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冬云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霍布斯说国家是一种人为的创造。国家的存在意味着不同社会群体的内部存在，意味着个体关系与群体差异的并存，也意味着不同社会个体之间的相生与相融。国家认同不仅表现为个体与国家的权利义务关系，也表现为个体与国家之间的价值关系。承认与认同是国家合法性的基础，“只有那些共享的价值观、象征符号以及彼此接受的法律——政治秩序，才能提供必要的、广泛流行的合法性”[1]465，466。家国情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作为一种内涵丰富的价值结构体系，提供建构国家认同最基本的文化心理背景和重要价值参照，塑造与推动个体不断修身践行，将治世理想转化为一种道德涵养，通过实践品质和实践能力，达成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责任与担当，是影响社会成员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因素。

一、国家认同的情感因素

“情怀”指的是含有某种感情的心境，是以人的情感为基础而产生的一种高尚的心境，带有情绪的倾向性。家国情怀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是人们基于家、国的归属意识和热爱的情感而生成的使命与责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家国情怀作为特有的价值信仰和民族精神得以长久延续，既是中国传统社会生活方式的积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内化而成的一种人格规定。

“认同”是个体自我认知的一部分，是个体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一种观念，具有倾向性、持久性等特点。认同的主体是自我，体现着自我生存与发展的现实要求。国家认同源于个体对于国家的情感归属意识，个体通过赞同、热爱、忠诚等情感、态度与行为表达对国家强烈的归属感。国家认同是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双重建构的结果，不仅体现为地理、政治和法律意义上的对国家的确认，也包含历史、文化层面上的意义共享。

家国情怀提供了个体建构国家认同最基本的文化心理背景，激发着个体的情感共鸣和转化认知。国家认同的形成不是一个自然过程，它体现着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的育成与演化，体现着个体对自己民族、疆土、家园的归属感、荣誉感。家国情怀源于“家国一体”思想，内含着由家及国的递进关系，将个体对家的眷恋与国家的热爱联系起来，将个体自我发展、家族建构与国家的稳固联结起来，呈现出个体情感范围从“小我”到“大我”的发展向度。

中国传统文化里，“国”与“家”有着丰富、独特的释义和意向。“国”既是代表着一定的疆土地域范围，也依靠血缘、地缘的联结成为“家”的延伸，以“家”为辐射核心向外扩展而成无数个体共同的“家”，个体依存并服务于这一共同体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国家以王朝形式表达，王权是其基本核心，王朝更替形成国家演进的基本序列，王朝国家依据一定的现实伦理秩序而建构，对于个体具有权威性和神圣性，离开家国秩序，个体无所依傍。“家作为一种结构隐喻，它表明人在家庭实践中的理解价值可以辐射到比家的范围更广泛的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去。 所以这种具备‘家族取向’的‘家族-政治文化’使得传统中国社会价值系统在‘育化’与‘社化’上的功能是紧密相连的。”[2]29因此，人们将根植于家中的道德情感、伦理精神推及到国家，把对家人的关爱推己及人延展为疆土之爱、家园之情，“立爱惟亲，立敬惟长。 始于家邦，终于四海”[3]61。国家认同表现为王朝的认同，爱国与忠君、孝悌思想混合在一起，家国情怀表现为个体对某一个王朝国家或政权体系的价值归属，国家认同成为伦理精神的充分实现和辩证复归。

近代以来，血缘连接与情感体验进一步被投射到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之中，个人的价值选择和道德素养同国家政治生活更为广泛而深度地结合在一起，家国情怀不断展现着新的情感取向和价值逻辑，强调关系情感联系的根基性，增强和拓展着国家认同的空间。它在最大程度上激起人们的情感共鸣，使国家利益与价值具有了个体性的特征。个体在体认、共享着与家、国的精神沟通，“表现为一个人对国家的难舍难分的依恋之情、一种对国家伦理和国家道德在观念上、行为上的深度依赖”[4]，并将自己的命运与整个国家联系起来组成为命运的共同体。

家国情怀也蕴含着故土难移、乡情难却的家园意识、乡土情结。在传统文化中，家园是家国的载体和化身，土地、乡村、庭院这些空间图景既是人们生产与生活的重要场所，更是人们的精神家园之所在。个体的家园意识、乡土情结展现着亲切、熟悉、温暖的情感结构，也是糅合了需要、记忆等因素的符号象征，是个体的精神依皈。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它带着一种文化归属情怀，有着不可取代的价值意义，是具有根源意义上的存在基础。家国既是实体存在的生活家园，又是具有虚拟特征的精神家园和文化归宿。个体置身于“家”与“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并将自身价值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起来，对家园的认同和皈依“不仅是小我的一丝温煦之情，更因与国家民族理想打通而变得庄严圣洁”[5]。

家国情怀呈现着个体与国家之间最质朴的情感联系，在厚重的历史前行中，乡土风物、文化传承都积淀在个体内心深处，不断外化为对祖国锦绣河山与博大文明的亲近之情；民族危亡时期的家园破败、无可皈依，更强化着个体与国家之间的血脉相连、生命互通，正是家国情怀和民族精神，支撑着中国人民最终取得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新时代的家国情怀已成为国家认同的价值表征与强大的文化动力，“要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用我们4 亿多家庭、13 亿多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6]。

二、国家认同的价值参照

国家认同需要与社会制度相兼容的道德文化为其拓展发展空间，并以基本价值规范的形式表现出来，内化于个体思想观念之中，并延续为民族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表现为形式与本质的统一，作为形式的道德文化是外在的、制度化的社会秩序与规范，体现着对于社会生活中上下有别的差序格局的维护，个体要服从于宗法等级秩序，以整体利益为本位，义务重于权利；作为本质的道德文化与意识形态、价值信仰联系在一起，通过情感资源的调动和行为方式的引领实现对道德素质的塑造，是个体确认其生存价值的精神动力。

家国情怀根植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之中，作为国家根基的一部分，它绵密而强韧地连接着过去、现代和未来，成为国家认同建构最为牢固的价值基石，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精神意蕴，为不同时期的人们所遵循和传承，表现为“国将不国，何以为家”的忧患意识；“舍生取义”“精忠报国”的精神境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民立命、为民谋福的崇高追求等等。这些价值共识和价值理念已经成为华夏文明中的集体记忆，生生不息、薪火相传，渗透于个体与群体的心性之中，塑造着国民独特的精神气质，慢慢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为自我认同、相互认同的标识与纽带，将“我们”与“他者”相区别，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内核，成为国家认同的价值参照和重要支撑。

家国情怀所体现的“国家至上”“家庭为本”“不因小利而害大义”“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的义利观，形成了国家认同建构过程的价值导向。“国家认同既是利益化的过程，也是利益化的结果。”[7]家国情怀作为本质的道德文化，与意识形态、价值信仰联系在一起，是一种基于天下人共同利益的公共正义，是个体认知公共利益、他人利益与自身利益关系，并不断协调个体与整体之间利益分配的过程。 人的存在是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相统一的共在，对利益的追求是人们一切社会实践的动因，个体的思想和行为总是要受到利益的影响，从自身出发，实现物质利益最大化是其本性的需求。但家国情怀则强调对个人逐利行为的规约，它站在国家、民族利益的立场上，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与应对各种利益关系，提升利益追求，要以国家、民族整体利益为本位，不断体认自己与国家命运的联结性，协调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冲突与矛盾，甚至在关键时期，舍小家为大家，为实现“大我”而不惜牺牲“小我”，不断建构自身对民族、国家命运发展的责任与担当，并逐渐明晰价值的优先顺序，眷念家国、兼济天下。

家国情怀在中国启蒙与救亡、忧患与觉醒、发展与复兴的多重变奏里，不断凝聚出国家认同建构过程中新的价值共识。“中国近代国家转型过程中，新的民族国家认同建构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帝制’走向‘共和’是国家认同的初构阶段，其标志是中华民国的建立；从‘共和’到‘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是国家认同的重构阶段，其标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8]由此，可以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看成是国家认同的再构阶段，其标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三个阶段逐层递进，前者是后者形成的基础。第一个阶段，争取民族生存与独立是最高的价值实现，救亡图存是家国情怀所蕴含的主要能量，激发价值结构重新定位和调整，催生个体对家国关系进行自我感知、自我选择。一方面个体的自主意识被唤醒，出现了家国天下连续体的断裂，传统以父权、忠孝为核心的家庭伦理遭到质疑；另一方面家国情怀不断被升华，“爱国相砥砺，救亡为己任”，甚至不惜牺牲个体的生命，躬身践行、上下求索，探寻挽救民族危亡的新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家国的内容实现质的跃升，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性质得以确立，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国家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国家认同实现了对传统家国情怀和传统血缘种族的发展与超越。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在宏大的政治叙事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国家认同展现出民族意识新的觉醒，个体对国家的归属感日益增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凝聚成为全体中华儿女在国家认同建构过程中新的价值共识。

三、国家认同的践行动力

国家认同是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双向塑构过程，是实践与意识、感性与理性的反复互动的过程。国家认同是政治、历史、文化、族群等多种因素复合的共同体，通过政治社会化的进程逐步建构而成，为家国情怀提供价值场景和实践平台。家国情怀是个体从“自然属性”向“社会属性”转化的实践过程中日益形成的超越性品质，是个体在体认内在道德品性与外在治平之志关系后的人性自觉。

国家认同强调个体自觉意识的启发，体现着权利与义务的高度统一。个体要身体力行，将家国情怀落实到日常的行为实践之中，通过表达主体意识、参与意识和公共精神，实际感受国家生存和个人命运的息息相关性，确立自己的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个体需要在国家建设之中见诸行动，有效参与国家建设的良序运行进程，维护国家安全、认可国家政治制度、赞同国家文化理念，保持对国家的忠诚，将国家认同外化为现实。这一国家利益与个体利益之间互动的过程，实践和验证了“伦理义务只有当我们尊其为义务时才成其为义务。说我们有义务敬重，等于说我们有义务去有一项义务……因为人必须先有了对内心法则的敬重心，才可能懂得什么叫义务”[9]361，推动个体将人生抱负融入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之中，将家国情怀的根与魂深植自己的内心之中，成就建构理想道德人格的自觉活动。

家国情怀蕴含着“家国天下”的公共意象，强调“家”与“国”是一个不可分割、休戚与共的整体，追求华夏文明共生的秩序建构，是具有普世主义色彩的国家政治观。“家国天下”追求经纬天地的政治理想、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意识，超越了单独的个体，发挥着巨大的价值整合作用。其精神理念具有外在的、公共的社会品格，是个体追求自我实现与家国责任的有机融合，作为价值共同体被人们所认同和强调。 在传统文化家国同构的影响下，“家国与天下是灵魂与肉身的关系。 天下代表了至真至美至善的最高价值，这一价值要在人间实现，必须通过宗法家庭和王朝国家的制度肉身，它们是由将伦理与政治合为一体的名教、典章、制度和风俗组成，天下价值不远人，就在人间的礼法秩序与日常生活之中”[10]。“天下”意识渗透在由家而国的伦理等级秩序里，将修身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和前提，通过宗族家庭这个中介来完成。“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自幼年起，个体就开始不断接受伦理规范教化，厘定身心与家国的关系，体悟现实社会中的伦常规范，明晰善恶标准，体认崇高与低俗之界限，把握言行尺度，区隔不良行止，自觉地趋荣避辱，锤炼道德品质，将个体道德、社会伦理、国家政治相互贯通，“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在怀揣平治天下、修身尽责、修身齐家的信仰和追求中，个体不断严于律己，修身立德，逐步提升自我修养，将治世理想内化为道德涵养，达成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责任和使命自觉，达至平治天下的理想境界，完成由“己身”到“天下”的价值推进理路，走向家族、国家乃至天下的广阔空间中去。

家国情怀是理想道德人格的重要内容，是个体意义世界建构的重要目标，倡导积极入世、锐意进取的人生态度，在具体场域情境中实现道德修养和治世理想的统一，其强烈的主体意识和担当意识是国家认同建构中重要的心理依据和思想基础。思想意识只有落实为具体行动，让人们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才能真正凸显其价值。因此，个体不仅要重视家庭建设，培育优良家风，体认“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深厚内涵，而且要将国家的认同与热爱升华为甘于奉献的高尚胸怀、维护国家利益的坚定决心，以及投身国家建设与社会治理的积极行动。特别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强势推进的今天，传统文化实现着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道德文化的内涵、载体和传播路径都发生了根本性转化，个体参加公共生活的路径更加丰富，参与舆论监督的渠道更为畅通，正是在国家建设的行为实践中，个体生动地体会着家国情怀的实质内容，并将其凝聚成为推动国家发展与个体成长的强大动能，汇聚成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国家荣誉感和自豪感不断增强，个体的归属意识不断强化，“我们的”认同身份不断形塑，自觉将家国情怀融入新时代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过程之中，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美好期翼落实到亲身参与实干兴邦、民族振兴的具体行动之中，在自我价值提升的同时升华自己的精神世界。

时代决定使命，使命呼唤担当。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中华民族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已经充分爆发出来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势不可挡的磅礴力量”[11]。 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5000 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我们要赋予国家认同和家国情怀更为宏大的时代内涵，从历史与时代、民族与世界的辽阔视野，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