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龙

第二节车厢 天道酬勤

一

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星星点点的蒙古包就像大海上扬起的白帆，袅袅炊烟就像弥漫在海面上的轻雾。草原上的蒙古包蕴含着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夕阳下，一匹枣红色的老马在悠闲地吃草，身旁一匹棕红色的小马驹静静地依偎在妈妈的身边，似乎在听妈妈讲那遥远的故事。忽而，小马驹站起身来，用头拱了拱母马的肚子，像在征求妈妈的意见——我想到前面看看风景，可以吗？接着，小马驹便开始撒腿狂奔，油亮的鬃毛闪着金色的亮光，像一道棕色的闪电划过草原。这匹枣红马就是明安图5岁那年骑的马，不知不觉中，马儿老了，明安图也长大了，他不仅体格变得越来越强壮，求知欲也越来越旺盛，对知识的渴望使得这个马背上长大的孩子显得越发的精神和与众不同。这一切，都源于性情豪放的阿爸和慈祥的额吉修来的福分。

明安图6岁那年的一天，额吉去湖边拉水，发现一个人倒在湖边不省人事。额吉平时就喜欢帮助别人，在这种情况下，她没有丝毫的犹豫，费劲地把这个人抱上勒勒车，运回自家的蒙古包，用祖傳的秘方把他救活了。这个人一醒来，便爬了起来，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对救命恩人表达内心的感激之情。明安图的额吉哪里肯受这样的大礼，善良的她不知道做了多少好事，帮助了多少素不相识的人，却从来不图回报，她把帮助别人当作开心的事情来做，因此她认为救这个人跟平常做的事没什么两样。

也许这就是天意吧，她这次救的这个人，还真跟普通人不一样！这个人解决了她的燃眉之急——明安图到了上学的年纪，可是，普通的牧民家，哪有资格和能力送孩子去上学呢？在那个年代，这是异想天开的事情呀！

在交谈中，额吉知道这个人叫王吉利，是一个知识渊博的汉族人，为了躲避政治迫害，这才来到草原。王吉利和眼前这个善良的牧民推心置腹地交流，表露出他短期内都不会离开草原的心愿。明安图的额吉听到这个消息，内心自然欣喜不已，等明安图的阿爸回来，两人商量了一番，决定请王吉利当明安图的老师。王吉利竟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对于明安图一家人来说，这真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呀！从此，明安图的命运就发生了变化，这还真应验了“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

为了让明安图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明安图的爸爸和额吉倾其所有，在自家的旁边建了一座白色的蒙古包，供王老师居住，同时这也可以当作师生俩的教室，王老师对此表示感激。

蒙古包主要由四种颜色组成：白色、蓝色、黄色和红色。白色代表乳汁，蓝色代表天空，黄色代表大地，红色代表太阳。此刻，明安图正坐在明亮的蒙古包里学习。

蒙古包外传来一阵骏马的嘶鸣声。不远处，一群骏马在草原欢快地奔腾着，长长的尾巴和鬃毛在奔跑中高高地扬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它们停下来，优雅地吃起草来，这时的马儿显得温顺极了。

二

时间像白驹过隙，弹指一挥间，明安图已经十二岁了。他跟着王老师踏踏实实地学习了6年，深得老师的喜爱，老师把自己知道的东西毫无保留地教给了他。天资聪颖的明安图学习勤奋，爱动脑筋，与同龄的孩子相比，他真是出类拔萃。在王老师的鼓励下，明安图参加了清朝的科举考试——童试。

当时，明安图不清楚清代的科举考试制度。王老师耐心地给他讲解了什么是科举考试。当时，清朝的科举考试分初步考试和正式考试。初步考试有三种，一种叫童试，一种叫岁试，一种叫科试。童试，一般又叫“小考”。凡童子开始应初试的时候称作童生或儒生，童生经过一定的考试选拔，在县里面选拔后到督学进行考试，督学考试合格，录取“入学”后称为生员（清代有府学、州学和县学，统称为儒学）。儒学和孔庙在一起，称为学宫。生员“入学”后即受教官（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的管教。清初生员尚在学宫肄业（有月课和季考，后来变成有名无实了），又称为生，俗称秀才。这是“功名”的起点。

生员分为三种：成绩最好的是廪生，有一定的名额限制，由朝廷发给粮食；其次是增生，也有一定名额；新“入学”的称为附生。每年参加考试，按成绩等第依次升降。

在王老师的悉心辅导下，明安图精心准备，参加了童试，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后来，他获得了生员（俗称秀才）的资格。他所取得的这个生员资格，显然和那些由恩荫、捐纳得来的什么恩监生、荫监生和例监生是有所不同的，他是花费了许多力气，使自己的学识达到一定水平才取得的。入学后，明安图能享受清朝政府提供的待遇，每个月都能领到清朝政府发的粮食，这减轻了父母的负担，也逐步实现了他“让父母不再那么辛苦，以后过上好日子”的愿望。

消息传来，明安图的阿爸和额吉，还有远亲近邻，都来祝贺。当年一起玩耍的小伙伴阿斯乌拉、阿如温查斯，也赶来分享明安图的喜悦。额吉脸上洋溢着最美丽的笑容，她忙里忙外，准备着招呼客人的奶制品、炒米和奶茶。

蒙古族的牧民视绵羊为生活的保证、财富的源泉。日食三餐，每餐都离不开奶与肉。以奶为原料制成的食品，蒙古语称其为“查干伊得”，意为圣洁、纯净的食品；以肉类为原料制成的食品，蒙古语称其为“乌兰伊得”。蒙古族人除食用最常见的牛奶外，还食用羊奶、马奶、鹿奶和骆驼奶，其中少部分作为鲜奶饮料，大部分加工成奶制品。

阿爸从羊群中挑选了一头最肥的绵羊，准备用它做最具特色的蒙古族烤全羊，用来款待亲朋好友。

蒙古族人食用的肉类主要是牛、绵羊肉，其次为山羊肉，还有少量的马肉。在狩猎季节，蒙古族人也捕猎黄羊。羊肉常见的传统食用方法有全羊宴、嫩皮整羊宴、煺毛整羊宴、烤羊、烤羊心、炒羊肚、羊脑烩菜等，炉烤带皮整羊是最有特色的菜。

一切准备妥当，开宴的时候，阿爸还搬出了马奶酒，大有和客人一醉方休之意。遇到这样的喜事，谁还能抑制内心的高兴劲儿呢？何况这是在大草原，何况主人是性情豪放的蒙古族人。其实，大部分蒙古族人都能饮酒，所饮用的酒多是白酒，有的地区的牧民也饮用马奶酒。马奶酒是鲜马奶经发酵制成的，无须蒸馏。每逢节日或家里来了客人，主宾都有豪饮的习惯。

席上，明安图端起满满的一碗酒走到王老师面前，一连敬了王老师三碗，感谢王老师的辛勤付出，感謝他把毕生所学无私地教给了自己。王老师慈爱地望着这个学生，用手拍了拍明安图的肩膀，脸上的皱纹灿烂成一朵花，开得那么旺盛。王老师看上去不胜酒力，但是他脸上的表情甚是自得，他像在自言自语，又像在对众人夸奖明安图：“有这样的弟子，甚慰我心！老夫这辈子没有实现的心愿，他一定能帮老夫实现，如此甚好，甚好！”

王老师勉励明安图，好好学习，不能骄傲，要继续参加清政府组织的更高层次的科举考试——乡试，以积极的姿势迎接更大的挑战，参加会试，最终达到参加殿试的终极目标，实现自己的理想。

三

明安图出生于草原上一个普通的牧民家庭，没有贵戚亲友的提携，却在学习上不断有所长进，这完全是来自他自身的刻苦努力。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日月运行，自有它的规律。在明安图发奋读书、学有所得的过程中，日子也在一天天流逝，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

推算年、月、日的长度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制定时间顺序的法则叫“历法”。

聪慧的中国人在经年的劳作中发明了历法和节气。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个名字叫万年的青年，有一天，他上山砍柴的时候，因为太阳特别毒，暴晒之下，他热得难受，便去树荫下休息。突然，他注意到了地上树影的移动，这给了他启发。回家之后，他花费了几天几夜的时间，设计出一个测日影计天时的晷仪。可是，当天阴有雨或有雾的时候，就会因为没有太阳而影响了测量。后来，从山崖上往下滴的水滴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动手做了一个五层漏壶。天长日久，他发现每隔三百六十多天，天时的长短就会重复一遍。

当时的国君叫祖乙，天气的不可预测，使他感到苦恼。万年听说后，忍不住带着日晷和漏壶去见国君，对祖乙讲了日月运行的道理。祖乙听后龙颜大悦，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他把万年留下，在天坛前修建日月阁，筑起日晷台和漏壶亭。祖乙对万年说：“希望你能测准日月运行的规律，推算出准确的晨夕时间，创建历法，为天下的黎民百姓造福。”

冬去春来，年复一年。后来，万年经过长期观察、精心推算，制定出了准确的太阳历。当他把太阳历呈奉给继任的国君时，已是满面银须。国君深为感动，为纪念万年的功绩，便将太阳历命名为“万年历”，封万年为日月寿星。

传说归传说，这也说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人类根据太阳、月球及地球运转的周期，制定了年、月、日和顺应大自然与四季的春夏秋冬的法则。人们根据地球自转产生昼夜交替的现象，形成了“日”的概念；根据月亮绕地球公转，产生朔望的想法，形成“月”的概念；根据地球绕太阳公转产生的四季交替现象而形成了“年”的概念。这三个概念所依据的物质运动是互相独立的。根据精确测定，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约为365.2422平太阳日，这叫一个回归年；而从一次新月到接连发生的下一次新月的时间间隔为29.5306平太阳日，这叫一个朔望月；以回归年为单位，在一年中安排多少个整数月，在一个月中又安排多少个整数天的方法和怎样选取一年的起算点的方法就叫历法。

中国古代的历法有三种，阳历、阴历和阴阳合历。阳历也叫太阳历；阴历也叫太阴历、月亮历；阴阳合历，也就是俗称的汉历（农历）。其中，阴阳合历一直沿用到今天。为什么汉历（农历）可以沿用到今天呢？

在今天看来，当时历法的产生，是中国古人为了掌握农时、长期观察天文运行的结果。中国的汉历之所以被称为阴阳合历，是因为它不仅有阳历的成分，又有阴历的成分，它把太阳和月亮的运行规则合为一体，作出了两者对农业影响的总结，所以中国的农历比纯粹的阴历或西方普遍利用的阳历更加有实践意义，更为实用、方便。汉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它的准确和巧妙，常常被中国人引以为傲。

为了推算每年的历谱，人们往往先定一个计算起点，叫历元。中国古代历法大多数取这样的理想时刻为历元：某年十一月甲子日的夜半，它正好是朔和冬至，而且又是月过近地点（即月行速度最快的点）的时刻，等等。由于各种历法的数据不同，所以它们推得的理想时刻也各不相同。不过这样的理想时刻通常离历法行用的年份都十分遥远。这种历元称为上元。

历法问题的复杂性全在于回归年和朔望月这两个周期太零碎，它们同“日”之间的关系，不像公里同米之间的关系那样简单；而且，它们彼此之间也不能通约。所以，历法总是顾此失彼，不能同时协调两个周期。由于这两个原因，历法一般分为三类：太阴历、太阳历和阴阳历。侧重协调朔望和历月关系的叫太阳历，简称阳历；兼顾朔望月和回归年、历月和历年的叫阴阳历。

无论哪一种历法，都有一个协调历日周期和天文周期的关系问题。在原则上，历月应力求等于朔望月，历年应力求等于回归年。但由于朔望月和回归年都不是整日数，所以，历月须有大月和小月之分，历年须有平年和闰年之别。通过大月和小月、平年和闰年的适当搭配和安排，使其平均历月等于朔望月，或平均历年等于回归年。这就是历法的主要内容。

历书是排列年、月、节气等供人们查考的工具书。历书在中国古时称通书或时宪书，在封建王朝的时代，它是由皇帝颁发的，所以又称“皇历”。

1662年，玄烨即位，年号康熙。康熙时期和后来的雍正、乾隆时期，使清朝成为一个空前统一和巩固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历史上称其为“康雍乾盛世、康雍乾之治”，这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同时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该时期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持续时间长达一百三十四年，是清朝统治的最高峰。在此期间，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下发展到了极致，改革最多、国力最强，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增长迅速，疆域辽阔。

四

康熙皇帝亲政以后，注意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手工业方面，陶瓷、紡织等行业技术都有新的提高；航运交通也有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康熙皇帝本人比较重视学习科学技术。他经常召集一些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到皇宫里给他讲解自然科学，其中包括初等几何学、初等代数学、天文学、测量学、炮术等，有时还要看他们进行实地演习，或者到天文台上去视察。外出巡视时，康熙皇帝有时还要带上一群中外科学家，随时帮他解决遇到的某些科学问题。

其实，康熙皇帝学习天文历算的直接原因，是历法之争引起的。

中国的历法与纪年采用阴阳干支三合历。上古时期，人们根据不同的农业牧业生产情况需要，分别制定了太阳历法和太阴历法。汉历作为中国的传统历法，最早源自何时无从考究，据出土的甲骨文和古代中国典籍记载，一般认为现时阴阳合一的历法规则源自殷商时期。从黄帝历法到清朝末期启用西历（公历），中国历史上一共产生过102部历法，这些历法中有的曾经对中国的文化与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比如夏历、商历、周历、西汉太初历、隋唐大衍历和皇极历等，有的历法虽然没有正式使用过，但对养生、医学、学术思想、天文、数学等起到过重大作用，如西汉末期的三统历和唐朝的皇极历法等。

汉朝以前的古代中国历法以366天为一岁，用“闰月”确定四时和确定岁的终始；那时已经有日、月、旬和时的时间单位，具备了阴阳历的技术；人们观察到了五大行星和日月的运动规律，用“闰月”“减差法”来调整时差；历法实施成为重要大事，主要内容之一是“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和“正闰余”，即确定闰月位置和如何减去多余出来的天数（不是加上缺少的天数），由此来确定年岁的终结和开始。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周朝王室衰落，诸侯各行其是，因此出现多轨制历法，亦即各诸侯和各地部落还有自己的地方历法。秦朝的历法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历法。

从汉朝初期开始，中国的历法出现了大转折，全国统一历法，历法也成了一门较为独立的科学技术。汉武帝责成司马迁等人编写了《太初历》，之后刘歆作《三统历》，这两种历法的重要特点是年岁合一，一年的整数天数是365天，不再是之前历法的366天。以“加差法”替代之前的“减差法”以调整时差，年岁周期起始相当固定，用数学计算就能确定闰月，用不着“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至此，阴阳五行基本上退出了历法。之后中国历朝颁布的历法，均与太初历大同小异。

清初的历法，是由西洋人汤若望根据明朝的《崇祯历书》重修的，名为《时宪历》。

1645年，《时宪历》颁行天下。围绕改历问题，清初时期争论多发。

1669年，西洋人南怀仁上书称，钦天监监副吴明烜参用《回回历》推算历法有误，康熙八年闰十一月应为九年正月，并指出他致误的原因，因而历法之争又起。

当时，举朝百官没有一个通晓历法的人，难辨双方争议的是非，于是，争辩的双方奏请康熙皇帝裁决。

康熙皇帝传令诸大臣一起来到北京天文台，进行现场观测，结果证明南怀仁的预测与仪器所指逐款皆符，而吴明烜诸款皆误，于是康熙宣布，他赞成西洋新法，令南怀仁等治历法，将支持吴明烜的钦天监监正杨光先革职。

这次历法之争使康熙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康熙意识到，如果他不懂科学，就只能听从别人的想法，而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因此，康熙开始认真关注、学习科学。康熙是一个具有务实精神并且很自律的人，他亲自制订了需要学习的科目表，选择了数学、几何、天文、物理、化学、地理、生物等一些具有实用价值的科目，并邀请了法国传教士徐日升、安多、张诚、洪若翰等人作为他的老师，并要求他们撰写授课教材，上午讲两个小时，晚上再讲两个小时。与此同时，西方传教士也经常为康熙皇帝做实验和进行一定规模的实地演习。康熙皇帝也颇注意科学技术的应用，他常常做一些实验。即使是在每次外出狩猎的时候，他也带着一些精通科学技术的官员，备作顾问，随时咨询，以及时地解决他所遇到的科学技术上的问题。

康熙在学习过程中不是死记硬背不求甚解，而是十分重视实践。例如，有一次洪若翰神父给他讲到物体的成分时，康熙就拿起一个球，精准地称出了球的重量，测出了它的直径。然后，他再算出同样材料、直径不同的一个球的重量，这样就可以求出这个固体的密度。最后，康熙还会再测算一个同样直径或同样重量的球的数据，以对刚才获得的数据进行验证。

康熙皇帝还比较注意培养天文学方面的人才，以满足修订天文历法的需要。

为此，1670年10月，康熙皇帝下诏给礼部说：“天文关系重大，必选择得人，令其专心学习，方能通晓精微。可选取官学生，令其与汉天文生一同学习，有精通者，俟钦天监员缺，考试补用。”

礼部接到康熙皇帝的诏令后，在全国的每个旗均选取了十名官学生到清政府专门研究天文历法的机构——钦天监分科学习。并且，从那以后形成一个惯例，清政府经常这样选拔官学生进行培养。

俗话说，天道酬勤，机会总是会青睐有准备的人。其实，明安图自身的努力，再加上清朝当时处于继续培养天文方面人才的阶段，这无疑给明安图提供了机会，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皆具备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