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峰

潘美（925—991），即《杨家将演义》中的潘仁美（以下称“潘美”），北宋开国名臣。史书上称其“威名之重”与曹彬同，死后配飨太宗庙庭，这一荣恩除他外也仅有薛居正、石熙载二人，可谓殊荣万分。然而这么一个南征北讨、卓有功绩的大宋元勋，却在身后的民间流传中逐渐被人由红脸染成了白脸，抛开史家在史书中留下的暧昧文字外，还有更深层的社会原因。潘美形象的变迁如同演义体历史小说一样“三分真实，七分虚构”，它不仅受制于历史素材、民间情怀，亦为小说文学思想所影响。诸多因素的离合过程也逐渐将潘美定型为“奸臣”形象。以下笔者将主要以明代熊大木本《杨家将演义》为实例，从《宋史》入手，结合诗文、民间通俗文学等，试论潘美形象的变迁、原因及其所反映的文学思想。

一、正史上潘美的形象

《宋史》载潘美年少时尝言：“汉代将终，凶臣肆虐，四海有改卜之兆。大丈夫不以此时立功名、取富贵，碌碌与万物共尽，可羞也。”可见其胸怀天下，不同于寻常知识分子邀取功名为己身的营营小志，而是有扫平四宇、澄清海内的家国情怀。最为出色的是潘美的军事才能，史书记载下了其运筹帷幄、纵横南北的大宋股肱之臣的鲜明形象，《宋史·潘美传》载：

溪峒蛮獠……颇为民患。美穷其巢穴，多所杀获，余加慰抚，夷落遂定。

克郴州……征岭南……克富川……克贺州……下昭、桂、连三州……韶州遂拔……

（征江南）遂麾以涉（水），大军随之，吴师大败……金陵平，以功拜宣徽北院使。

留屯以捍北边……辽兵万骑来寇，近塞，美誓众衔枚奋击，大破之。

北伐，美独拔寰、朔、云、应等州。

自高平之战，潘美就开始了建功立业的征程，平定叛乱、攻灭南汉、平江南、征伐北汉，赫赫功勋奠定了他在理宗年间入列昭勋阁的基础，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他功臣的形象。从行营诸军都部署、北路都招讨、忠武军节度、韩国公、检校太师、同平章事等诸多衔职可以看出，其人不仅有武略更兼文韬，纵横之间扫清南北，有致天下于太平的能力。然陈家谷一役成了后世文学评价潘美的转折点，而使潘美成为众矢之的的无疑是脱脱等在《宋史·杨业传》中含糊的记载：

（契丹）复陷寰州。业谓美等曰：“今辽兵益盛，不可与战。”侁沮其议曰……业曰：“不可，此必败之势也。”侁曰：“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将行，泣谓美曰：“此行必不利……（望）以步兵夹击救之”……（美）俄闻业败，即麾兵却走。（业）为契丹所擒……乃不食，三日死……大将军潘美降三官，监军王侁除名。

在正史中，对于杨业兵败阵亡的事实，潘美是脱不了关系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潘美对于杨业的死到底有多大责任？根据史书记载，北宋在雍熙北伐失败后欲将百姓内迁时与辽军遭遇，杨业提议暂避敌锋，认为主要任务是转移“三州之众”，此提议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是最为稳妥的。但监军王侁不仅反对，并以“无敌”激之，质疑楊业有二心，杨业不得已而出战，最终兵败身亡。整个对话过程既无身为主帅潘美的加入，又在听闻杨业兵败之后没有按杨业的意思“以步兵夹击救之”而立马领兵退走，这无疑让后人多了几分质疑和猜测。沈起炜评价说：“王侁对杨业殉国的悲剧是有责任的，但他只能是一个帮凶，元凶是潘美。他曾多次密陈朝廷，诋毁杨业;他对杨业的威名战功，久存妒忌之心;他又派杨业孤军深入，陷入绝境。”虽然此论过于绝对，但史书明显给了后人否定潘美的基础。

显然，杨业的兵败最大的原因是由于监军王侁争胜好功，主帅临阵保持沉默虽有责任，但并不该由潘美一人承担，北宋建国不久，这种示勇之举在一时失察之下也会被主帅默许。而且，前者战况不明，贸然前进必然致大军于险境，在前军失利的情况下退而固守、查探实情对于一军之帅来说无可厚非，只是人情味薄了些，但毕竟也已经被“削秩三等”以抵其罪。

蔡东藩认为宋代的健将除了曹彬就是潘美，潘美是误信王造成良将阵亡，而后人对于杨业的可惜和怜悯化为愤怒之火倾注在潘美身上，显然是言过其实的。这一评价较为中肯，历史上的潘美是有大功于宋朝的，否则也不会次年就官复原职;至于最后成为十恶不赦的大奸臣，那是后人艺术夸张的结果。

二、民间流传中潘美形象的嬗变

从北宋开始，“杨家将”的故事便在民间流传，杨氏父子英勇善战、忠君爱国、舍生取义等品质在历代文学作品的敷演下愈加鲜明，形象深入人心。而作为其反面人物的潘美形象也在杨家将故事的流传中完成了从历史叙事到文学叙事的转变。《宋史》以外，记录北宋历史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东都事略》等著作中都看不到叙述潘、杨之间恩怨的文字，而在杨亿《谈苑》中对于杨业之死也仅写到“天下冤之，闻者为流涕”，只将王侁、刘文裕除名，并未提及潘美，这说明这段时期内在史家和文人笔下还未将潘美视作奸臣。不过北宋文人苏辙的《过杨无敌庙》一诗值得深究：

行祠寂寞寄关门，野草犹知碧血痕。一败可怜非战罪，太刚嗟独畏人言。驰驱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我欲比君周子隐，诛彤聊足慰忠魂。

此诗意在吊古，前六句写杨业之忠勇，而尾联用晋代周处典故，意在暗指害死杨业的元凶是潘美，正是这首七律为潘、杨恩怨衍生出许多枝蔓，潘美也从此被推向了历史地位的转折点。

其实在两宋，人们对潘美的评价大体上是公允的。南宋《杨令公》《五郎为僧》话本内容今已佚失，也包括同时期的金院本《打王枢密爨》，因此很难从南北宋时期的文献中了解潘美形象的演变及潘杨恩怨的发展，但其内容一定以口传的方式流传下来并影响到了后世文人的创作。而到了元明，情况发生了变化，《杨家将演义》中潘美的形象主要来自元明杂剧。如元杂剧《昊天塔孟良盗骨殖》中，第一折就借杨七郎、杨业之口叙述潘美的劣迹：“只恨那潘仁美这个奸贼，逼的俺父子并丧番地，可怜人也。”“兄弟七郎，打出阵来求救，被潘仁美贼臣，将您兄弟绑在花标树上，攒箭射死。”虽然潘美在剧中并未出场，但他的形象已被贴上了“奸贼”“贼臣”的标签。

限于篇幅，现仅以具有代表性的演义潘杨完整故事的明杂剧《开诏救忠》为例，简要审视潘美形象在民间文学中蜕变较为成熟的结果。最先提及潘杨恩怨的是八大王赵德芳：“有潘仁美被杨令公射了一箭，后杨家父子八人投降了俺宋朝……不想潘仁美这匹夫无礼，常记一箭之仇，只要谋害杨家父子。”可见两人嫌隙源于各为其主时的旧仇。开篇也仅有这一铺垫，随后就是潘仁美登场，言己时即称：“某生平狡狠欺贤，不容忠良之士……将那杨家父子杀的翦草除根。”其凶狠残暴、公报私仇的形象在一出场就已定型。待到迎战辽将韩延寿，潘美令杨家父子黑道日出兵，且“不许停留，若违令必当斩首，报河东一箭之仇。”誓要“尽诛杀绝”。仅第一折就通过正面描写、侧面描写、对比烘托等手法对潘美人物性格进行了仔细刻画。而在第二折中，潘美和七郎直接冲突的叙述，更能令读者感受到其心之恶：

太师云：“兀那小贼，你听着，当日下河东之时，你那老匹夫射了某一箭，我今日报仇”……太师云：“……将那小匹夫额头盖上的皮割将下来，遮了他眼睁者”……太师云：“今日一箭还十箭”……太师云：“将这小的尸首丢的桑乾河里去。”

潘美之狠辣在这一段对话中显露无遗。其实剧本到射死杨七郎这一折，已基本将潘美在剧中的形象完整地呈现在读者的眼前，一个十恶不赦的奸臣形象已潜移默化地凝固在戏剧的舞台，以至于影响到了正史的撰写，如清代御史顾如华上奏要求撤去潘美之祀，竟获皇帝批准;又王夫之在《宋论》中写道：“潘美之陷杨业而不肯救，以避功也。”可见，民间文学对于潘美形象的演义已经横向渗透到政治和学术研究等领域。

与之后的小说相比较，潘美变迁的形象在明杂剧《开诏救忠》中已经较为清晰和稳定了，已从功臣转化成罪臣。但值得注意的是，《开诏救忠》中党彦进言道：“他（杨六郎）又告你勾结辽兵，将元帅牌印献于了韩延寿……太师你元帅印端的有也无。”用计骗得帅印，话中是谎称说潘美“勾结辽兵”以激之，说明潘美形象在明初还仅是佞臣，还不是后世（清代）戏剧《潘杨讼》中的内奸形象，但民间文学对于潘美形象的重构到了这时已经成熟，为文本小说的诞生准备了充足的素材。

三、《杨家将演义》中的潘美形象

历史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而文学叙事更是在此基础上增添更多的情节加以扩充，敷演成一个新的完整的文本，明代熊大木版《杨家将演义》正是长期以来各种因素的重新筛选、组合、扩充后出现的故事文本，潘美的形象在其中清晰地呈现出来。

与《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不同，《杨家将演义》前八回叙述了呼延赞的故事，而在敷演呼延赞情节时不忘对潘美进行丑化，第五回《宋太祖遗嘱后事潘仁美计逐英雄》中写道：

仁美闻报（呼延赞整饬戎伍），自忖：“此人（呼延赞）久后必得大位。”欲思逐去之计……（计量之后）严设刑具以待……（待到呼延赞前来）仁美乃曰：“汝晓得先王留下法例么？”……决一百杀威棒。

虽然之前潘美之子潘昭亮为呼延赞阵前所杀，他们之间应有私仇，但潘美在寻思驱逐呼延赞时考虑的却是个人的权位之争，丝毫未念及杀子之仇，可见其冷血和贪权的本色。而之后的“潘仁美之奸”“佞臣潘仁美”等话语更是直接为读者提供了对潘美的第一印象。待到太宗复招揽呼延赞旨意下达，欲试呼延赞武艺，仿效唐朝御果园故事，潘美心怀毒恨，想要用计害之，计谋被识破;等到太宗诣太庙行香，呼延赞不省国例冲拦御驾，对于这种小节潘美大怒，居然要将其绑缚法场处斩，可见潘美恶毒之极。而当朝廷议征北汉，“以潘仁美为北路督招讨使……呼延赞为副先锋，（潘仁美）于校场中分拨军马”，却把老弱病残之兵交付呼延赞，对于军国大事，丝毫不顾及战争胜败、国家安危，这无疑是对潘美北路都招讨使身份的讽刺。可见，小说中潘美这一奸臣形象的构建并非从潘杨之争开始，而是从小说伊始，对于名位、权利的争夺已开始显露出其奸佞的本色，为其后流传数百年的潘杨恩怨情节的到来做足了铺垫。小说第十七回《宋太宗议征北番柴太郡奏保杨业》中写道：

令婆曰：“此人昔在河东，被公羞辱，尝欲加害于公父子，幸主上神明，彼不能施其谋耳。今号令在其掌握，况长子等五人，已各凋零，只有公父子三人在，此去难保无相害之意，令公何不省焉？”

北征前夕，令婆已深察潘杨之怨，果然在进军后潘美乃与牙将商议说：“我深恨杨业父子，怀恨莫伸，此一回欲尽陷之……”且欲“先去了呼延贊，然后除杨家父子”。结果得报杨先锋救了呼延赞，以违令来迟意欲将杨业军法从事，为呼延赞持金简所救;及至呼延赞往汴京催运粮草，即发战书于番人，却要杨业领兵出战。

与《宋史》相比，小说出战前的情节中作为主帅的潘美不再沉默，其个人、军事矛盾体现在潘美和杨业的对话中，潘杨之怨在此更加清晰。主帅挟私以报怨和错误的军事部署终于导致了杨业的战死，而瓜洲营杨七郎被射杀更是将全书的悲剧色彩推向了高潮。而在这之后，潘美也因为杨业战死一事被问罪，罢黜为民，从第二十一回起正式退出了《杨家将演义》。

综观明代熊大木版《杨家将演义》，潘美已经彻彻底底异化成心胸狭隘、残忍狡诈、贪图名利的奸佞之臣的形象。与代表正义的杨家将形象相反，潘美最终作为反面人物出现在文学文本中，这既是小说人物对比手法的应用，也是时代背景、审美情趣的追求，不过将文学作品历史化必然是不妥的。潘美形象虽然由正史而来，吸收后世诗文、话本、杂剧等简单故事，似真而非真，如罗宗强所说，“无论情节还是人物最终在进一步展开之后，就渐渐地离开史之记述，进入虚构”。

四、从民族矛盾到忠奸之辨的演进

“杨家将”故事从史书记载，到文人诗文，再到民间话本、戏曲、演义，是一个积累流变的过程，此过程由简至繁、由粗糙到精细，人物形象的嬗变也从侧面反映了文学思想的更迭，而潘美历史形象与文学形象的错位也促使人们去深究其背后的深层原因。

有宋一代，周边强敌环伺，民族矛盾在这一时期已十分尖锐，表现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立;至元代，虽然政治上实现了大一统，但这一情况并未得到改善，元政权所划分的“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等级制度进一步在一个国家社会内部制造了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显然，这时的民间感情是希望出现英雄改变这压抑的社会氛围，如此无论是话本还是戏曲所表现的观念，实际上都受到了民间信仰和民众感情趋向的影响。因此，在故事流传过程中，人物的情节和命运都起了变化，模糊的史家叙述给了文人想象的空间。杨家将忠勇报国的悲壮事迹承载了很多的悲凉，人们对于良将的期望和对祸国殃民之人的愤恨总是同时存在的，小说人物的建构也正是在这样的对比中完成的，潘美正是这一反面人物的最佳选择。这已经不是对历史人物的复述，而是在历史提供的线索上由后人主观地进行艺术创造的结果。

而到了明代，国家内部朝局混乱，奸相权宦迭出，忠良遭陷，外部边防失修，少数民族政权时有侵扰，时局艰难更有甚于前者。忠臣良将难觅，而又出于对奸臣乱政祸国的愤恨，《杨家将演义》中更明显地突出了忠奸斗争，正义一方的胜利虽然偏离史实，但暗含对于误国奸臣的批判和对忠义之臣的褒扬，“以抵御外寇、保卫边疆为主线，歌颂其‘忠勇，以‘忠奸斗争为副线，鞭奸臣，有忠君思想”（齐裕焜《明代小说史》）。其中最明显的是元杂剧中作为杨家的保护者长国姑是六郎的岳母，出于亲情考量维护杨家无可厚非，而到了明代，作为朝臣的八王与寇准成了杨家的保护者，这样一来大大加强了忠奸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在拔高杨家将忠君爱国形象的同时也从侧面贬低了潘美。

特定的社会时代和历史文化背景，既会对受众心理产生影响，也会作用于创作者的创作动机。潘美形象的变迁除去史书带来的影响，更像是服务于创作者的需求，无论在民族矛盾激烈的环境还是在忠奸之辨氛围下，都需要有潘美这一扭曲了的形象存在并随历史的变迁而发展。正是这些创作文人在当时的社会中难以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就只能借助手中之笔来舒愤，在“崇杨贬潘”创作理念的背后，更多的是他们对于君明臣贤、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渴望。颇为有意思的是，潘美到潘仁美的转变，其中增加的“仁”字反讽意味很浓，这也说明潘美形象的变迁带有极强的主观色彩。

由上述可见，从传统文学史书和戏曲小说等俗文学的建构原则来看，史书需要反复审定材料，力求真实再现人物原貌，而戏曲、小说等民间俗文学则可以广泛吸取传说、逸事等并展开想象、评判，由此产生的人物形象必然会出现失真。潘美形象的变迁本无可厚非，但例如宋濂在《题崇德阁二十四功臣诗》中提及的是“潘仁美”而非“潘美”，清代戏剧理论家焦循读完杨家将戏剧后认为史官美化了潘美，这些论断其实都混淆了史书与民间文学的差异，造成了认识上的错位。其实潘美形象的变迁只是在史书、历史、社会、民间文学等多种因素合力作用下的结果罢了。

（选自《名作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