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嘉阳 吴申

“上山下乡锻炼了我”

我和易加义认识多年，当年我随笛子名家俞逊发先生去四川音乐学院讲学演出，作为系主任的易加义亲自接待，无微不至，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交谈间，他的“不耻下问”也让我看到了一位名家的虚心好学。

音乐是易加义生命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竹笛是他喜欢的乐器之一。

出生在乐山大佛脚下的易加义，从小就在学校的音乐和体育活动中表现活跃，“记得每天上学、放学都会经过一条小巷，总有笛子和二胡的声音传来，悠长偏僻的小巷使得这声音非常好听，让人着迷。”正好那时学校功课不紧，易加义便开始自学吹笛子。

1972年初中毕业后，易加义下乡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每天起早贪黑干活，通过一年多的实践，逐渐学会了插秧打谷、担粪施田、用牛犁地等农活。插队生活虽然艰苦，但也锻炼了他对人生的认知，磨练了心智，强健了筋骨，更让他懂得了生活的不易。

下乡一年后，凭着会吹笛子的特长，易加义考上了乐山市文工团，这一待就是六年，“那时候在文工团真是边学边演，十八般武艺样样都要能上手。文工团有支十几个人的民乐队，也有曲艺、戏曲、杂技等方面的前辈和老师，这些老师为我们奠定了一些传统文化与各种技能的基础。在文工团我主修竹笛，还必须了解其他乐器，于是又兼学了长笛、声乐等专业，不过我跟笛子好像有种天然亲近的感觉，边干边学，有时候还要担任乐队的编配、指挥等工作。”

易加义告诉我：“那时文学艺术方面的书籍极度匮乏，品种少得还没有孔乙己盘子里的茴香豆多，阅读学习多靠朋友之间互相传抄，所以那个年代手抄本是对知识极度渴求的一种解决方式，恨不能把得到的书一口吞进自己的肚子里。我曾整本抄过普希金的长篇诗歌《欧根·奥涅金》、老子的《道德经》、斯波索宾的《曲式学》、威拉德·阿·帕尔默的《车尔尼599钢琴初级教程》以及长笛乐谱等，几十年过去了，这几本手抄之物至今还收藏在我的书柜里留作纪念。回忆是美好的，那段时间我还结交了不少热爱绘画、摄影、文学、诗歌的好朋友，每到周末或节假日，我们都会相聚在乐山大佛乌尤寺品茗观景，畅谈音乐，共聊人生。”

大学毕业后，易加义留校当了老师，学而不倦的他怀揣仅有的几十元工资，坐了几天的火车、汽车，前往杭州拜访赵松庭先生学艺。“当年交通极为不便，我们这代人为了学习、讨教，不走出去拜师能学出来吗？”他曾经意味深长地对自己的学生说。

学生季秋霞告诉我，许多老师都不准自己的学生看杂书，希望他们多看教材与辅导书，因为在他们看来，除教材与辅导书以外的都是闲书、杂书，看了对学习没有什么直接的帮助，不如不看以免浪费时间。而易老师却坚持让学生们多看杂书，他说：“反观现在社会极速发展，大数据时代来临，各种信息冗杂，文学艺术资源丰富，知识得来的途径俯拾即是，许多人反而不知道该学什么、珍惜什么，学到的东西也变少了。”

1977年刚刚恢复高考之时，想要考上音乐学院实属不易，易加义记得当年考试时考场外的门边、窗前都挤满了考生，而他凭借六年在文工团的锻炼和所学的知识，最终获得了进入专业学院继续深造的机会，“当年川音竹笛专业只招两名学生，缘分与经历让我得以选择以音乐为终生职业，以竹笛为自己前进的方向。”

考入四川音乐学院后，易加义师从张宝庆、王其书两位恩师，并接受了系统的竹笛专业训练。1982年，易加义以各科均在八十五分以上的成绩留在了川音民乐系任教直至现在。

民乐系的独门秘技

在竹笛圈，人人都知道四川音乐学院笛子专业有个独门秘技，那就是十孔笛。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研发到易加义任民乐系主任，他继承前辈十孔笛的研发与创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而形成了在全国各大音乐院校中独树一帜的独门秘技，据说历年来从川音毕业的笛子学生都会吹十孔笛。

说起与两位恩师的深厚情谊，易加义感慨道：“我与这两位恩师亦师亦友，从他们那里，我学到了很多知识。张宝庆老师出生于昆明音乐世家，多才多艺，吹拉弹唱无一不精;王其书老师除了教授笛子主课外，还擅长科研，先后研制了十五孔加键笛、双腔葫芦埙等多种民族乐器，还曾荣获省部级多种奖项。其实，在此之前，系里的沈文毅等老师就已经开始十孔笛的研制了。”

沈文毅的竹笛形制改革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全國民族乐器改革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后受到民族音乐家丁燮林创制的十一孔新笛的影响改良出了十孔笛。十孔笛能够较完整地演奏十二平均律，还能较好地保留传统六孔笛特有的音色及各种表演技能。早在1954年，十孔笛就被纳入四川音乐学院竹笛专业教学科目之中，屈指算来，十孔笛在川音已经有成熟的四代传人，沈文毅是第一代，张宝庆、王其书是第二代，易加义是第三代，易加义的学生廖骏、石磊等是第四代，通过几代人持续不断的探索和推广，十孔笛已经成为川音笛子专业的重要办学特色。

所谓的十孔笛是指三支为一套的套笛，而不是一支笛子，它们分别是小g调十孔梆笛、D调十孔曲笛和大G调十孔新笛，三种十孔竹笛的音域均在两个八度以上，最大的区别在于律制和指孔数量。

“当年我进校时，沈老师曾有一间乐器维修室，里面有不少机床和工具专门为民乐系提供各种乐器的维修护理，我第一次看见十孔笛就是在那里，我的第一支十孔笛是沈老师亲手为我制作的，我的《阿诗玛叙事诗》也是用十孔笛首奏的。”说到学习过程，易加义说：“当年我学十孔笛并不是很困难的事，因为我学过长笛，尽管有些别扭，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后，还是能够熟练拿下来的，其实做任何事情只要愿意去做总会做成。”他用自己作例子，“一开始认为传统乐器没有改革的必要，几千年已成此物，就让它保留原样吧，加之比传统笛难演奏，十个手指也不灵活。可在易柯等一批作曲家的推动下，加大创作和投入作品，传统笛子声部在乐队中已经显露出捉襟见肘的局面，这时十孔笛渐渐显示出它独有的魅力，无论是在困难的半音进行及调性调式的转换中都非常灵活方便，于是我对十孔笛有了新的领悟和认识，决心研究并熟练掌握它。”

作品、作品，还是作品

易加义很喜欢美国作家爱默生的一句名言：“人一旦有追求，世界亦会让路。”而他的追求体现了深深的人文情怀、宏大的艺术梦想和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

一种乐器形制的改革是否成功，最终還是要靠好作品来说话，要靠不断演奏实践新作品来证明。“我的师辈在十孔笛创制之初，就为十孔笛的教学编写了不少练习曲与作品，如张宝庆老师的《欢乐的节日》和王其书老师的《推车忙》等，就是五六十年代十孔笛的代表作品。”本科毕业前夕，易加义已经开始慢慢体会到十孔笛的巨大演奏与创作空间，整个本科学习期间，他对和声、配器等作曲系课程着了迷，渐渐开始萌发为十孔笛创作的念头。1981年，易加义与作曲系同窗好友易柯一起去昆明参加聂耳音乐周感触颇深，回来后他请张宝庆老师提供云南民歌素材，又邀请易柯为十孔笛也为他本人量身打造一首大型笛子协奏曲，这就是后来一举成名的钢琴、笛子与民族管弦乐《阿诗玛叙事曲》。

这部作品到现在看来依然是成功的，依然魅力无穷，它采用多调性、多调式的自由变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此曲无论是在作曲技术还是演奏技术上都有很强的实验性，首次全面展现出了十孔笛的技术优势——转调灵活、快速半音与连续变化音丰富。1983年，在第三届全国音乐作品民族器乐评奖活动中，《阿诗玛叙事曲》荣获二等奖，时至今日，已如同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一样，成为中国小提琴的一座丰碑，此曲也足以在大型笛子协奏曲中占有一席之地，至今仍是许多笛子演奏家的保留曲目。

有了这成功的第一次，易加义更加意识到十孔笛新作品的创编是这一乐器保持蓬勃生命力的基础，他开始将作品创编与移植融入到教学中，并坚持长期邀请作曲系师生为十孔笛创作新作品。多年来，朱舟、俞抒、高为杰、何训田、敖昌群、易柯、宋名筑、邹向平、杨新民、郭元、黄旭等作曲家均为十孔笛创作了各种题材、类型的作品，其中不少作品还获得了各类大奖，如1981年朱舟、俞抒与高为杰创作的民族器乐曲合奏《蜀宫夜宴》，1982年何训田创作的民族管弦乐曲《达勃河随想曲》，1982年敖昌群创作的民族管弦乐曲《康巴盛会》等，以及近年来著名作曲家宋名筑创作的民族室内乐《虚韵》《乡韵蜀音》，邹向平创作的民族室内乐《源Ⅰ——水的前奏》，杨新民创作的民族室内乐《秋露》，郭元与蒋伟创作的笛子与管弦乐队《巴音笛唱》，郭伟创作的民族室内乐《蝴蝶扇动翅膀》，黄旭与石磊合创的十孔笛套曲《新疆印象》等。

在教学上，易加义说：“十孔笛本来就是从六孔笛演变而来，学生进校后首先要打好六孔笛的技术基础，然后才能进入六孔笛与十孔笛的双轨训练，这一双轨教学体现在川音竹笛教学的各个细节中。无论是六孔笛还是十孔笛，一个竹笛专业演奏者的培养都不应该忽视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多重乐感的培养;其二是多种音乐技能乃至人文能力的培养。所谓多重乐感，简单来讲，就是一个演奏家需要有能力面对不同乐感的音乐，并有能力表达不同乐感的音乐，所谓地道或味道，指的就是演奏家是否能够更准确传神地表达出不同类型的音乐的神韵。”

最后，引用易加义的话来结束本文：“我个人虽然是搞民乐出身，但我天生兴趣广泛，也喜欢西方古典音乐，从小在乐队和音乐学院这种多元音乐环境中成长，我很感激这种环境培养了我广泛的兴趣，有机会学习和感受不同的音乐类型。这个多元的音乐空间并没有使我迷乱，反而让我最终更清楚地理解了中国竹笛音乐的本质。换句话说，当你能够充分驾驭十孔笛这种在律制、指孔、指法、奏法都不同的乐器时，也许就能真正理解六孔笛的韵味与奥妙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