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芳芳

战略性新兴产业自2009年提出后，10年之间，它从应对金融危机的初衷转变为中国产业升级的目标和方向。从宏观到微观，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2009年9月21日和22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召开了三次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座谈会，就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动汽车、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和信息产业进行讨论。这正是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起源。

“当年我国为了应对起始于美国并逐步蔓延的全球国际金融危机，稳定经济增长，出台了一系列计划，其中包括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以及随后提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计划。”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赵昌文告诉《经济》记者，从二者比较来看，前者包含了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以及物流业十个重点产业，它偏重传统老产业，其中大多数属于重化工产业，而战略性新兴产业基本都属于高新技术产业。

“10年前，我们对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洞察不足。它们的发展也参差不齐，有些领域较为成熟，有些只是星星之火。因而，当时政府提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带有一定程度的引导性，期望它们能引领未来产业的发展。”赵昌文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可以归为四类。一类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产业，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之所以将后者归于此类，是因为它主要是用信息技术和数字化来改造制造业；第二类是以新能源为基础的产业，包括新能源汽车；第三类是生物产业和节能环保，二者有相似之处。第四类是新材料产业。

从技术成熟度来看，10年前，较为成熟的有信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10年后，随着技术迭代、市场培育，技术经济范式不断地探索，这些产业都逐渐成熟起来。新能源领域最有代表性的光伏、风电等，随着技术进步带来规模快速扩张和成本显著下降。据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2018年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07年到2017年，光伏发电成本累计下降了约90%，光伏发电有望在三四年内实现平价上网。此外，2017年光伏产业链各环节生产规模全球占比均超过50%，多晶硅、硅片、电池片、组件产量均高速增长。的确，随着政策支持和技术进步、市场普及，光伏产业成长迅速。这也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从政策规划的演变来看，主要有三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一是，2010年正式启动了这项计划，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二是，2012年5月3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发展方向和主要任务得以进一步落实。三是，2017年1月25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在2012年的基础上将战略性新兴产业调整为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新能源、数字创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5大领域8个产业，近4000项细分产品和服务。

10年来，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速加快。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测算，2015年-2017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分别为123.5、156.7、210.1，分別比上年增长23.5%、26.9%和34.1%，呈逐年加速之势。举例来说，在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所包含的七大产业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规模居于首位，2016年其增加值占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超过1/4；节能环保产业、生物产业和新材料产业增加值占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均在18%左右。其中，新能源汽车呈爆发式增长，2017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69万辆，连续3年位居世界第一，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动力电池生产国，新能源客车的出口已达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新时代，战略性新兴产业站在新的起点上，未来潜力无限。

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契机

从2012年以后，战略性新兴产业才有实质性进展。在漫漫长途中，哪些因素让它焕发出勃勃生机呢？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政府提出的四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特别是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互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赵昌文表示，与过去相比，战略性新兴产业更多地依靠技术来带动产业发展。随着技术经济范式不断成熟，与之前只停留在产业层面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有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含义。可以说，在党的十八大之后，战略性新兴产业变成了中国产业升级或迈向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目标和方向，而不再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

多年前，赵昌文所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就已经提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呈现出“一主多翼”的特征。“一主”，主要是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的创新发展和深度应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先进信息技术开始向服务领域以及生产制造领域广泛渗透，也带动了相关领域的创新突破以及很多新业态、新模式的不断出现，实现了更高的社会经济效益。“多翼”，主要是指能源、材料、生物等技术产业领域也出现了很多新的发展变化。

抽象地说，产业升级就是从价值链中低端跃升到中高端，其中一条核心的主线就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础正是数字及信息技术等。目前来看，中国的产业基础总体上顺应了全球产业和技术变革的大趋势。因此，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工业和促进产业提质增效，也是中国抓住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必然趋势。

“三新”激发经济活力

从2012年发展至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和商业模式以及技术经济范式不断成熟。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三个新的理念：新技术、新产业集群、新组织形式。这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意味着什么呢？

一是，新技术是制造业竞争力的核心，也是一个产业的灵魂。这一启示是我们要全面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特别是解决好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未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也要抓住新技术的主线，不断创新，攻坚克难。

二是，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制造业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比如信息技术和制造业深度融合，出现了智能制造；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出现了智能制造+智能服务；上述两个方面，也就是工业4.0。制造业在生产环节实现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同时实现了制造和服务一体化。既提高了效率，也降低了成本。制造和服务一体化还使企业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发生了重大改变。举例来说，未来电视机厂商可能会提供免费的设备，而通过提供内容服务获取收益。再如，在工程机械领域，生产商可能比使用挖掘机的人率先知道挖掘机将出现故障。“通过后续服务的收费比卖产品的销售还要划算。”赵昌文如是解释。

除了上述新的组织形式的涌现，平台经济的组织形式也不容小觑。它改变了企业依靠单一产品和服务销售的模式，平台经济产生了网络效应，同时也产生了规模报酬递增的效应。这些新的组织形式都将为新兴产业带来巨大改变。

三是，新产业集群强调了产业配套设施，是否具备产业的核心能力，以及更新迭代的技术。产业往往依托研究开发力量雄厚的地区，从而形成产业集群。产业集群最大的好处是，能够减少零部件采购半径，快速实现从技术到产品的过程，提高产业配套率，这也反映在成本和价格竞争力上。过去我们发展新产业，更多地强调遍地开花，全国很多省市都在搞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划。若按照产业集群的理论来看，没有核心能力的地区是很难搞好新产业的。

事实上，无论是三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还是四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都是从经济增长新动能的角度提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基本属于二者的范畴，只是关注的角度不同而已。“新旧动能转换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没有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等快速成长，中国宏观经济就无法稳中更有进。”

战略性新兴产业如何应对挑战？

2019年，中国经济面临最大的问题是由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如何做好经济工作，应对不确定性，赵昌文表示，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和韧性很强、市场规模和内需空间很大。面对任何风吹草动，我们都要首先以不变应万变，做好自己的事。

赵昌文建议，一是，要找准中国经济未来的潜在增长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就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最要紧的动力，需要继续深入挖掘，以释放其活力。

二是，全面补短板。尤其是加快补上新型基础设施的短板，并通过创新尽快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所谓新型基础设施，是指5G、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面向未来创新的基础设施。只有提高创新能力，产业升级才有望实现。

三是，产业升级，制造业必须跟上。当前中国的制造业“前有险滩，后有追兵”。过去中国能够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重要原因是低成本的劳动力。现在比我国成本低的国家比比皆是。一旦越南、印度、非洲等国家的基础设施、产业配套能力、劳动力技能的优势发挥出来，中国将不再具备以往的优势。“创新像天花板，成本像地板。”发展中国家与我们进行低成本的竞争，而发达国家是在天花板上競争，中国必须往上走，提升产业链水平和价值链位次。对一个大国而言，中国的工业化尚未完成，我们依然是中等收入国家。因此，我国一定要筑牢制造业的基础，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四是，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中国作为一个开放型的经济体，不能关起门来搞创新。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放管服改革措施，使得营商环境有了很大改善。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营商环境较去年大幅提升32位，位列全球第46名。这是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发布以来中国的最好名次。

“世界银行的评价，当然是我国政府努力的结果。不过，营商环境的进一步优化还有空间。”要不断让法律制度更加完善、成熟，市场环境更加公平、开放、透明。当然，也要通过新型政商关系的建设，继续大幅地降低各种制度性交易成本。减税降费至关重要，2018年，我国出台的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措施，如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等，全年减税降负超过1万亿元。2019年将继续加大减税降费的力度，为企业创造更好的商业环境，创造公平竞争的机会。

“尽管2019年中国经济会遇到潜在的风险和压力，但只要做好自己的事，则大国无忧。”赵昌文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