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 沐，冉诗泽

(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20)

明代四川播州宣慰司领有草塘、黄平二安抚司，真州、播州、白泥、余庆、重安、容山六长官司，统七姓为田、张、袁、卢、谭、罗、吴，世为目把。另有瓮水长官司(亦称瓮水安抚司)，无印。王干章《兵巡道题名记》称在川东“夷司之大者宣慰，曰播州。宣抚，曰酉阳。次则黄坪(平)、草塘二安抚司。又自平茶、邑梅而下九长官司咸隶焉。”[注](明)杜应芳：《补续全蜀艺文志》卷25《记》，明万历刻本。知草塘土司在川东地区具有重要地位。清人傅龙光在《瓮安县赋》中言：“草塘安抚肇自宋初，或以长安之豪共披荆棘，或以宁远之裔分隶边隅，世为播州之佐，上通王会之图。”[1]1183指出了草塘土司设置的两个作用。

草塘土司自明初归附，至洪武十七年(1384)因军功升迁安抚司。至万历年间，播州内部动荡，引发平播之役。战争结束后，万历二十九年(1601)对播州地区改土设流。以草塘、瓮水二土司地兼重安司合置瓮安县，划隶贵州平越军民府，草塘土司辖地成为瓮安县中心，瓮安县成为了平越府腹地，地理位置越趋重要，为后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此次改流以草塘土司等地隶属贵州，刚好将贵州东西两区域连接起来，政区划分趋于合理，结束了播州与贵州犬牙相制的局面以及川黔两省长期争执给地方治理上带来的诸多弊病。可见草塘宋氏土司家族的兴衰史，不仅反映了明代土司制度在西南地区实施的具体情况，对于管窥瓮安县的建置与发展以及贵州省建省过程中的重大历史阶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草塘土司的族属

关于“草塘宋氏”族属的说法，据史料所载，大致可分为两种：第一种为“商贾”说，《蜀中广记》载：“宋咸淳间，有云南贵者商贾入滇，因边警投杨宣慰邦宪为头目。元世祖时，云贵孙邦佐(草塘安抚使宋邦佐)有战功授都匀军民府知府，始有草塘地。”[注](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37《边防记第七》，《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电子版。第二种以宋景阳之次子宋存弟为草塘宋氏始祖，又可细分为两说。一为土著人说，认为“宋景阳，土人。宁远节度使、都总管，控制边方苗夷归服。卒，赠太尉，谥忠成。”[注](明)凌迪知：《万姓统谱》卷92《二宋》，《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一为河北真定人(今河北正定)说，以此说最盛。《遵义府志》引宋氏谱载，宋邦佐为“唐节度使，都云总管景阳之后，元新添葛蛮安抚司，都匀土知府兼平越都指挥使(宋)朝美子。”[2]985万历《黔记》载：“宋景阳真定人,开宝八年，广右诸蛮作乱，诏景阳率师征之，悉定广右，复进兵都云(今都匀)等处，西南以平，诏建总管于大万谷乐等处，授景阳宁远军节度使，都总管以镇之。”[注](万历)郭子章：《黔记》卷56《宣慰列传》，《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3》，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376页。《开阳县志稿》中还记载宋景阳与妻徐氏生有七子一女。宋高宗时，(宋)景阳诸子之十一世孙锡华等，皆有军功，于是就其所守，自绍兴之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皆授官。存弟裔锡定为草塘宣抚，后锡华之曾孙宋永高次子都裕，授草塘副安抚使。[注]参阅(民国)解幼莹修，钟景贤撰：《开阳县志稿》第三章第14节《土司》，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362页。七子：存孝、存弟、存忠、存信、存礼、存义、存廉。一女：存耻，其女婿萧清梁，后改名萧任成，把平司。据此说法，宋氏在宋代已定居草塘。《读史方舆纪要》载：“元置旧州草塘等处长官司隶播州军民安抚司，土酋宋氏世有其地。”[3]进一步说明元置旧州草堂等处长官司时，宋氏就已在草塘扎下了根，知宋氏进入草塘的时间较早。

以上说法中，宋氏认同最后一种。1995年7月出土的于正统十二年(1447)撰刻的贵州宣慰使同知宋斌墓志铭载：“其先真定人,自十七世祖讳景阳，仕宋节度使，□宝初，偏师讨瓯、黔□□□□,谥忠诚。”[注]参阅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联络处编：《家谱研究管窥》，1998年印刷，第208页。宋斌是第三任贵州宣慰使同知，父宋诚，祖父宋钦。宋钦是草塘宋氏族人，洪武四年，将水西安氏与水东宋氏之地置贵州宣慰司，安氏为宣慰使，宋钦为宣慰使同知，赐名蒙古歹，授怀远将军，治所在今贵阳内。今草塘有“宋钦故居”遗址，并在草塘下司小区宋家湾发现宋氏墓群，为宋钦族人墓，墓主人有宋坚、宋成章、宋壐[4]，这进一步证明贵州宣慰使同知宋氏与草塘宋氏确实存在血缘关系。按照文献记载、考古及文物数据与家族的自我认同结合来看，草塘宋氏是宋景阳之后裔，河北真定人，汉族。《瓮安县志》中称今瓮安在洪武十四年前除瓮水犹氏与草塘宋氏两大汉姓外，遍是蛮夷。[5]582

尽管如此，在明清文献中并不称宋氏为汉人，如“顾播(州)，夷地也，其人，夷人也”[6]191，而是称为“宋家苗”或“宋家”。《咸宾录》载：“宋家苗为中国之裔，相传春秋时楚子蚕食宋，俘其民放于南徼，遂流为夷俗。宋家稍通汉语，或识文字，勤于耕织，男子而长衫，妇人笄而短，婚姻丧葬事亦不甚陋。”[注](明)罗日褧撰：《咸宾录》卷8《南夷志》，明万历十九年刻本。郭子章于《黔记》中明确指出“宋家”即是“宋宣慰之祖也”[注](万历)郭子章撰：《黔记》卷59《诸夷》，第409页。，《皇清职贡图》载，宋家苗“颇通汉语，勤耕织，知礼法，有读书入泮者”[注](清)《皇清职贡图》卷8，《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说明宋氏进入贵州后，在与土著人交往交流交融中，生活习俗上与土著人趋于一致，但仍保持着对中原文化的研习和传承，形成了独特的“宋家苗”群体，因此有称“宋家，衣同华，最先进”[7]。

二、明朝土司治理下的草塘安抚司

(一)草塘土司的归附与隶属

1.草塘土司归附

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以杨汉英为绍庆、珍州、南平等处沿边宣慰使，以黄平府及旧州草塘等处长官司属焉，隶四川。至元二十九年改隶湖广。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洪武四年(1371)平蜀后，并遣使招降播州。洪武五年播州宣慰使杨铿率众归附，置播州宣慰使司，隶四川。“其黄平府、旧州草塘等处长官司并隶播州如故”[8]864。洪武十四年(1381)，以草塘、荆竹二里为草塘司。[注](光绪)瞿鸿锡修、贺绪蕃纂:《平越直隶州志》卷2《地理》，《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26》，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37页。洪武十七年，长官宋邦佐迎接款待傅友德，并从征黄平、偏桥、兴隆、重安、干坪等处有功[2]985，朝廷升故元旧州草塘等处长官司为草塘安抚司，仍属播州宣慰司。[注](明)王圻撰：《续文献通考》卷228《舆地考》，明万历三十年松江府刻本。并授宋邦佐长子宋思义为草塘安抚使，其管辖范围“东至黄平司椒溪暖水界。西至高平、瓮水二司界。南至平越卫界，北至播州杨梅浪千界”[注](明)曹学佺撰：《蜀中广记》卷37《边防记第七》，《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明代“凡土司之官九级，自从三品至从七品，皆无岁禄”[9]，安抚使从五品，而元代安抚使秩正三品。说明明代草塘土司管辖范围虽比元代有所扩大，但官阶品级却下降了。永乐七年(1409)，播州宣慰使杨升招谕草塘、黄平二安抚司，重安长官司所辖当科、笃蕹等十二寨蛮人来归。[注](清)嵇璜撰：《钦定续文献通考》卷241《四夷考》“播州”，《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史部》。这次诏谕草塘土司所辖土民归附，进一步加强了草塘地区自上而下对中央政权的认同。

2.草塘土司的隶属问题

明代四川布政司领宣慰司一，宣抚司二，安抚司三，长官司十二，具体为播州宣慰司，永宁、龙州为二宣抚，草塘、黄平、黎州为三安抚，及余庆、白泥等十二长官司。草塘土司作为三大安抚司之一，改流前一直隶属播州宣慰司。洪武十五年置贵州都指挥使司，并调陕西都指挥使程暹为贵州都指挥使，二月“以四川播州宣慰司隶贵州都指挥使司”[注]《太祖洪武实录》卷142洪武十五年二月乙亥。。洪武十五年闰二月“改平越千户所为平越卫指挥使司”[注]《太祖洪武实录》卷143洪武十五年润二月戊子。，洪武十六年，降右军都督佥事孙恪为平越卫指挥使[注]《太祖洪武实录》卷155洪武十六年六月壬戌。，隶属贵州都司，负责征收草塘等土司粮税，并与黄平千户所、兴隆、偏桥卫对草塘等土司进行节制。

由于这一时期贵州尚未建省，贵州都司与所辖卫所属四川。永乐十一年(1413)废思南、思州二宣慰司置贵州布政司，贵州正式成为省级行政单位，随即改贵州都司属贵州。贵州建省后，辖区在十三省中最为狭小，与四川播州形成了犬牙相制的形势，播州犹如尖刀插入贵州腹地，将贵州分为东西两部分，使贵州在军事、行政等管理方面受到极大掣肘。尤其草塘等土司所居之地，虽属四川，却深居贵州腹地，是连接贵州东西两部的主要区域，若划归贵州管辖甚为便利。所谓草塘等土司“所居虽在贵州肘腋，实系四川幅员”[注](明)吴亮辑：《万历疏钞》卷44《哱播类》，明万历三十七年刻本。。因此在播州隶属问题上，川贵抚按官员长期争执，草塘土司也为此多次改属。

正统十四年(1449)，云南右参议陈鉴初巡按贵州时提出“以四川播州宣慰司并夷贵州”，兵部以“逮法司论变乱章”治陈罪。[注]《英宗正统实录》卷178正统十四年五月癸卯。直到至嘉靖初，诏改播州属贵州思石兵备道兼制，贵州对播州军事的节制更加明确。明初播州土司原属四川统辖征税，因其地多在贵州之境，嘉靖初以贵州思石兵备道兼制播州草塘、黄平等八司。[注]《世宗嘉靖实录》卷513嘉靖四十一年九月丙午。此时“八司虽杨氏所辖，而租税俱纳贵州，供各卫军粮差银”[10]664，草塘土司钱粮每年输平越卫。

嘉靖四十二年(1563)，“诏以贵州思石参将改属四川，移镇播州，兼制思石等处，仍与重庆、思石二兵备道联络防守，控制苗夷。从巡抚贵州都御史赵釴奏也”[注]《世宗嘉靖实录》卷527嘉靖四十二年十一月壬辰。。万历十年(1582)，贵州巡按马呈图欲割播州八司隶贵州，认为“蜀之播州八司襟带于前”，如归四川管辖“颇有鞭长不及腹之虑”。[注]《神宗万历实录》卷121万历十年二月壬寅。经过勘议后，兵部认为“改隶贵州亦属不便，况系国初建设，旧制岂可变更。”[注]《神宗万历实录》卷140万历十一年八月癸亥。

至万历中期，播州内部动乱，朝廷命川贵会勘。贵州抚臣叶梦熊主张将草塘、黄平、白泥、余庆、重安五司之地改土归流，悉属重庆。在李化龙反对下，朝廷认为改属“五司”事宜，应从长计议。[注]《神宗万历实录》卷235万历十九年四月戊戌。万历二十三年命邢玠总督川贵，处置播乱时，将草塘等五司改隶黄平通判管理[注]《神宗万历实录》卷289万历二十三年九月乙未。，并以重庆府通判李培根以原官改任黄平。万历二十九年，平播战争结束，对播州改土归流，设二府一州八县，五司之地划归贵州。草塘土司之地并入瓮安县，隶平越军民府。

如此隶属关系较为特殊。从上下级关系看，草塘土司受到层层统辖，它不仅隶属播州宣慰司，还受四川布政司统领，军事上受周边卫所节制。宣慰司之上有贵州都司和四川布政司；从军事和行政关系看，行政上，草塘土司隶属播州宣慰司、四川布政司管辖，军事上受临近卫所节制，或贵州思石兵备道兼制，形成了行政和军事分治格局，不仅属不同机构，还分属两省。何祺指出其中弊端，即“播州之地介在贵蜀，分隶两省。又取弹压，而事权未一，动多掣肘”[注](明)张萱撰：《西园闻见录》卷66，“兵部十五”，民国哈佛燕京学社印本。；从土流关系看，贵州都司与所辖平越等卫，或思石兵备道皆属流官系统，草塘土司和播州宣慰司属武职土官系统，这是一种“土流参设”，“以流治土”的监管体制，是明廷治理西南土司采取的主要模式，通过“土流参设”达到“以流治土”的目的。这种“以流治土”、以土官管“土民”的管理体制，为明朝政府巩固西南边疆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改土归流后，草塘并入瓮安县，隶平越府，才结束了这种复杂的隶属关系。

(二)草塘土司恪守制度规定

明代土司制度得到发展和完善，朝廷把边疆土司直接纳入到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通过法律或制度性规定，把土司管控起来。在明朝土司的职衔、承袭、贡赋、征调等制度规定下，草塘土司恪守规定、积极有为，做出了牺牲与贡献。

1.遵守承袭制度

明朝在土司承袭管理上十分严格，并做了制度性规定，详见《明会典》卷6《吏部五》“土官承袭”条。土司要“赴阙授职”、在规定的继承人范围内承袭，遵循相关承袭办法。草塘安抚司安抚使的承袭谨守制度规定，多以嫡长子继承，其间无争袭的情况。据《遵义府志》引宋氏族谱载：“邦佐传思义、显威、忠成、景春四世。景春子韬，并袭安抚使。次子坚袭安抚司副使。韬生淮。淮生廷文。廷文生鸑，袭安抚使。次鷟，次鸾袭副使。坚生洗。洗生廷濒。廷濒生鸷，累官副使。”[2]985其中宋思义、宋忠成、宋景春、宋韬、宋淮、宋鸑皆以长子身份承袭。另外草塘土司还设有副安抚使职，先袭者无考。景春殁后，以其次子宋坚袭副使。宋鸷死后，更以宋淮次子廷文袭副使。廷文生三子，长子鸑袭安抚使，次子宋鸾袭安抚使副使。宋鸑传长子宋世孝，万历二十九年罢安抚司为土县丞。世孝传长子宋德远，德远传子时升，至清代顺治十五年，清兵定黔，时升卒传子运鸿，仍袭旧职。云鸿传子昌前，昌前传承烈。一直传至清雍正十年，宋道仁袭职，因“与知县董梁构怨，赴部揭控不得，直坐滋事，迁徒停袭”[8]867。

土司承袭需先请示朝廷，获得允许方可袭职，称为“赴阙授职”。《明实录》有明廷授职和任命草塘安抚使的记载，“洪武十七年六月丁丑，以播州宋思义为草塘安抚使”[注]《太祖洪武实录》卷162洪武十七年六月丁丑。，“正统五年五月戊辰，命故四川草塘安抚司土司同知宋珪(宋思义子)子广秀袭职”[注]《英宗正统实录》卷67正统五年五月戊辰。，“正统十二年九月甲午，四川草塘安抚司安抚宋忠诚以疾乞至，使命其子景春代之”[注]《英宗正统实录》卷185正统十二年九月甲午。。知明廷通过对土司承袭的严格把控来加强自身影响力和控制力。在防止或减少承袭纠纷，限制其势力发展，巩固边疆稳定等方面，都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草塘安抚使中，宋韬、宋淮最积极有为，声名远播。知县曹昌期称“此杨氏少长争袭，安抚宋韬亦能持义侃侃，近自神庙，削平僭逆”[1]1234。指的是宋韬阻止宣慰使杨辉欲立庶废嫡一事，后因宋韬等人不肯保结，杨辉不得已立嫡子杨爱为宣慰使。宋淮袭职后，积极反映地方情况，参与治理播州。正德十年(1515)宋淮奏：“贵州凯口、烂土夷婚于凯离、草塘诸寨。阴相勾结，诱三苗为乱。乞赐宣慰使杨斌敕令每年巡视边境，会湖、贵巡官抚处。”[注]《武宗正德实录》卷126正德十年六月戊午。。正德十二年宋淮等奏：“以宣慰杨斌有父丧，欲援文臣例守制，但边防为重，乞仍令掌印理事。”[注](乾隆)鄂尔泰修，杜诠纂：《贵州通志》卷21《秩官》“播州杨氏本末”条，《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知宋韬、宋淮任职时，在管理地方上积极有为，努力维护草塘乃至整个播州地区的稳定，并受到后世赞扬。清人傅龙光称赞：“明代宋氏驰声曰韬曰淮，风义彬彬”[1]1188，朱勋亦称宋韬“父子皆侃侃持大节”[8]866。

2.履行贡赋义务

草塘土司的朝贡。《明会典》中规定贵州、四川腹里土官“遇三年朝觐，差人进贡一次”[注]《明会典》卷108《礼部》66《朝贡通例》条，第三册，第1618页。。据《明实录》载播州土司朝贡数据看，几乎每年朝贡一次，有时甚至两次。其中播州宣慰司朝贡次数最多，其他皆是宣慰司杨氏派遣下辖土司进行的，这也是中下级土司进行朝贡的主要形式，贡物以马匹为主。如“永乐二十二年九月丁酉，四川播州宣慰使杨升，遣草塘安抚使同知宋珪等……贡马，赐钞币、表里有差。”[注]《仁宗洪熙实录》卷2下永乐二十二年九月丁酉。“正统三年十一月己丑，四川播州宣慰使司土官宣慰使杨炯遣安抚使宋忠诚(成)……来朝，贡马。”[注]《英宗正统实录》卷48正统三年十一月己丑。此外“嘉靖五年正月壬寅，四川播州……各宣慰、安抚倶遣使入贡”[注]《世宗嘉靖实录》卷60嘉靖五年正月壬寅。，这次草塘土司应在其中。据草塘土司履行朝贡情况看，草塘土司完成朝贡义务需藉以播州宣慰司之名，受宣慰司派遣，不能独立进行，这也是朝廷对土司加强控制的表现。

草塘土司的纳赋。洪武七年，中书省奏：“播州宣慰使司土地既入版图，既同王民，当收其贡赋，请令自洪武四年为始，每岁纳粮二千五百石为军储”，而朱元璋认为播州“率先来归，所有田税随其所入，不必复为定额以征其赋”[注]《太祖洪武实录》卷88洪武七年三月甲戌。。可见明初朝廷对播州土司的纳赋要求比较宽松。明初播州土司的税赋以四川统辖征收，至嘉靖初将草塘、黄平等八司改属贵州思石兵备道兼制后，八司租税全部缴纳贵州，以供各卫所钱粮之需。播州及五司输丰济库平越诸卫，米七千三百三十余石。而草塘、白泥、瓮水岁输平越驿，凡二千余金。[注](明)瞿九思撰：《万历武功录》卷5《播酋杨应龙列传中》。至于播州各土司具体缴纳多少租税，在《万历会计录》卷10有载：

播州宣慰司，夏税米四百二十四石一斗三升四合(起运)，秋粮米四千三百九十叄石七斗二升二合六勺零起运，米一千九百八十四石七斗九升四合六勺零存留，米二千四百八石九斗二升八合。

播州长官司，夏税米九百七石四斗四升四合九勺，秋粮米四千五百石六斗八升四勺零(俱起运)。

黄平安抚司，夏税米五百九十一石八斗五升二合二勺零(起运)，秋粮米一百石(存留)。

草塘安抚司，夏税米一十一石一斗二升四合，秋粮米六百七十七石一斗九升(俱起运)。

余庆长官司，秋粮米二百三十石七斗二升八合三勺(起运)。

白泥长官司，夏税米六十五石八斗二升(起运)，秋粮米四百一十二石五斗六升二合八勺(存留)。

容山长官司，夏税米一十二石四斗五升(起运)，秋粮米一百一石八斗三升六合七勺(存留)。

真州长官司，夏税米五十七石六斗四升(起运)，秋粮米三百五十三石八斗七合九勺零(存留)。

重安长官司，夏税米四石五斗(起运)，秋粮米一百八十一石叄斗六合零(存留)。[注](明)张学颜撰：《万历会计录》卷10“四川布政司田赋”，明万历刻本。

明廷在播州征夏秋两税，据各土司所缴夏秋税额共计约17500石，其中留存约5000石，起运约12500石。从播州各土司缴税额对比看，税额的多少与土司的等级成正相关关系，其中以播州宣慰司缴纳最多，其次是播州长官司、草塘、黄平二安抚司，再次是其他各长官司。

朝贡与纳赋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朝贡象征土司臣服中央王朝，是维持君臣关系的主要途径；纳赋象征着土司地区归属中央王朝的版籍。明代草塘安抚司积极履行朝贡和纳赋义务,对维系与中央王朝良好的君臣关系起着重要作用。

3.土兵的建设与征调

明承元制，安抚司亦为土官武职。武职土官掌握数量不等的土兵，成为中央王朝控制边疆所依托的军事力量。洪武末年以宣慰、宣抚、安抚、长官等官皆领土兵，改隶兵部，土司所掌土兵数量以品级由低到高递增，几百到数万不等。明代草塘土司所领土兵情况无太多记载。据《遵义府志》载：“(草塘安抚司)以江、罗、蔡、陆四姓酋长为土千总职，充当游兵”[2]985，土千总主要由当地家资富裕者担任，属土兵中的头人。而草塘土司所掌管的土兵数量可以从一些事件中略知一二。如万历二十二年，王继光兵分四路进剿杨应龙时，草塘等五司各出兵一千相助[注](明)诸葛元声撰：《两朝平攘录》卷5《播上》，明万历刻本。。万历二十六年，播州宣慰杨应龙掠劫草塘时，宋鸷带土兵一千余人与杨应龙战于干溪堡(今平定营镇)，终因众寡悬殊，全军覆没，宋鸷牺牲。[12]可推断草塘土司所领土兵数量至少在一千以上。且草塘土司降为土县丞后仍领有土兵。《瓮安县志》收录傅佑商的《移邑明府书》中记载：

近闻张贼之党蹂躏蜀中，若当事玩寇久不扑灭，譬之火灼水溢，先其近者，势将及黔……鄙意若使瓮水司土兵百余人据江而守，尽撤渡船，虽飞鸟不能越也。草塘司土兵当守木影山、或茅坪哨，凡与思石道通者分布据险，大约三四百人足矣。而明府又于六里居民中团练乡勇，里可得百人，明谕以各保乡里之意，选择练长，教之技击，暇日考，较而奖励之，可不费斗粮也，有事则分其半，以助两土司之守，而以其半卫城，并使家入城，共为守护，宜所乐从也。[1]1252

可知，此时草塘司所掌土兵至少还有四百人，仍服从征调，协助防守地方。土兵是草塘土司治理地方，保障自身安全的必要武装力量，遇到地方叛乱时，需服从征调，是衡量土司是否忠诚的标准之一。

草塘土司有积极履行征调义务，服从朝廷调遣。洪武初年，宋邦佐跟随傅友德征黄平、偏桥、兴隆、重安、干坪等处有功，草塘土司因此获升迁。宋淮于嘉靖二十八年出征阵亡。宋廷章嘉靖四十三年出征阵亡。宋廷文，因罗鬼苗阿作乱，劫夺印信，率兵征伐时阵亡。播州之乱时，宋鸷与杨应龙战于干溪堡而牺牲，随后“宋鷟战死红头堡”，“(宋)鸑卫草塘地方，仅以身免”[8]868宋鸷、宋鷟被列县志忠节传中。在杨应龙杀戮，掠劫地方时，宋鸾于偏桥卫被戮，其子宋世臣幸得脱走，后参与到征讨杨应龙的过程中，任“把总”职，《平播全书》中有载[注](明)李化龙撰：《平播全书》卷4《克破龙爪等囤五报捷音疏》卷5《叙功疏》，共四处记载，第109、156、157页。，并立战功，“授都督同知，明威将军”[8]867。宋民倚，宋世孝侄子，以军功授镇国将军，“天启中乱，苗围黄平州，同某请援，民倚率所部赴剿，擒斩无算，而所过村落秋毫无犯，州人赖之”[13]939，在今草塘镇营盘坡顶有发现宋民倚与夫人金氏的合葬墓。明代草塘土司服从朝廷的军事调遣，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为保境安民，维护地方稳定做出了牺牲与贡献。

三、草塘土司的宗教与文化

(一)宗教信仰情况

明朝在播州地区设有僧纲、道纪二司，表明明代播州地区佛教与道教盛行。据史料记载，草塘土司地区的宗教信仰同样以佛、道为主，当然还有各种民间信仰、祭祀习俗。据《贵州通志》卷5《地理》“瓮安县条”载，“在仙桥山上建有真武殿。飞练坉有祖师殿。草塘司山麓有报恩寺。嘉靖间，平越指挥王之臣在玉华峰建梵刹数重，飞阁翔空，梵呗之声遥闻数里。殷家洞在旧草塘司南擦耳岩处，明时道人殷均阳开。”[注]参阅(乾隆)鄂尔泰修，杜诠纂：《贵州通志》卷5《地理》，《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据《大清一统志》载，“觉皇寺在瓮安县东门。外川云寺在瓮安县南五里，广济桥畔。迎水寺在瓮安县北五里白果村。后岩观在瓮安县北三十里，元建，怪石悬桥，林木幽异，称名胜。真武殿在瓮安县仙桥山上。”[注]参阅(嘉庆)穆彰阿撰:《大清一统志》卷524《平越直隶州表》，四部丛刊续编本。在《平越直隶州志》中载，“五云寺在县城南三十里，元时旧刹。回龙寺三，一在县城北二十里飞练，明嘉靖中安抚使宋廷章建。一在南水。一在岩面。高真观在城南三十里干溪大坝中山顶。后岩观在城北三十里，元时建，岩景幽异，为县中名胜。”[注]参阅(光绪)瞿鸿锡修、贺绪蕃纂：《平越直隶州志》卷10《建置·寺观》，第154页。上述记载说明草塘土司辖区内寺院和道观遍布，反映明时该地区道教和佛教已非常盛行，呈现出儒释道与民间信仰混杂合流、和谐共处的地域特征。其中后崖观较为出名，元时为宋氏别墅，明建道观，由真武殿、三清殿、三元阁组成。宋氏还修建了回龙寺、报恩寺等，知宋氏有同时信仰佛教和道教。

黎铎教授认为贵州道教的“传播路线有二，一从四川传入省境内印江、凤岗、遵义一带。一从湖南传入，经镇远、黄平、福泉、瓮安到贵阳，此线与由湘入黔官道相合，两线均止于贵阳。”[14]这两条传播路线均对草塘地区的道教发展产生影响，本身又成为向外进行传播的重点区域。在2018年4月，贵州文物考古所在今瓮安银盏镇太平小区发掘出草塘安抚司的一座合葬墓，出土了一块“买地券”石碑，碑文如下：

维大明万历九年二月十七辛亥卯时，安葬四川播州草塘安抚司宋买地亡人毛氏赵凤，本命生前甲子年润四月二十六日已时建生，殁于万历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亥时终世。又毛氏田玉本命生前壬辰年五月二十六日寅时建生，殁于万历五年正月十三日亥时病故，二魂于飞炼阴地一扦作丁皆山，癸向龟筮，从此日吉，宅兆安厝。设用金银钱九千九百九十九贯，若彩辉煌白璘珣置地一段,东至青龙，南至玄武，西至白虎，北至朱雀，内方勾陈，掌四域丘成墓。就谨肃界封道路，将军齐肃阡陌，若辙于犯禁，将军郎行敕付河伯□□牲牢酒歌，共为信财地相，交分付工匠修茔双灵安厝，永保无咎，若尽此约地府主吏，自当厥祸，主掌内外存亡悉吉，急急如五帝律令，右给付墓中亡人(毛氏赵凤、毛氏田玉)永远执照。大明万历九年二月十七日卯时立契，出卖地人李定度(金)，中证人天边鹰(木)，交钱人张果老(水)，见证人(东王公、西王母)，尘针下向□□天玄女白鹤仙书了契飞上天。[注]参阅央视《探索发现》栏目，《2018考古进行时》第二季 ，2018年07月13日《瓮安神秘棺椁》。网址：http://tv.cntv.cn/video/C14092/7a934c389b00406c9cb942368fe0c266。

“买地券”(亦称冥契、幽契)源于西汉，盛于东汉，是具有鲜明道教文化特征的随葬文字材料。此“买地券”中有四神、方位及相关神祗的表述，跟传统的风水观念、道教信仰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进一步证明草塘宋氏对道教的信仰。此碑文中的“南至玄武，北至朱雀”，与传统的“南朱雀，北玄武”恰好相反，且墓主人的棺椁四周也绘有八卦和四神图案，代表北方的坎卦和玄武图案与代表南方的离卦和朱雀图案同样出现了方位上的差异，呈现出特殊性。

(二)学习中原文化

土司的文化发展有两个原因：一是大部分土司主动学习汉文化。洪武二十三年，“播州、贵州宣慰使司并所属宣(安)抚司官各遣子来朝，请入太学”[注]《太祖洪武实录》卷202洪武二十三年五月乙酉。，获朱元璋特允，并敕令国子监要善为训教，有所成就，不能辜负其慕远之心。嘉靖元年四月，应播州宣慰使杨相之请求，朝廷“赐播州宣慰司儒学四书集注一部”[注]《英宗正统实录》卷13嘉靖元年四月乙未。。二是明朝廷也非常重视在土司地区推行文化教育，以达到“移风易俗，礼为之本，敷训导民，教为之先，故礼教民于朝廷而后风化达于四海”[注]《太祖洪武实录》卷202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已酉。的目的。如在土司地区设立儒学，洪武二十八年九月，监察御史裴承祖言：“四川贵、播二州，湖广思南、(思)州宣慰使司及所属安抚司、州、县……不知王化，宜设儒学使知诗书之教，立山川社稷诸坛场，岁时祭祀，使之报本之道。”[注]《太祖洪武实录》卷241洪武二十八年九月甲辰。朝廷为了使土司逐渐符合规范，更好的为朝廷效力，还强制土司应袭子弟入学，规定“如不入学者，不准承袭”[15]。明朝廷在播州地区推行儒学，草塘土司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这也是明朝对土司地区思想控制力度加大的表现。

不可否认中央推行教化政策对草塘土司的影响。但草塘土司本身具有良好的家学传统，在主动学习儒学和推行文化教育方面占据主导，成为了当地文化教化的执行者和文化水平较高者，《千年古镇·草塘》中写道：草塘宋氏是一个以诗书传家、且读书入仕的家族。从这个家族走出的不论是文官还是武官，都是注重德行、体恤百姓，授民拥戴的。在勤奋成才、传播文化、开明治理等方面做出了表率。[16]此褒奖在文笔上虽有夸张的成分，但也具有一定根据。宋氏被称为“宋家苗”，文献中皆以“通汉语”“识文字”“知礼法”等词进行描述。《蜀中广记》中对播州各土司的记载中，惟有对草塘土司的描述较为特别，称草塘土司“介瓮水、黄平之间，其地环江，土饶裕，颇有华风。”[注](明)曹学佺撰：《蜀中广记》卷37《边防记第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颇有华风”也说明草塘土司在文化、习俗上更接近汉人。

草塘宋氏中有不少文人雅士，如“宋佑文，博闻强记工赋颂诸体以为举贡太学，未仕卒”[13]1043。宋世裕，字瑞吾，号吟我，宋光鸷之子，明崇祯三年(1630)举人[17]，“官云南元谋知县，迁建水知州，廉公勤谨，百姓爱之如慈母”，“着有《尊闻录》三卷和《吟我诗集》二卷”[13]900。宋世裕精通四书五经、“程朱理学”，主张学以致用，为贵州名士。其文章受到后人的推崇，商维兑在《与傅月川书》中说“于先人遗书中检得前辈宋瑞吾论礼一则，言此甚切，举日用之仪，通诸心性之学，益欢前辈先得我心”；傅龙光在《复商悦亭书》中写道：“承示宋瑞吾先生论礼一则……今视瑞吾先生之言证诸平日所得，必更有相发明者，颇不吝以示我”。其族人宋如嵩“少赋隽才，读族老吟我集，慨然幕之”，[1]1247-1329特别推崇宋世裕，可见其对后世产生的影响之大。“卒，祀乡贤祠”，受到后人崇拜。宋民倚在闲暇时“率僚属校射、赋诗”，有雅歌投壶之风。[13]939还有“宋时英，明贡生，授黔西府经历，推四川平武知县，以治行称最，历升龙安知府。”“弟时杰亦明岁贡，博学能诗。”[13]1062往后有宋毓琪、宋毓章、宋辑、宋梅等等，县志中皆有传。

迁居贵阳的宋钦，仍发扬学习中原文化，其孙宋斌“好古而嗜文”[注]《家谱研究管窥》，1998年印刷，第208页。，并用重金请廖驹教其子宋昂和宋昱，二人成为了明初贵州首批诗人，二人合著的《联芳类稿》诗集，倍受称赞。宋炫，宋钦玄孙，颇能言诗，题有《涣矶二绝》等诗。宋钦及其后人在文化上的学习和造诣也能推断草塘宋氏家族确实在文化发展上具有很厚的根基和很高的水平。《瓮安县志》称草塘宋氏“能以诗书自永其泽。即旁支疏族，亦多籍科第起家，别树一帜。故皆明大义，恪奉正朔，徒无似他族之以骄奢淫纵、叛逆覆宗者。盖其流积者厚，用能变夷而不变于夷也。”[8]858草塘土司注重人才培养，主动学习中原文化，形成了良好的家学传统，推动了草塘地区文化教育的兴起和发展，这也是草塘身居高位的保证。至清代，宋氏更是科甲鼎盛，人才辈出，仍保持着优越状态。

四、草塘土司的社会关系

草塘土司作为“水东宋氏”支系，与其他水东宋氏支系具有亲属关系。《开阳县志稿》载，宋景阳后裔封于水东各地，以存孝之裔锡华为喇平宣抚，存弟裔锡定为草塘宣抚，存忠心裔锡尊为密纳安抚，存信裔锡佐为新添葛蛮安抚，存礼裔锡位为麻哈平蛮安抚，存义裔锡德为乐平安抚，存廉裔锡章为大平伐宣抚，锡盛为小平伐副安抚，皆设司有印，子孙世袭。而存耻，之裔萧任成(萧清梁)，亦管理把凭(平)，初不设司。是为宋氏“七司八印”的由来。其后诸司有分袭者，有兼并者。据郭子章《黔记》卷58《土司土官世传》载，明代仍存有新添司宋氏、喇平司宋氏，大平伐司宋氏、小平伐司宋氏、麻哈州土同知宋氏、乐平司宋氏，皆是草塘宋氏的旁支疏族。而草塘宋氏与贵州宣慰司同知宋氏之间关系最为亲近。

成化年间，播州宣慰杨氏发生了杨友(庶子)与杨爱(嫡子)争袭宣慰使一事，从事件中能看出草塘土司与播州内部其他土司之间的关系。成化十一年(1475)，朝廷已“命播州宣慰使杨辉子爱袭父职”[注]《宪宗成化实录》成化十一年六月壬午。，成化二十二年，杨友欲袭宣慰使，诬告杨爱谋逆。但因杨友侵占地方。草塘安抚宋韬，黄平安抚罗赟，容山等六长官司长官张经、张通、毛钊、杨玉、郑旭轮、署司事舍人李勲等各奏称杨友及何清等夺占地方，扰乱蛮夷，激变夷民等情。朝廷认为杨友所奏与各土司所奏事情相关，中间定有虚诈，于是命何乔新会同镇守巡抚等官刘雅前往播州查勘。[注](明)何乔新撰：《椒邱文集》卷32《奏议集略》，《清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访问宋韬得知事情始末。杨辉溺爱杨友，欲立友为宣慰使，宋韬与白泥长官毛钊等俱称杨氏家法立嗣以嫡，于是不肯保结。最后因众心不从，杨辉不得已立爱为宣慰使。杨辉卒后，杨爱与杨友继续争斗。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初四，张渊写书一封，杨友将镀金相犀带一条交与皂隶、韩唐，依听前去贵州，请熟识举人路义转凂彼处镇守廵抚等官，奏称苗夷猖獗及杨爱把截道路等情。行至中途被宋韬截获，交于杨爱。[注]同③。知成化时期，草塘土司宋韬与播州宣慰使杨爱的关系较好，积极维护杨爱的宣慰使职位。另外也反映出播州宣慰司所辖八司之间比较团结，奏疏中还有多处记载了八司共同维护杨爱之事。

但万历时期杨应龙袭职后，草塘土司与播州宣慰司的关系明显恶化。应龙领播时，“在川专门酷杀树威，有小睚眦即伐害，人人惴恐，初祸七姓，虐所属黄平等五司”[18]68-69，加之“初黄平、草塘、白泥、余庆、重安五司凡承袭表笺须宣慰司印文乃达，往往索贿无厌，此衅端所由起”[注](明)曹学佺撰：《蜀中广记》卷37《边防记第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杨氏与草塘、黄平等五司关系恶化。万历十五年，杨应龙杀妻张氏及其家人，引发“所部何恩、宋世臣等及张氏叔张时照，上飞文告龙反”[注](明)范景文撰：《昭代武功编》卷10万历《李司马征杨应龙》，崇祯刻本。，至此五司七姓与播州宣慰司的关系彻底决裂。万历二十三年，“(邢)玠既乘传到官，察见永宁、酉阳及近日马斗斛皆与龙(杨应龙)通姻媾。而黄平、白泥、余庆、草塘诸司，仁怀、赤水诸民久为仇雠。”[注](明)瞿九思撰：《万历武功录》卷5《播酋杨应龙列传中》。

五司之间关系一直比较友好团结，可能是因五司之间没有太多利益争端，且相互之间距离较近，联系紧密。最关键的原因是五司之间存在姻亲关系。《万历三大征考》载，因余庆土司之地在五司中最为肥沃，与播州宣慰司所辖湄潭犬牙相错。应龙贪利，令目把侵占肥沃之地作为私家庄园。“毛守爵(余庆司长官)母，宋世忠(宋世孝之误)娣也，其妻杨以诚(白泥司副长官)女也。守爵母子患应龙，诉之以诚，以诚同世忠谋之罗承恩(黄平安抚使)。盖承恩、以诚，五司中最奸猾雄杰者，以诚之子杨鲸，又以女赘张熙(重安司长官)之子，故五司约结抗阻，与应龙为雠”[10]669。从此事可知五司之间关系复杂而密切，互为姻亲。宋氏与白泥司毛氏有姻亲关系，这可以与出土的“买地券”碑文互为印证，碑文：“维大明万历九年二月十七辛亥卯时，安葬四川播州草塘安抚司宋买地亡人毛氏赵凤……又毛氏田玉”。毛赵凤和毛田玉很可能就是余庆司毛氏族人。探讨草塘土司的社会关系，对给予草塘土司更准确地的定位，从中洞察播州内部的格局及其发展演变，对认识“播州之役”爆发的部分原因都有说明。

五、播州之乱与草塘土司的改土归流

(一)播州之乱对草塘土司的冲击

万历年间，杨应龙与所辖五司七姓之民关系破裂。万历十七年，五司七姓奏民讦告杨应龙谋叛，朝廷命川贵官员从公会勘，但因川贵长期争执，贪墨成风，致使或剿或抚，举棋不定，致使诸多失误，播州之乱(以下称“播乱”)久无定局。播乱期间，五司七姓遭受毁灭性打击，草塘土司在动乱中付出了惨重代价。

播乱初期，杨应龙派杨兆龙、杨从龙等老虎兵，帅李仁质等走湄潭、永靖、白崖寨。“已，走三渡关……走瓮水、黄平司。已，走白泥、草塘、麻地坪，所至略人产，甚至焚烧人屋居所，不如意辄杀僇人，人之流离物，故者以千万数。”[注]同③。时因援朝战事情急，“势难穷治，因就抚之”[19]124，同时为解决川贵争执推诿的局面，于派邢玠总督川贵，往播州勘抚应龙，应龙“缚献黄元、阿羔等十二人案验，抵应龙斩；以夷法得论赎，输四万金助采木。仍革职，以子朝栋以土舍受事，次子可栋羁府追赎”[18]72。杨氏受罚，以为播乱靖也，邢玠、谭希思、林乔相等官员各获升赏，足见朝廷好大喜功。不久杨可栋死于重庆綦江府，死因无载。丧子后，杨氏“益痛恨，促丧归，不得”，官府却扣押尸体以追索赎金，杨氏怒言：“吾子活，银即至矣。”[2]973“应龙子死后，加恨五司七姓”[10]682，杨应龙“愤宋世臣讦其奸状，举兵袭之，痛行杀戮，斩苗几尽”[5]593。万历二十四年七月，“杨应龙肆逆，劈余庆土吏毛云乘棺，磔其尸。又掠石阡、都坝。焚劫余庆、草塘二司，遍及兴隆、偏镇、都匀各卫。已，又遣兆龙引兵围黄平、戮及重安司长官张熹家。”五司均遭受其残忍报复。万历二十六年，杨应龙益统苗兵大掠贵州洪头、髙坪，新村诸屯。已，又侵湖广四十八屯，阻塞驿站，诇原奏雠民宋世臣，父銮(宋鸾)及罗承恩等挈家匿偏桥卫城，袭执指挥陈天宠等，大索城中，得鸾、承恩及子女，惨戮以殉，手段极其残忍。于是廵抚贵州都御史江东之疏请防御，诏令擒献恶目正法。[注](明)陈建辑：《皇明通纪集要》卷38，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明崇祯刻本。二十七年二月，江东之令都司杨国柱、指挥李廷栋率本部兵三千往剿，应龙等迎敌于飞练堡[注]同②，草塘成了主战场，结果“国柱被虏，全军皆没”[注]《明神宗实录》卷333万历二十七年四月庚午条。。在防御中，草塘土司宋鸷战死干溪堡，宋鷟战死红头堡，各有墓在其处。[2]985

飞练堡之役后，正值援朝战役结束，朝廷以郭子章代江东之巡抚贵州，以李化龙总督川、贵、湖三省军务，决意讨伐杨应龙。万历二十八年，集数省之汉土兵二十余万，以“李化龙为主帅，诸将刘綎等八路进兵”[20]1351，攻破素称天险的海龙囤，杨应龙兵败自焚，持续十余年的播州之乱终于平定。

播乱期间，草塘土司遭受杨氏残忍杀戮、焚劫，宋氏族人多牺牲于动乱之中。宋氏辖区以及整个播州地区都遭受到摧毁性打击，土著民被残杀殆尽。李化龙上疏称“播州皆夷也，大兵之后，为贼用力者，刈夷蕴崇，已无遗种”[6]191。白泥、湄潭之间，四牌、七牌之苗遂无遗种”，“五司原同为手足，剿灭尽作荒丘”[21]。播乱使播州地区少数民族人口骤减，五司之地最为严重，从“遍地蛮夷”到所存无几，这直接影响到后来该地区的发展。

(二)草塘土司的改土归流

播乱平定后，李化龙、郭子章等人分别上疏就如何处置播州善后切要事宜进行讨论。李化龙同郭子章、支可大、崔景荣、宋兴祖等抚按官员主张改土设流。具体措施有置郡县、设屯卫、限田制、设学校、复驿站、建城垣、顺夷情、赈恤残民等等。

首先进行改土设流，分置郡县。李化龙等大臣认为“夫蜀无藉于播，黔，瘠壤也。若乘此时而割播地以附黔，则于蜀无损，于黔有裨。又请以楚之四卫并割附之。从此，黔省幅员与十二省比长挈大，甚为长便。但尽属之黔，则地方千里，诸凡缔造，劳费尚多，亦黔所不能堪，因议设为二府，分隶黔、蜀。”[6]191万历二十九年四月，朝廷命分播地为二郡，以关为界，关内属川，关外属黔。属川者曰遵义，属黔者曰平越。平越领州一：曰黄平；县四：曰湄潭、余庆、瓮安、安化(龙泉)，以瓮水、草塘兼重安之地合为瓮安县，隶贵州布政司。[注]《明神宗实录》卷358万历二十九年四月丙申条。李化龙还提议“设官军、建屯卫，以明居重驭轻之势，而消睥睨跋扈之心”[6]191，为此设有“草塘守御千户所”[注](明)陶承庆校正：《文武诸司衙门官制》卷3“四川省”，明万历刻本。。改流后，草塘土司辖地成为瓮安县中心，瓮安县成为平越府腹地，地理位置越趋重要，所谓“黔之偏桥、瓮安、烂坡为全黔咽喉地”[注](清)储大文撰：《存砚楼文集》卷2，《清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将草塘土司等地划归贵州，刚好将贵州东西两部分区域连接起来，使贵州管辖范围扩大，政区的划分趋于合理化，结束了播州与贵州犬牙相制的局面，改善了川黔两省长期争执给地方治理上带来的诸多弊病。

其次，朝廷按照“略其大罪、录其微功”的原则，对播州土司“罚宜从轻、赏宜从重”。将“江外诸司，安抚与正长官即为该县土县丞，副长官为土主簿”[6]191。土官俱改文衔，主要出于“既不失朝廷兴灭继绝之意，又不酿异日以强凌弱之祸”的考虑[注](明)陈子龙辑：《明经世文编》卷419，《播平善后事宜疏·区划播地》，明崇祯平露堂刻本。。加之草塘、瓮水二司助征播有功，以“草塘、瓮水二安抚司宋世孝、犹国柱俱改瓮安县土县丞”[注](清)谈迁撰：《国榷》卷80万历三十六年四月壬午。，准其世袭。《瓮安县志》载：“以草塘、瓮水两司地归县治，罢安抚司为土县丞，嘉鸑子世孝。方乱时，自拔助顺俾之袭。”[8]867草塘土司以土县丞世袭，属瓮安县统治，改变了安抚司时期那种“层层统辖、军政分管、土流参治”的统治模式，直接纳入国家政权的治理之下。剥夺了宋氏对草塘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力，但给予了一定政治地位。此种改流形式并不彻底，说明朝廷对待土司地区改流的态度十分谨慎。一方面置郡县，派流官统治，但从稳定土司地区局面,抚绥土官的角度出发，准许恭顺的土官家族世袭土县丞等职，利用土司的影响力治理地方，这是明代改土归流中的一大特点。

在置郡县，安抚好各土司后，一方面招抚流移之民复业，受予田土，充实人口，优加赈恤以安新定地方。[注](光绪)《平越直隶州志》卷33《艺文》，郭子章：《开平越新疆疏》，第510页。一方面修筑城池、建衙署、设学校。万历三十年廵抚郭子章署府事刘冠南建瓮安县城，为石城，周围六百九十丈，高二丈，广一丈，门四，城楼各一。同年，知县陈廷范建在县城内修建瓮安县署。[注]参阅[乾隆]鄂尔泰修，杜诠纂：《贵州通志》卷8《营建志》，《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随后建立学校。万历二十九年新设编户□□□里，全设儒学[注](明)陶承庆校正：《文武诸司衙门官制》卷4“贵州省”。。后相继设黄平州学、湄潭县学、余庆县学、瓮安县学、龙泉县学[注](明)李贤撰：《明一统志》卷88《贵州布政司》“平越军民府”条，《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

不能忽视播乱给草塘地区所带来的惨烈后果，而草塘土司改土归流，并入瓮安县，无疑是历史的进步。草塘以新的身份开始了全新的发展，瓮安地区的经济、人口社会构成和文化风尚皆发生着巨大变化。据县志载，瓮安在洪武十四年以前除宋、犹两姓外，遍是蛮夷。洪武十四年以后傅友德带领二十四将军南征，略地分兵屯所，将二十四将安插其间，进行监管，遂改为世袭指挥千户、百户等官职，世守其地。瓮安草塘便始有商、袁、朱、冷、江、戎、刘等汉姓人世居在此，并对草塘的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一定影响。自后“文明日启、来着愈众”，推动了土著人的汉化进程，但影响相对较小。杨应龙之乱平定后，播土旧民仅存者十之一二，尤其草塘遭受反复蹂躏，土著人口急剧减少，地广人稀，多可垦辟。加之改流前瓮安地区“货物少至，则货迁利倍。改土设流后，朝廷许三省之民占籍授田，故耕者、贸者往往自楚、蜀来，由是“楚、吴、蜀之人来者益多”[1]1243，“楚、蜀、三吴之来家者十室而九矣”[1]1245。播州之役后，草塘所在的瓮安地区土民急剧减少，外籍人接踵而至，使“苗蛮”占比越来越小，完全改变了草塘土司时期“苗蛮之窟”的状态。由闭塞到开放，农业经济与商品贸易得以发展。

改流后的瓮安“苗蛮渐少，人文日新”[5]582。叶应甲在给朱应征所写的墓志铭中言：“自播役后，中州吴、越、楚、蜀之士来家于此，久已弦诵成风”[1]1327。这些外籍移民，多为汉人，文明开化程度比较高，进入瓮安后，推动了瓮安地区的文化发展，境内已是“家弦户诵”。[1]1244形成了对文化教育的需求，为此曹昌期和商泽深上书请于本县设学堂，随后设立了瓮安县学。

草塘等土司改土归流，对瓮安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等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在政治上，结束了那种“层层统辖、军政分管、土流参治”的统治模式，使草塘地区直接纳入国家政权的治理之下。在经济上，改变了草塘土司时期的闭塞状态，大量移民流入，开垦者与商贾的到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开发力量，促进了瓮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文化上，楚、蜀、吴之士人不断迁入，将中原文化源源传入瓮安，对文化教育的需求增强，县学的成立，推动了瓮安文化教育的发展。在民族关系上，由于播乱后土著人口数量骤减，大量移民涌进和定居，逐步改变了瓮安地区的民族结构和人口分布状况，由草塘土司时期的“遍是蛮夷”变成了以汉人为主的“夷汉杂居”，各民族在交流交往交融中，促进了民族发展和融合。此次改土归流，对于草塘地区是一次划时代的社会变革，是瓮安地区发展的新起点。贵州省管辖范围进一步扩大，是贵州自建省以来首次在版图上的大调整，是贵州建省过程中的重要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