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威，张金秋

（哈尔滨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人们经常提及的“家国情怀”具有多种表现形式：或是体现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凌云之志；或是体现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二首》）的豪情担当；或是体现为“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示儿》）的执着信念；抑或是体现为“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石灰吟》）的高洁情操……纵观古今，不论是平定安康时内圣外王的内心修炼，还是国难当头时志士仁人的抛头颅、洒热血；不论是传统社会所追求的“天下为公”的社会大同，还是当代中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奋勇前行，都离不开一脉相承的文化源泉——家国情怀。家国情怀，源于传统社会“伦理本位”的家国模式，表征为“家国天下”的道德格局，并倡导“信行合一”的现实功用。家国情怀，于个人而言，是个体价值与国家利益的高度统一；于家族（家庭）而言，是孕育优秀家风的源头活水；于国家而言，是实现社会繁荣与国家昌盛的精神支柱。

一、“伦理本位”的家国模式

“伦理本位”的家国模式贯穿中国传统社会的始终，于今而言其影响亦不可小觑。“伦理本位”是中国传统宗法制度的延伸，即在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关系的范围内，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传统中国社会的伦理关系。在此基础上，人们依照家族组织形式组织社会，依照家族治理模式治理国家，从而形成了以“伦理本位”为突出表征的“家国同构”的国家治理模式。诚如冯友兰先生所言：“有以家为本位底生产方法，即有以家为本位的生产制度。有以家为本位底生产制度，即有以家为本位的社会制度，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制度中，所有一切社会组织，均以家为中心。所有一切人与人底关系，都须套在家底关系中。”[1]253这种套在家的关系中的伦理关系将“家”与“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个人对于家族的情感逐步升华成为对国家的情怀，故而，在很大程度上，“伦理本位”的家国治理模式为家国情怀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首先，伦理经济。中华大地所具有的地大物博、水源充足等一系列优越的地理环境，为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提供了重要的自然基础，“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亦随之应运而生。 因而，以“家”为核心的经济运行模式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最基本的经济形态。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家”是以血缘为伦理基础，强调成员之间的基本等级关系。它在规定成员权利与义务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规范了其行为模式，从而为中国绵延千年的伦理经济提供了重要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家国情怀作为一种上层建筑自然离不开具有中国特色的伦理经济。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论述的那样：中国的伦理经济的突出特征即是“共财”与“通财”。所谓“共财”，即强调“家族”或“家庭”作为一个社会细胞，其内部财产不可分割，强调共同所有，从而加强了家族成员的集体归属感，其内涵的延伸与拓展，则催生了社会成员的国家认同感；而所谓“通财”，更强调“大家族”或“大家庭”重新分裂成若干“小家族”或“小家庭”后，各个具有血缘关系的“小家族”或“小家庭”之间财务互通，以富带穷。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家族成员血缘至上的本位理念，随着其内涵的拓展和延伸，逐步形成了具有“民胞物与”之量的天下情怀。

其次，伦理政治。一种文化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特定的社会政治结构，中华文化亦然。家国情怀依赖于“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抑或言之，家国情怀是“家国同构”伦理政治的衍生品。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宗”与“法”的结合是“家国同构”伦理政治的一个突出特征，“宗法制度是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演化而形成的”[2]56。这一制度的确立，推动了“家族制度”的政治化，将“家”与“国”统一在一起，这也就要求爱家者爱国，爱国者亦爱家，从而催生了社会成员既爱家也爱国，亦爱天下。其二，“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的结合，是“家国同构”伦理政治的又一突出特征，它强调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与“统一性”。在这一政治特征的指引下，造就了国家利益至上的国家认同感，也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中华民族的心理认同感，为满足统治阶级对于天下一统的统治需要，“家国天下”的伦理情怀应运而生。

再次，伦理文化。关于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学界早已有了明确的定论。我们尊孔子为圣人，也将其所创立的儒学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但不可否认，我们所探讨的中华传统文化不仅仅局限于儒学本身，而是包涵中华大地上多元文化不断凝练、融合而形成的“儒释道”文化。然而，不论是“寡欲弃智”的道统文化，抑或是“兼爱、节用”的侠者之风，还是集“法、术、势”之大成的法家思想，甚或是“涅槃永生”的中国佛学，其核心目的均在于解决人伦之事。相较于诸子百家之言，儒学对于人伦日用的表述简洁、直白，并一语道破人与人之间以“礼”为核心的伦理关系，这也使得其很容易受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注与青睐，因此，汉王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非偶然之事，而是具有其时代合理性的。 提及儒学文化，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礼”，实质上，儒学文化中的“礼”是对于中国特殊伦理关系的根本阐释，它在明确了人与人之间亲疏关系的同时也规范了人之本身的责任和义务。那么，这种以儒学为核心的伦理文化与家国情怀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具体而言，其一，家国情怀孕育于儒学文化之中，是儒学文化中对于道德的最高要求。诸多学者认为，儒学文化中道德修炼的最高目标是“内圣外王”，即将处世之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但却只强调了为人处世的一个方面，在格局与境界上远不及家国情怀。家国情怀是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的集中表达，是“文明时空、政治想象、世界图景、道德理想”[3]的有机统一。故而，家国情怀是儒学文化的基本精神。其二，儒学文化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对于家国情怀的推崇却始终如一。绵延千年的儒学文化经历了多重变革，汉代的儒学揉和了阴阳家、法家、黄老之学，宋代的儒学是儒释道的三教合一，明清的儒学是形而上学与经世致用的统一，但作为知识分子的儒者却始终坚守着家国情怀。其三，理想的传承则依靠传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媒介或载体——家训文化。在家训文化中，家国情怀既表现在对于个人道德的至高要求，也表现在对于国家的绝对忠诚。家训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宗旨是指导家族成员能够更好地生存、生活。传统家训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反映了统治阶级的需要，同时也为家族成员提供了价值标准与行为准则。家国情怀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不论是家训文化中的修身之道与处世之法，还是家法族规中的行为尺度与道德规范，都是家国情怀的具体体现。故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家国情怀具有特殊的、一脉相承的文化价值内涵。

值得一提的，还有伦理宗教。关于“中国人的信仰”，古今中外，对于这一命题的探讨虽多，却始终未能给出一致认同的答案。这主要是因为在延续古今的中华文化中不具有公共认同的神，也没有行为规范的系统教义，更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宗教仪式，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华文化中缺失了宗教意蕴。 区别于以宗教治国的西方国家的教会，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具有极为强大的宗教功能——它通过家训培

育家族成员的价值信仰，规范家族成员的行为准则。这种大有宗教意蕴的“家文化”将家国情怀贯穿始终，并深入社会成员的骨髓之中，时至今日，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仍是一个典型代表。

二、“家国天下”的道德格局

如前所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还是宗教，都严格限制在“礼”的范围之内，不可僭越，正因如此，“伦理本位”的家国模式才能逐步形成并稳定下来。与此相适应，“家国天下”的道德格局也才能逐步产生，并成为家国情怀的生动体现。孟子有言：“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自身。”（《孟子·离娄上》）“家国天下”离不开国，舍不下家，更脱离不了人民。“家国天下”的道德格局是个人、社会和国家三位一体的统一；是关乎个人生命秩序、家族生存秩序、社会生活秩序以及国家运行秩序的深层设计；是由点到面、由内向外的同心圆似的蔓延和扩散，是多向和多项的动态互动过程，其整体是无数多个同心圆的发散聚焦组合；是文明时空的文化绵延，对于当今社会的精神价值提升仍具有重要意义。从狭义上讲，可以说，“家国天下”的道德格局就是家国情怀。这种道德格局在约束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同时，也成就了个体、家族和民族，孕育了优秀的中华文化和伟大的民族精神，进而成为优秀传统家风的源头活水。

首先，“家国天下”的道德格局是个人、社会和国家三位一体的统一。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能够形成坚韧的伦理关系和稳固的家族实体，依附于“家国天下”的道德格局，离不开对个人、社会、国家的规范和约束。于个体而言，侧重于“内圣外王”的修行，从“明明德”到“亲民”至“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仅体现了“家国天下”的原理和本质，也展现了对个体规范和约束的精神模式。于社会而言，以“仁者爱人”为根基，强调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进而发展成为以“孝悌”为核心的“亲亲”“尊尊”，再通过“忠恕”的环节推己及人，扩充至整个社会生活领域，充分体现了“家国天下”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定和要求，以及对整个社会生态稳定、和谐的期待之情。于国家而言，主要体现在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上，强调精忠爱国、“亲亲仁民”“民为邦本”，力图实现个体价值与国家利益的高度统一，充分展现了“家国天下”的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可以说，个人、社会和国家构成了“家国天下”道德格局的三个基本要素，同时也是家国情怀的三个表征层面。家国情怀倡导个体以修己慎独为价值准则，以克己奉公为价值取向，以“内圣外王”为价值目标；倡导社会以忠恕之德为价值准则，以先义后利为价值取向，以天下大同为价值目标；倡导国家（个人与国家）以精忠爱国为价值准则，以“民为邦本”为价值取向，以国富民强为价值目标。于家国情怀而言，个人、社会和国家三者缺一不可，可以说是一脉相通、休戚相关。

其次，“家国天下”的道德格局是关乎个人生命秩序、家族生存秩序、社会生活秩序以及国家运行秩序的深层设计。众所周知，一定秩序的存在是人类得以活动的必要前提，而秩序“意指在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中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4]219。由此可见，为了人类活动的延续，需要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的存在。于中国传统社会而言，除法律而外，“礼”在建立和维护这种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的过程中成为了秩序的又一象征，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传统社会的秩序就是“礼”的秩序。从“周礼”到“三纲五常”再到“天理”，“礼”的法则就是伦理道德的规则，也就是说，建立和维护中国传统社会的秩序离不开伦理道德的规则。因而，“家国天下”道德格局的形成就成为关乎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重中之重。正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秩序包括个人生命秩序、家族生存秩序、社会生活秩序以及国家运行秩序，因此，与之相适应，抽象地说，就需要维护某种程度的财产和心理的确定性，保持某种程度的行为的规则性，维系某种程度的关系的稳定性，保持某种程度的进程的连续性，保持某种程度的目标的一致性。具体而言，“家国天下”的道德格局秉持“仁”的原理，凭借“礼”的法则来建立和维护秩序的稳定和有效，其中“五伦”的道德关系最具代表性，涵盖了个人、家族、社会以及国家四个层面，“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以“亲、义、别、序、信”为“规矩”。在此类中国传统“规矩”的限制和约束下，人与人之间达成某种一致并彼此期待，进而实现个人生命秩序的安全、家族生存秩序的延续、社会生活秩序的稳定以及国家运行秩序的畅行。因而，以“家国天下”为表征的家国情怀并不是简单的爱国、爱家，其中蕴含着个人、家族、社会和国家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深入骨血的羁绊。

再次，“家国天下”的道德格局是由点到面、由内向外的同心圆似的蔓延和扩散，是多向和多项的动态互动过程，其整体是无数多个同心圆的发散聚焦组合。“家国天下”的道德格局以个人、社会和国家为基本要素，以维护个人、家族、社会和国家秩序的稳定为基本目标，其运动路向是个体-家族-民族，由点到面、由内向外的同心圆似的蔓延和扩散，即每个圆心都代表着单个人，其由个人的一点扩散至家族的一面，再由家族的一面继续以个人为圆心向外发散至社会和国家；多向和多项的互动过程，即个人、家族、社会和国家不是单项向单向的前进，而是交叉互动，彼此互为起始点，是单项与单项之间、单项与多项之间、多项与多项之间的渗透和作用。这就意味着“家国天下”的道德格局整体是无数多个同心圆的发散聚焦组合，这些同心圆或一直扩张、或扩张后收缩、或如此以不同幅度往复，等等，形成无数个同心圆的发散组合，但可以预见，其最终将呈现出一个具有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的发散聚焦组合，聚焦即是秩序的产物，是“家国天下”道德格局的深层设计，是家国情怀最真实的体现。

最后，“家国天下”的道德格局是文明时空的文化绵延，对于当今社会精神价值的提升仍具有重要意义。“家国天下”的道德格局不仅体现在对个人、社会和国家的目标及价值定位上，也体现在对伦理道德的精密设计上，还体现在其本身的民族凝聚、精神激励以及价值整合的现实功用上。几千年来，正是凭借这些，“家国天下”的道德格局才能够得以稳定和延续。“家国天下”成为了一种文化、一种精神，在中国人的心中已具有特殊的价值内涵，于今而言仍需要继承和发扬。“家国天下”是政治格局的国家认同，是道德情怀的自我追求，是对国家和人民所表现出来的深情大爱，因而对于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完善仍大有裨益，更是如何正确认识和传承优秀传统家风的宝贵资源。“家国天下”的道德格局为优秀传统家风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本格局，为优秀传统家风的传承和发扬从依据上、内容上、功用上框定了运动轨迹和方向，其不再谈“家”和“国”分别是什么，而是谈“家”和“国”二者之间的结构和关系，让个人、家族、社会和国家更加紧密地融为一体，它们之间可谓千丝万缕，难以分割。

三、“信行合一”的现实功用

如果说“伦理本位”的家国模式为家国情怀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条件，“家国天下”的道德格局为家国情怀的发展提供了场域、创建了空间，那么，“信行合一”的现实功用就为家国情怀的实现提供了最切实的可能。家国情怀由理论走向实践，从思想走向现实，需要达到主观与客观、信与行的统一。“信行合一”异于和高于简单的“知行合一”，亦如追求理想，在脚踏实地的同时还要敢于仰望星空。家国情怀不能简单地停留于“知”，仅在“知”的情况下，“行”是机械、静止的“行”；只有在“信”即发自内心的认同和期待下，“行”才是真正有效、有所作为的“行”。家国情怀的实现和践行源于这种坚定，优秀传统家风的产生和延续依靠这种信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需要这种笃定。

首先，家国情怀是从“知行合一”到“信行合一”的发展与升华。中华传统文化始终倡导“知行合一”，“知”强调道德的自觉性，“行”强调道德的实践性，故而“知行合一”是对于道德修炼最基本的要求。不论是明清时期的经世致用，还是当代社会所强调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都是对于传统文化中“知行合一”的深化与解读。那么，什么是“信行合一”呢？本文所阐释的“信行合一”所强调的是“信”与“行”的统一，其中的“信”强调的是社会成员对于家族意识、国家意识的认同，而不是只停留于“知”的层面；而“行”强调的则是社会成员在特定文化熏陶下所进行的符合发展规律的实践。那么，家国情怀如何从“知行合一”上升为“信行合一”？家国情怀作为中国特有的文化根基始终贯穿于家庭生活、社会交往、政治活动之中，其早已引起了人们的共鸣，人们对于家国情怀的认识早已超越了学习与了解的状态，而是将其内化于心，作为自己的行为标准、价值尺度，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成为人们的信仰。

其次，家国情怀是内在超越性与外在事功性的统一。“内圣外王”是中国传统社会理想人格的化身，是家国情怀在道德层面的具体体现，“它以综合形态展示了人的价值取向、内在德性、精神品格”[5]。家国情怀的内在超越性，主要表现在“信”这一层面，即对于“内圣外王”理想人格的“信”，这种“信”是一种向内的、超世间的追求。孟子亦言“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所谓“至”乃是人的最高境界，“内圣外王”的人尊礼、奉仁，内外兼修，知晓天地宇宙之规律，无所不能、无所畏惧，神化色彩浓厚。“内圣外王”是存高志、匡国家、安社稷、民胞物与等一系列优秀的道德品质的集合，因而具有超世间的内在超越性。诚如王充所言：“儒者论圣人，以为前知千岁，后知万世，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名，不学则知，不问自晓。故称圣则神矣。”[6]117这样的圣神并非真实存在，而是人们根据社会之需要所虚构的产物，但因为由“知”到“信”，使得这种超越现实的理想人格依旧成为传统中国人心中的终极追求。“家国天下”的外在事功主要表现在微观层面，即对于现实社会中的人伦日用的关怀的“行”。面对“内圣外王”的超越性，却始终保持着“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态度，故而传统中家族通过家训文化，督促家族成员坚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修炼，要志存高远、敏而好学。究其根本，则是源于“家国天下”的外在事功。这也催生了危难时期一批又一批勇于献身的爱国志士，和平时期一批又一批忠于职守的无名英雄，他们这种对于责任和义务的坚守，以及勇于担当的精神则是对于“家国天下”最为深刻的“行”。

最后，家国情怀是宗教功用与人文精神的统一。或是传统基督教的“因行称义”，或是新教马丁·路德宗的“因信称义”，其本质都是将“信”与“行”进行割裂来探讨“义”的本质，这就区别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教精神。诸如前文所论述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教具有鲜明的伦理特征，“家”作为最基本的单元如西方教会一般，具有极强的宗教功能，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中国人似从伦理生活中，深深尝得人生趣味……便由此得了努力的目标，已送其毕生精力，而精神上若有所寄托。如我素昔所说，宗教都以人生之慰安勖勉为事；那么，这便恰好形成一宗教的替代品了。”[7]77，78或如佛教文化中的“慈悲为怀”，或如基督教文化中的“爱人如己”，宗教的一大突出表征即是对于普世的关怀。毋庸讳言，以“家国天下”的道德格局为表征的家国情怀，同样秉持一种以爱为本的价值追求，不论是君臣之间的忠恕之道、百姓之间的兼爱有信，还是家族成员间的夫妻之情、兄弟之义，其归根结底都是对于“爱”的信仰，这也体现了其本身所具备的宗教功用。但家国情怀的不同之处则在于，它不仅仅局限于关注个体本身，同时也涵盖了超越个体、种族、国家、宗教的人文精神。家国情怀不仅仅强调个体成员对于家、国、天下的爱，同时也强调了个体与家、国、天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它将具有“国家”的权力体与“天下”的价值体相结合，从而完成了由“知”到“信”的超越。

综上所论，家国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基因，其源于中国传统社会特定的伦理关系，表征为“家国天下”的道德格局，并倡导“信行合一”的现实功用。诚然，从传统到现代，“家”与“国”的具体内涵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迁，但从“家国同构”到“家国和合”，从“天下大同”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家国情怀作为文明时空的文化绵延，却始终承载着重要的文化使命——它实现了个人、社会、国家三位一体的统一，彰显了华夏儿女的精神传承与文化自信；它催生了国家危难之时志士仁人的豪情担当，也指引着和平时期泛泛之众的恪尽职守。家国情怀，于个人而言，它是内心修炼的至高境界，是外在事功的博爱追求；于社会而言，它是爱众亲仁的交往之道，也是克己自省的处世哲学；于国家而言，它是社会成员对于民族与国家的基本认同。故而在新时代，我们仍需培育公民的家国情怀，这不仅仅是培育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的必然选择，也是建设幸福和睦家庭的精神支柱，更是构建和谐、美好社会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