，又从中获得消息，将信息的量无限扩大，几乎每个用户都可以受益。新华社“我在现场”APP用这种模式实质是“为大众服务”的。

第二，平台与用户相互获利。在受众主体意识回归的今天，受众并不是像以往一样被动地接收新闻，媒体发布什么，受众就接受什么。受众参与新闻的意识越来越强烈。在网络时代，媒体是对每个人都开放的。一些用户想要通过媒体获利，或者是得到与外界交流的机会、自我发展的机会，媒体也想获得受众的关注。这在新华社“我在现场”APP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新华社“我在现场”APP对平昌冬奥会也进行了事实报道，其中，在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上的“北京八分钟”就引起用户的关注，除了这件事本身是影响重大的事情外，用户的积极关注和反馈也提高了其影响力。在闭幕式现场的观众将现场的盛况进行分享，各大媒体一方面自主采访，另一方面利用用户资源，各方相互作用，直接把闭幕式上的“北京八分钟”推向关注的焦点。用户通过新华社“我在现场”APP参与新闻生产，发布新闻，同样也利用发布的新闻获得关注。

第三，用户参与到新闻生产中。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用户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更进一步，新华社“我在现场”APP发展众包新闻模式有一系列的优点。一是热度。群众是紧紧跟随着真相的，用户可以最快时间、最方便知道真相。二是周边。新闻具有接近性，用户对自己身边的事会比较关心。用户可以在客户端上搜索周边新闻，并参与到现场报道中去。三是坐标。用户可以通过坐标来选择当地的新闻，可以做到关心天下事。比如一个用户想要知道成都地区的新闻，便可以通过确定坐标来知晓。再比如一个用户碰见了新闻事件，便可以自己编辑新闻稿件向新华网“我在现场”APP投稿，也可以将自己的所见和所闻发送给好友，和好友一起分享观点、想法等。新华社“我在现场”APP跟踪报道了“617宜宾地震”，通过用户对宜宾地震的实时感受来生产新闻，在成都的居民经历了摇摇晃晃，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记者看到满地废墟和一些安置房，救援人员在有序地搭建帐篷，当地在震中受伤的居民正在临时医疗点治疗。不同的用户展示了地震发生后的不同视角，既发挥了用户的作用，也使新闻更加具有现场感、真实感。

（三）新华社“我在现场”APP中众包模式存在的问题

众包新闻模式是伴随着互联网而产生的一种新兴的新闻生产方式，无论是管理还是运营方式，都还不成熟。以新华社“我在现场”APP为代表的做众包新闻的媒体，虽然强调用户的作用，但用户贡献的资源该怎样利用并没有相应的规则来执行，只能由新华社记者根据自身经验来判断。总的来说，众包新闻模式还是按照传统新闻生产方式来操作。由此可见，适应众包新闻的生产方式还未建立，我国的众包新闻模式还存在许多问题。[3]

第一，缺乏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其实新兴事物有一定的发展空间这是自然规律，众包新闻也逃不过这样的规律。一方面，最主要的问题是众包新闻是新兴事物，国家对众包新闻模式的关注还不够。一些遵循传统生产方式的媒体，比如华西都市报、人民日报社、澎湃新闻等，它们的发展都有国家的支持。但更多的是，像华西都市报、人民日报、澎湃新闻在长期的新闻报道中形成了强大的公信力，赢得了民心，所发的新闻报道的权威性也相对较高，国家必定会更加支持这类媒体。新华社拥有长期积累起来的公信力和资金，但“我在现场”APP只是旗下的一个小客户端，成立于2014年，在老牌的媒体面前，可以说它是一个婴儿，它所获得的国家政策和资金的支持都存在缺乏的问题，就连一些最小的广告投资都还没有稳定。

第二，媒体的运营方式不完善。一是盈利方式模糊。新华网“我在现场”APP有新华网这个强大的靠山，依托新华社的资金、实力和其长期积累起来的公信力，本身发展有一定的优势。但是，这种优势不是绝对的。新华社“我在现场”APP的盈利是依靠传统的生产方式——广告盈利费用。不可否认，这样的盈利方式有它的好处，但仅仅依靠广告盈利费用并非长远之计，因为大部分的媒体都是这样的盈利方式。新华社“我在现场”APP要想在众多的媒体客户端中发挥优势，脱颖而出，新的盈利方式是必不可少的。在谈到盈利方式这个问题的时候，《赫芬顿邮报》的主编梅曼也显得闪烁其词，甚至有意跳过这个问题。在后来的访问当中，梅曼也表示，在新兴事物中谈盈利是不明智的。换句话说，《赫芬顿邮报》的盈利方式是模糊的。二是信任体系不健全。在面对从用户发来的信息，用户素质、大环境和记者素养等因素都可能影响一则新闻的真实性。而在以新华社“我在现场”APP为代表的众包新闻模式操作过程中，对信息的采用主要是传统记者新闻生产模式的标准，实际上适应众包新闻的信用体系并未建立。

第三，用户未充分发挥生产作用。一是用户实际贡献小。虽然新华社“我在现场”APP是主要做众包新闻的APP，非常重视用户贡献的内容，但用户参与进新闻生产，这些行为大多数还是没有相应的规则来规范。例如，在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的相关新闻中，大部分新闻都是由记者采访的，用户在接收到新闻时大多数是自己的评论。在闹得沸沸扬扬的“红黄蓝事件当中”，有些用户发布了自己的所见所闻，贡献了部分内容，但最后还是由记者去现场采访获得事实真相。在美国《时代》杂志评选的“25个最好的博客”中，《赫芬顿邮报》曾排名第一，相当于说在做众包新闻这一块，《赫芬顿邮报》是有话语权的。[4]其主编梅曼直言用户内容提供者并未贡献太大流量。他认为《赫芬顿邮报》只是在新闻发生时提供一个“公共领域”，供人们发表观点、交流看法，实际上它不生产新闻。二是素材质量难以保证。普通民众在采访、写稿、编辑等许多方面与记者有所差距。比如在“浙江台州一化工企业失火”的新闻中，群众拍下的视频和上传的一些文字稿件都比较零散，只是一些碎片化的信息，无法突出事实的重点或者无法完整还原事实的真相。而与专业记者一对比，差别自然就出来了。“我在现场”APP的记者深入到事故发生的现场，对重要人物进行采访，最后获得事故完整的材料，写出重点突出、故事完整的新闻。

四、众包新闻模式的未来发展建议

虽然我国众包新闻模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还存在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像新华社“我在现场”APP这类做众包新闻的客户端，还有许多发展的障碍存在。有问题就要正视问题，忽略只能是自欺欺人。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出其中的问题并解决它，众包新闻才能得到发展。

（一）国家加大支持力度

“众包新闻”不是我国的本土产物，而是来自国外。众包新闻模式在国外早就开展得如火如荼。虽然目前已在我国已经发展了很长一段时间，众包新闻模式的尝试大到主流媒体、小到地方台都有开展。总的来说，众包新闻模式在我国的新闻生产领域只是一个起步阶段，存在一些问题等待着解决。国家是众包新闻模式得以发展最有力的保障，只有国家大力支持，这种新兴的新闻生产方式才有机会冲破障碍，继续发展。一方面，国家要加大对众包新闻模式的资金支持。[5]做众包新闻的，不管是主流媒体还是自媒体，要开发新的新闻生产模式都是极度缺乏资金的。另一方面，国家要给予政策支持，降低媒体做众包新闻的门槛，对众包新闻报道给予政策保护。

（二）媒体要借鉴优秀成果和加快自我发展步伐

第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例如，新华社“我在现场”APP这类做众包新闻的媒体还在发展的初始阶段，不妨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作为众包新闻模式的领头羊——《赫芬顿邮报》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梅曼在一次演讲中表示，影响传统媒体发展的因素，很可能就是新兴媒体发展的机会。这些机会可能是：一是UGC，这是迎合受众又快速发展的；二是注意力要放在未来；三是要明确用户的个性；四是要将发展的事物经济化。梅曼所指出的这些，可能对我国的众包新闻模式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第二，创新自我发展方式，吸引更多用户。众包新闻是特殊的表现形式，它让用户参与新闻内容的制作变成一种可能。众包平台则就是媒体为用户建立的在线互动平台。用户在参与过程中，实际上还有许多可能，这些都需要新的发展方式。第三，提高媒介从业人员素养。对当前我国的众多媒体来说，众包新闻模式还是一种新兴的新闻生产方式，无论媒介从业人员还是“我在现场”APP的用户或者参与众包新闻模式的用户都力图用传统的新闻观念来理解众包新闻模式，时代是在发展的，媒介从业人员要紧跟时代潮流，更新发展理念。一方面，要重视提高众包新闻参与者的素养。加大对众包新闻的宣传力度，增加对众包新闻的知晓度，吸引更多的人才参与进来，提升众包新闻生产的质量。另一方面，媒介从业人员要坚守媒介专业主义，遵守职业道德，扮演好“把关人”的角色。[6]

（三）用户要发挥关键性作用

在众包新闻模式中，用户的作用是不可以被忽略的，因为众包新闻模式是记者和用户一起完成的。与此同时，受众是信息的接收者，也会反过来影响信息的生产。受众的属性、贡献以及动机对新闻生产都有重大影响。用户有许多方式可以参与进众包新闻模式，比如发布消息、提供线索、分享照片等。通过对新华社“我在现场”APP发布的新闻内容来看，有相当一部分的用户表现出了非常出色的水准，甚至可以和专业的记者相媲美。在这一点上，要重视用户的作用就非常有必要。提高用户的质量是做好众包新闻的重要一环。用户所参与生产的报道有质量保证，这对众包新闻模式的发展有极大益处。

众包新闻模式在我国还在起步阶段，未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众包新闻模式作为新兴的新闻生产方式，正在逐渐变得重要，影响也在不断扩大。然而，关于众包新闻模式，我国的研究还在初始阶段，文献和实践都比较少，与新闻业界还不能同步，同时业界的众包新闻模式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因此，众包新闻模式作为未来新闻生产的一种重要方式，还需要赢得各界的关注以及摸索出适应自身发展的生产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