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仁富

（北方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一、南朝刘宋的地域风貌

关于南朝刘宋的地域格局及文学现象，《史通·书志篇》：“近者宋氏，年唯五纪，地止江淮，书满百篇，号为繁复。”[1]刘宋时期，“江、淮”一带是当时南朝刘宋文人活动的主要领域，刘宋定都建康即今天的南京，“书满百篇，号为繁复。”南朝刘宋虽然存在的时间只有将近六十年的光景，但其文学发展甚是繁荣。当时这一带文化繁荣的原因之一是免遭祸患战乱：“余祖车骑建大功淮、肥，江左得免横流之祸……当是贤达之心，故选神丽之所，以申高栖之意。”[2]谢灵运祖父谢玄率北府兵战苻坚于肥水，方使建康一带免遭战乱之苦，历史古迹、民风民俗未遭到破坏，很好地保护了这一带的文化遗产及优美怡人的山川景色，为当时贤达之士提供了山水神丽的宴游之所，江淮一带不仅山美水美且为富饶之地，闲游再也适合不过，因此为诗歌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素材。自晋室南渡，东晋始士人开始迷恋江南山水，王羲之《兰亭集序》：“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3]自古文人皆喜爱饮酒唱和，游戏山水，“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清晰地道明了会稽山一带群山秀丽，绿树成荫，绿竹繁茂，流水潺潺，景色宜人，使人流连忘返，如此美景怎能不令当时诗人才子情意盎然，山水之美成就了其诗情画意，这是“会稽”吸引士人游览的重要缘由。关于“会稽”的历史渊源，《元和郡县志》载：“山阴越之前，故灵文国也，秦立以为会稽山阴，汉初为都尉，隋平陈改为会稽县。”[4]“会稽山阴”在今天浙江绍兴的越城区。吴、越之时，此地已建有国，这道明“会稽”历史渊源流长，文化氛围浓厚，此为吸引当时文人墨客的另一缘由。《水经注》载：“会稽山阴县有苦竹里，里有旧城，言勾践封范蠡之子之邑也。浙江又东与兰溪合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号曰兰亭，亦曰兰上里太守王羲之，谢安兄弟数往造焉。”[5]说明此地自吴、越以来，历史文化浓厚，加之有水、有山、有湖、有亭，自然就是文人墨客心所向往之地。江南一隅：“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其俗亦同。然数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果所聚……豫章之俗，颇同吴中”[6]即当时这一带不仅富饶，且山美水秀，为刘宋诗人闲游提供了便利，陶冶了诗人的情操，加之县与县之间风土人情颇为相似，颇为相近的风俗也对其诗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再如“新安、永嘉、建安、遂安、鄱阳、九江、临川、庐陵、南康、宜春，其俗又颇同豫章。”[7]因豫章之俗，颇同吴中，就地缘关系而言，这一带生活习俗颇为相似，这颇为相似的风俗为士人学子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方便，消除了地域间的隔阂。另外，南朝士族庄园经济发达“数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果所聚”江左一带为富饶之地，物产丰富，为诗人提供了富裕的生活条件，“会稽”“永嘉”“临川”这一带景色优美，迎合了诗人游玩的胃口，这对南朝刘宋诗风的转变产生了积极作用。谢灵运生于会稽，游于永嘉，封为临川太守，皆与这一带的山水有着深厚的渊源。谢灵运自小便受到江南山水的感染，此地的山水，地域风情自然也影响了其心灵。“元嘉三大家”谢灵运，鲍照，颜延之都曾活跃于这一带。据《宋书·鲍照传》及《南史·鲍照传》[8]得知，鲍照先在刘宋孝武帝时被封为海虞令，后来迁太学博士兼中书舍人，再为秣陵令，之后转永嘉令，最后才到荆州做临海王刘子项的参军。鲍照活动于海虞、秣陵，永嘉这一带，其诗的创作风格自然也受到这一带的山水的影响。“海虞”隶属于今天的常熟县，“秣陵”是南京的旧称。《宋书·颜延之传》：“延之与陈郡谢灵运俱以词彩齐名……江左称颜、谢焉。所著并传于世。”[9]“江左称颜、谢”道出他们的诗风，文风当时在江东一带极负盛名，地域色彩浓厚。

地域文学色彩是 “作者通过在文学作品中塑造典型元素，反映地域风貌及自身的价值观。作家要用文学作品说话，典型元素可以更深刻的反映作者的思想，体现地域风貌。”[10]“典型元素”即为地域特色，诗风除与作者自身有关之外，也与其地域特色有关，地域风貌影响着诗人的价值观，价值观的改变必然催生出新的诗风。

二、地域诗风在刘宋诗坛的呈现

就南朝刘宋的地域而言，江南的山水涤荡了南渡诗人的心灵，对其诗歌风格及体裁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使玄学之风慢慢褪去，山水景色跃于诗坛，一改往日之风气。此时诗歌风格清新自然，钟嵘《诗品》划分谢灵运诗为上品：“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11]其诗不仅辞章华美，且语言清新，一改昔日糜烂之风，因其诗风别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诗风，使得谢灵运名动刘宋诗坛。“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12]可知其影响之大；颜延之诗列为中品：“尚巧似，体裁绮密，情喻渊深，动无虚散，一字一句，皆致意焉。”[13]其诗风巧妙逼真，崇尚于对外物的描写；另鲍参军诗：“善制形状写物之词……然贵尚巧似。”[14]颜、鲍二者诗皆含“尚巧似”即为崇尚巧妙地描写外物，使其诗歌风格巧妙逼真；下品诗风中的谢庄：“希逸诗，气候清雅……然兴属闲长，良无鄙促也。”[15]虽为下品，但其诗风也清新优雅，兴致畅远。按《诗品》之言，观南朝刘宋诗风，其诗善于写自然山水，诗风倾于清新明丽，这不仅与诗人的性格及心境有关，更是与地域风情有关。

（一）丽典新声

《古诗源》言：“谢诗追琢而返于自然，不可及处，在新在俊。”[16]谢灵运之诗“返于自然”，自此开始南朝刘宋诗风已慢慢偏离玄言之风，转向山水，《过始宁墅》：“剖竹守沧海，枉帆过旧山。山行穷登顿，水涉尽洄沿。岩峭岭稠叠，洲萦渚连绵。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17]诗中给我们呈现的是诗人驾着竹筏于水中闲游的画面，并无玄言说理之处，给人清新之感。另“乱流趋孤屿，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18]“江中孤屿”在永嘉江心，此诗的绝妙之处在于截流而渡，忽得孤屿而登之，云日水光相交融，使人眼前一亮，虽然诗的末尾言道“始信安期术，得尽养生年。”含有玄言之风，但诗中描山摹水之处衬托了诗的美。鲍照的清新之处在于真，《登庐山》（其一节选）：“千岩盛阻积，万壑势回萦。巃嵸高昔貌，纷乱袭前名。洞涧窥地脉，耸树隐天经。松磴上迷密，云窦下纵横……乘此乐山性，重以远游情。”[19]这里的“庐山”据《新唐书·地理志》载：“江州浔阳郡，浔阳郡下有庐山，有彭蠡湖。”[20]江州庐山，彭蠡湖都是极负盛名的景区，给诗人带来了极高的游玩兴致，诗中并不隐其本性,“乘此乐山性，重以远游情”显现了诗人游山的乐趣。另《从庾中郎游园山石室》：“冈涧纷萦抱，林障沓重密。昏昏磴路深，活活梁水疾。幽隅秉昼烛，地牖窥朝日。怪石似龙章，瑕璧丽锦质……”[21]夜幕黄昏，山沓水复，怪石嶙峋，游乐之景活灵活现地呈现于读者眼前，寄情于山水之间，诗风迥然各异。颜延之《车驾幸京口侍游蒜山作》：“入河起阳峡，践华因削成。岩险去汉宇，襟卫徙吴京。流池自化造，山关固神营。”[22]诗人一路上目赏河流，流池，山关与山岩险峻，诗情忽然跃于纸上，忽然间一幅山势高耸，水流急湍，三五游人驾车缓缓而来的画面突然出现在读者眼前。“京口”为今天的江苏镇江，《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六·〈江南道·润州〉》：“本春秋吴之朱方邑，始皇改为丹徒。汉初为荆国，刘贾所封。后汉献帝建安十四年，孙权自吴理丹徒，号曰‘京城’，今州是也。十六年迁都建业，以此为京口镇。”[23]“京口”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景色怡人，自然触动诗人的情怀，历代诗人歌咏不已，王安石“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清晰地道出了这一带的山高岩险。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24]“寄奴”南朝刘宋武帝刘裕，小名寄奴，“斜阳草树，寻常巷陌”这是实景之美。“怀古”二字充分体现了京口一带文化韵味悠长，地域上浓厚的文化魅力及入迷的景色给刘宋诗风的转变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二）写景怡情

面对山水景物，诗人感于“山深幽境，真趣颇多，当残春初夏之时，步入林峦，松竹交映，遐观远眺，曲径通幽，野花隐隐生香而气味恬淡。”[25]这勾起了诗人瞻万物而思纷的情怀，物语情语相互交融“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26]因感物而诗意盎然，这是不需要刻意强调的，即为有感而发。南朝刘宋诗风的转变自然是与建康一带的山水有关，此时的诗人都喜欢用清新自然的景物入诗，也使诗风自然，何为自然之诗风？“俯仰即是，不取诸邻，俱道是往，着手成春。如逢花开，如瞻岁新，真不与夺，强得易贫。悠人空山，薄言情语，悠悠天韵。”[27]目之所及，不作选择，信手拈来，自然景物皆可抒情。谢灵运《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诗》：“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28]清晖映照下的山水迷住了诗人，使其怡情于山水而忘归。鲍照《代东门行》：“野风吹草木，行子心肠断。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丝竹徒满坐，忧人不解颜。长歌欲自慰，弥起长恨端。”[29]在外的游子穿衣单薄，目视野风吹草而激起了诗人内心的感伤，这即为景语皆为情语是也。元嘉二十六年颜延之《车驾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诗》：“山只跸峤路，水若警沧流……藐眄觏青崖，衍漾观绿畴。”[30]“青崖、绿畴”等使诗人情随着景移，心随山水动。“元嘉三大家”诗风皆与自然之景关联紧密，他们闲游于江南一带的青山绿水中，吸收其景入诗，借山水物象而注入诗人的情感，不仅使诗的声色大开，使人读之，更有一股清新之感。

（三）清新优雅

与东晋诗坛的玄言诗相比，南朝刘宋时期的诗风给人一股清新优雅，凉爽怡人的感觉。这种感觉恰似：“涓涓群松，下有漪流……可人如玉，步履寻幽，载瞻载止，空碧悠悠。神出古异，淡不可收。”[31]此时的诗风恰似淡妆的美人，简简单单，却韵味十足。谢灵运《从游京口北固应诏诗》：“远岩映兰薄，白日丽江皋。原隰荑绿柳，墟囿散红桃。”[32]此景清新且怡人；颜延之《独秀山诗》：“未若独秀者，嵯峨郭邑开。”[33]不仅清新而气势宏伟；鲍照《还都至三山望石头城诗》：“泉源安首流，川末澄远波。晨光被水族，晓气歇林阿。两江皎平逈，三山郁骈罗。南帆望越峤，北榜指齐河。”[34]诗中之景，放眼望去，山秀水丽，交相辉映，清新明丽，优雅之中饱含清新气息。

诗人怎样以景入诗，才能使诗风典雅、清新、自然，这得益于“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35]观山川风貌亦如此，此处的“入”与“出”用龚自珍言：“何者善入？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土所宜，姓所贵，皆知之 ”。[36]“出”亦如此。“入乎其内”讲究重视外物，能与山川草木共忧乐；“出乎其外”讲求高瞻远瞩，预览全景，令人闲情逸致高雅。南朝刘宋诗风的声色大开之处在于玄言褪去，山水登台，使得南朝刘宋时期的诗风面貌焕然一新，与往昔的文学风貌迥然不同，精美而韵味十足。

三、南朝刘宋诗风转变的缘由

南朝刘宋时期诗风的转变，据《宋书·谢灵运传（卷六十七）》载：“自建武暨乎义熙，历载将百，虽缀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犹丽之辞，无闻焉尔。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节后昆。”[37]从晋元帝建武时到晋安帝义熙年间，虽说文学创作颇盛，但是大多皆是用庄子的哲思来解说老子的道义，死气沉沉，因此殷仲文开始改革孙绰，许询倡导的玄言诗风，直到刘宋时的谢灵运，颜延之诗的出现，方一改玄言诗的糜烂之风。这使得南朝诗风之面貌焕然一新，为诗歌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刘宋诗风转变的缘由，就其地域性质而言：

（一）笑傲山林泉水寄情志

晋室南渡之初，文人内心凄怆感伤，于是寄愁情于宴会，《世说新语·言语篇》:“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宴饮。”[38]“美日”即为风和日丽的日子相约游玩，赏花宴饮。谢安《兰亭诗（其一）》：“伊昔先子，有怀春游。契兹言执，寄傲林丘。森森连岭，茫茫原畴。迥霄垂雾，凝泉散流。”[39]诗人三五成群相约春游，这是回忆往昔与诗友春游时的情景，但隐隐约约显现出一股清新之感，“林丘、连岭、茫原、凝泉”等一系列意象融入诗中，这为刘宋诗风的转变奠定了基础，这种宴游之风的形成无疑对后来南朝刘宋时期诗人的创作风格带来深远的影响。沈德潜《说诗碎语》里提到：“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一转关也。”[40]“诗运一转关”乃诗歌风格的转变，谢灵运《入彭蠡湖口》：“客游倦水宿，风潮难具论。洲岛骤回合，圻岸屡崩奔。乘月听哀狖，浥露馥芳荪。春晚绿野秀，岩高白雲屯。”[41]同样是游，从谢安到谢灵运，诗作中都含有景物，但谢安宴游的目的在于“契兹言执”含有玄言说理，谢灵运则意在自然，发展到南朝刘宋，游山玩水不是为了谈论老庄哲学，而是寄真情于山水，写真情真景方能伤人情怀，令人着迷。此时山水在诗人笔下进一步地升华，这是纯粹的山水诗情，显现出了刘宋诗作“声色大开”的风格。

（二） 山灵水秀促使诗歌语言追求音乐美

大自然本身就能造就精美的音乐，“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42]万物皆能奏出优美的乐章，风吹林动，水击石响，这一切只要用心聆听，就是悦耳的音乐。诗歌的清新自然之风格与山水泉石难以割舍，“林籁、泉石”等发出的美音影响了诗人的心境，引发了其诗情。另外诗歌语言的音乐美还受乐府诗的影响，“一诗之所以能感人者，咏欢淫泆（昳）之效多也。故是集一以乐府为主而辅以五七言古诗更择其顿挫深长。”[43]此处的“顿挫深长”即为音乐中音符的跳动，水滴石响，风拂柳动就恰似这顿挫深长的音符，便催生了诗歌语言的音乐美。自魏开始，诗歌就很注重韵律，《诗品》：“故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44]“三祖”为，曹操，曹丕，曹睿，“韵入歌唱”指的是诗歌的唱和开始注重音韵。《古诗源·卷十》载：“宋人诗日流于弱，古之终而律之始也。无鲍、谢二公，恐风雅无色。”[45]诗发展到刘宋时“古之终而律之始”说明了韵律开始入诗。谢灵运《登池上楼》；鲍照《咏史》、《代出自蓟北门行》等，全诗皆押韵；颜延之诗《嵇中散》、《刘参军》等皆押韵，押韵使诗歌更具音乐美，也使诗风别具一格。这是由于江南的山姿水态造就了大自然精美的乐章，山水成就了其诗歌的音乐美。刘宋时期诗歌创作讲求韵律，开始入韵，这自然使诗歌风格声色大开，因此刘宋诗风与往日不同，诗歌风格面貌焕然一新。

（三）山灵水秀迷醉刘宋诗人

南朝刘宋时期诗人喜爱寻涉山水，帝王也不例外，《宋书·武帝纪》载：“性尤简易，常著连齿木屐，好出神虎门逍遥，左右从者不过十余人。”[46]“神虎门”从皇宫的西门出宫游玩而去，“逍遥”即为游玩，游玩的目的在于游戏美丽的山水。谢灵运 “昔余游京华，未尝废丘壑。”“丘壑”即为山水，远在京城也不忘青山绿水，另“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道明其热爱山水的本性。另一缘由在于诗人不满于现实而寄情山水，鲍照就是典型的代表，“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47]踌躇感叹人生仕途的不满，产生这种心情是因为“憔悴容仪君不知，辛苦风霜亦何为。”[48]“君不知”即报国无门，只能将满腔愁情对山水言说。诗人观山川草木，心境也会受其影响，“中古之雅音欤夫，诗之为道，天地事物之状，风云月露，怪奇可喜之，观山川之伟丽，草木泉石之怪特存乎人者。哀乐虑欢，无聊不平，怨诽之思，闲适之趣，所感非一。”[49]关于“中古之雅音”即为当时的诗歌之音，面对“天地事物，风云月露，山川伟丽”自然“所感非一”，因而“山川、草木、泉石”便成了诗人借以表达情感的对象。建康一带的山水即为如此，令诗人着迷。

（四）地域风貌改变了文学演进路径

刘勰言：“宋初文咏，体因有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50]此时庄老并未完全告退，只是在文坛上盛谈玄学之风已经不占主导地位，这一时期描写山水的诗开始增多。虽然南朝刘宋诗中依然含有玄言尾巴，直到谢朓的诗作的出现，山水诗才变得真正地成熟。但有一点值得肯定，就是这一时期描写山水的诗确实多了起来。这得益于江南的山水促使诗人“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51]江南的潺潺流水促进了南朝刘宋时期诗风的转变,新的诗风应运而生。这一时期极具代表性的诗人即为谢灵运，“元嘉初，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当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凌轹潘左。”[52]不仅作品丰富，词藻华丽，与往昔诗人相比，超越了刘琨和郭璞，压倒潘岳，左思，一改往日诗风。此时虽然诗风别致，但也有不足之处，语言追求词彩华茂，过于雕琢，使人难以琢磨透，如“颜延论文，精而难晓。”[53]过于追求华丽，读之给人以苦涩之感，难以明白其中之深意。虽有不足，但已经超越了前人诗风，与两晋诗风相比，却更胜一筹。值得注意的是，这与当时南朝刘宋一带的地域风貌有关，因为山水之美改变了南渡之后众多诗人的审美观念。

四、结语

南朝刘宋诗风的转变，地域风貌对其有着深刻的影响，意义深远，因为刘宋时期社会动荡,大多数诗人的境遇极为难堪,不满于现实,只能寄满腔愁苦于青山绿水。江南的山水成就了刘宋诗坛清新质朴、芙蓉出水的诗风，开启了后世诗人怡情于山水的风气。南朝刘宋虽然偏安于一隅,但江南的山水不仅养人、养颜、也养目,这一地域风貌推动了这一时期诗风的转变,同时也给唐诗的繁盛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成就了唐诗的无穷之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