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勤美

(1.贵州大学 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2.贵州大学 学报编辑部，贵州 贵阳 550025)

关于文化概念的理解以及文化再生产的阐述，国内外学者均有论述。杜赞奇强调“文化指各种关系与组织中的象征和规范，这些象征与规范包含着宗教信仰、相互感情、亲戚纽带以及参加组织的众人所承认并受其约束的是非标准。这种象征性价值赋予文化网络一种受人尊敬的权威，反过来，又激发着人们的社会责任感、荣誉感。”[1]赵旭东则认为“文化是一种行动的逻辑，是人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到的一种合理的解释。天时、地利与人和这三种观念的制约，相互而巧然构成了一种依据地缘和血缘所共同构建起来的社会联系的纽带。文化的重建是要在一个社会中的所有人之间达成一些共同性的认识和价值，形成一种认同。一种以文化的集体记忆书写为藉口的“文化自觉”的概念，在新一轮的国家建设的整体框架中得以实现。”[2]需要强调的是，布迪厄用“文化再生产”的概念指出社会文化的动态发展过程，即文化通过不断的再生产得以传承，从而使社会得到延续。尽管文化再生产带有“复制”的意涵，但并不等于文化复制，强调的是“再生产”与原来生产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包括历史的、现实的和未来等多元因素交错互动。如此看来，在互动中再生产出来的文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过了更新与再创造的文化，从而彰显出作为文化生产者——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布氏所强调的文化再生产，既显示出当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特征，同时也显示它的复杂运作过程及其策略活动。[3]关于区域内的文化再创造与资源竞争，黄应贵等学者认为如若“过分强调经济或文化结构层面的影响，而没能呈现文化本身的转化弹性与个体作为行动者(agent)所具有的创造性和能动性(agency)，自然也无法处理文化本身的历史化过程如何得以超越延续与断裂的二元化问题”[4]205。萧凤霞通过对中山小榄菊花会的追踪研究，指出“市场是在一个社会分化、获得权力的机会不平等以及充满文化歧视的社会脉络里运作的，个人总是在特定的权力与文化结构中的多层关系网络中，运用这个结构中的文化象征和符号，去明晰自己所处的位置，也就创造了自己所处的社会与文化结构。”[5]在这一层面上，我们不妨“将区域体系与文化创造结合起来，更有助于解决过去人类学的文化概念或理论所忽视的因社会秩序的扩大而有文化创造与再创造现象，及其背后所隐含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历史化之基本性质”[4]164。

综上研究，回到本文所关注的清水江下游地区，权力的文化网络涉及家族组织、族谱编撰、祠堂修建、创造标榜正统身份的象征符号等一系列文化行为，当然，也包含存在于不同村落之中的与舞龙、舞狮、汉戏等民俗项目相关的文化秩序和规范。这种根据历史记忆而来的文化创造表现为“明代军事屯堡”“王昌龄状元文化”“明代府城新化”等文化标签的抢注与强化。当下，在“建设美丽中国”“乡村振兴”等政策导向下，国家和政府成为乡村发展的资源注入主体，受民族文化旅游市场的刺激，地方民众纷纷卷入浩浩荡荡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基于经济利益和文化资源竞争的地方政府和民众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据碎片化的历史记忆拼接，采取文化重构、仪式展演、营造象征权力的空间意象等文化策略，编排人群阶序，调试乡村社会秩序，以便获取更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

一、以“历史”之名：文化权力的把持

清水江下游的新化乡曾是明代“新化守御千户所”“新化府”等机构的所在地，人群构成上以江西、山东等地的汉籍移民屯军为主，至今仍流传着高台舞狮的民俗活动。据当地人的口述记忆，新化舞狮属北方狮，动作刚劲勇猛，其兴起和发展均与军屯历史有关，过去“新化军户凡男丁皆能舞狮”。舞狮所登高台呈“品”字形，分别用21张方桌垒叠成5层，第一层6张列成“一”字形，桌子之间留有一定间距用以人工固定，保证攀爬人员的安全，每向上垒一层则减少一张，最高层只剩一张桌子，整个高台约5米。表演时，配有锣鼓乐队，雄狮每登上一层台阶，作出昂首远眺、舔毛呼吸、挠痒眨眼、摇头抖毛、匍匐休憩等动作，到达最顶端时，双狮窄路相让通行，作出直立、拱腰、腾跃动作，精彩迭出。与此同时，地面的舞狮队配合表演跑堂、抢宝、打滚、旋背、拜案、抢花炮、腾空直立、立身行走、雄狮敬礼等动作，场面热闹欢腾。20世纪90年代以前，寨子中但凡添丁、嫁娶、节日等喜庆活动，民众都要舞狮庆贺。尤其是春节期间，新化所城东、南、西、北四门各出一对狮子，配合龙灯表演。先在本寨表演，过了大年初三，受邀到周边隆里、者屯、雷屯、铜鼓等村寨表演，相互舞狮庆贺的寨子均同新化一样，是以汉人居多的屯堡村落，民间称这样的仪式为“讨猪”，很长一段时间，舞狮成了维系和沟通村寨关系的重要方式。

除舞狮外，水龙也是新化地区一项重要的民俗活动，据说起源于明成化年间的玩水龙求雨仪式。此后，每遇旱情，新化人都要到所城西北的邵家庄和亮江河畔进行祈雨仪式。相比于舞狮和水龙，汉戏的历史稍短，光绪年间才进入新化。汉戏有“生”“旦”“净”“丑”四类角色，唱腔分为“一流”“二流”“三流”，板眼有快、慢、散三种。曲目有《王府上寿》《定军山》《三气周瑜》《醉打金枝》《三顾茅庐》《穆桂英挂帅》等。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舞狮、水龙、汉戏曾是新化乡村社会中的重要休闲娱乐活动，联络着乡民与周边村寨的感情。然而，不可避免的是，这些民俗活动也曾在某一历史时期寂静萧条，直至2000年后才陆续复苏。在非遗文化申报和民族旅游市场的激发下，地方政府和文化精英们逐渐意识到传统民俗文化的潜在价值，开始陆续介入地方文化的发展，意图将舞狮、水龙、汉戏打造成新化乡的文化名片。经过努力和争取，2007年，“新化舞狮”被列为贵州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保护名录，新化乡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舞狮文化艺术之乡”。

近年来，当地相继开展了“杉乡好声音”“水龙舞狮汉戏文化艺术节”等活动，虽然是以“乡”的名义，而事实上，无论是活动的举办空间、主持者和参与者以及展演项目均来自新化所村。2015年，锦屏举办了五一“寻古踏青”活动，涵盖隆里古城—新化—雷屯生态农庄—龙池万亩果场几个活动场域，新化乡以“府城故事·水龙舞狮”的活动主题参与其中。为了推动地方民族旅游，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县政府邀请了中央电视台、新华社、贵州本省的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和摄影爱好者参加。与往常一样，此次活动的举办地点设在新化所村，展演内容包括沿亮江两岸的水龙文化游行、舞狮、汉戏等。这是一个展示新化风采的好机会，为迎接这一盛大活动，乡领导和新化所村委会数次开会磋商，卫生、后勤、宣传、安保等环节事无巨细。其时正值农忙，乡民们不得不放下农活，进行紧张的汇演排练。此次由县、乡联合举办的大型文化活动，从头到尾，新化所村都是主角，无论是活动空间、参与人员、表演内容都来自这个中心村寨，周边村寨的人群只能充当观众。

活动结束，笔者做了访谈，有的人不免心里发酸：“乡里面搞这些活动，我们村也想参加，只是不邀请我们，不好意思来。今年我们村就组织了一支女子舞龙队，很活跃，耍的很好，乡里却不邀请我们。过年的时候，我们就到附近的村寨去玩，蛮开心的，还有红包呢。我们为什么不去新化所玩龙，因为过去我们老人家去玩，但是新化所的人太狡猾了，给的红包里装的是石头，根本不是钱。他们看不起人，欺负我们嘛。以后就再也不去了，我们自己玩。”而有的人似乎没有这么激动：“我们都习惯了，舞狮子、玩水龙，还有唱汉戏本来就是新化所村的，过去在老祖宗手上就是这样子的。”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些文化活动又不是只有新化所才有，前几年每到过年期间，村委会都会组织大家玩狮子、玩龙，还猜字谜，大家很积极，年味也很浓。”上述这些来自周边村寨不同人群的声音，传达出不同人群对当前地方文化发展现状的不满。而文化把持者新化所人则不这么认为：“欧阳的那是旱龙，只能在地上玩，下不得水。跟我们新化所村的不一样，我们的是水龙。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几百年了，他们在跟我们学，又学不像。他们是土司，哪有这些东西。”由此不难看出，舞狮、水龙、汉戏等文化活动一直被新化所村垄断，而这也似乎成了一个理所当然的事实。上述这些来自不同人群的声音，某种程度上传达出当下乡村社会的文化阶序。

二、打破文化垄断：一次罢演风波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等政策的推行，国家成为乡村发展的资本注入主体，这些项目均与民族村寨挂钩，在这样的情况下，舞狮、汉戏、水龙等民俗活动无疑成为民族特色村寨的象征。地方民众在自身发展和资源竞争的双重作用下，文化自觉意识逐渐加强进而滋生出了文化垄断，这些“卫所人”的后裔仰赖着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将其视为与乡政府谈判争取项目的资本。一方面，新化所村族大势众，家族代表均是村委会干部，长期以来，地方政府一方面依赖其落实政策，开展村寨事务；但另一方面，强烈的家族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村委会公共事务的决策，成为一种无形的阻力，这样的情形让当地政府十分头疼。

2015年10月，“黔东南州第二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锦屏召开，为扩大影响力，县政府决定举办“首届锦屏文书文化节”，以“传奇木商·魅力锦屏”为活动主题，整合县乡文化资源，串联民族文化、木商文化、休闲旅游等元素，形成多元化的文化发展模式。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盛会，无疑是这个僻居西南一隅的小县城进行自我宣传和推介的绝佳机会，各级领导十分重视，指令层层下达，每个乡镇都要展示出代表地方特色的文化节目，并在开幕式上组成一支庞大的游行队伍。根据上级部门的指示，此次活动新化乡需要组建10条水龙、8对狮子，并作为排头兵带领整个游行队伍。如此重要的任务对新化乡而言是头一回，既是荣耀，也是压力，毕竟是面对的是全国400多家新闻媒体，为不辱使命，县乡政府提前几个月就开始筹备活动，数次召开会议统筹部署，积极动员民众参加。

按照以外的惯例，这样的文化展演活动理所当然是新化所村的事。但此时不同以往，国庆正是农忙季节，村民们都在忙着收谷子，新化坝子上千亩稻田，一时半会儿没法收完，加之青壮年劳动力都在外务工，农事活动均压在中老年人身上，人手极为紧缺，村民们根本没有闲心排练节目。初步估算下来，安保、后勤、表演，总共需要300多人，尤其是舞龙舞狮，必须由青壮年完成。一时间哪来这么多人手，于是乡政府决定让周边村寨加入，这样不仅可以打破过去新化所村的文化垄断，还能调动其他村的积极性，可谓一举两得。考虑到以往的传统，乡政府承诺让新化所村出8条龙，6对狮子，周边村寨择优选拔2条龙、2对狮子。对于这样一个制衡的安排，新任领导甚是满意：“借助这样的大型活动，一方面可以调动周边村寨的积极性，大家都参与进来，心里高兴，觉得政府一视同仁，正好可以压压新化所村的傲气，不然他们以为每次活动都非他们不可，越来越油，以后工作就更难做了。”这样的先例，对于周边村寨而言也是头一回，自然十分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大家都欢呼雀跃，很是重视，并积极排练。可却面临一个难题，过去他们只是看新化所人玩狮子，但是高台舞狮的动作套路、鼓点节奏全然不得要领。为避免参赛队伍水平的参差不齐，乡政府决定让新化所舞狮传承人到周边村寨传授舞狮技艺。对于这样的安排，新化所人表示出了不满：“那个人(传承人)是我们村的叛徒，舞狮玩水龙这些活动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自古以来就是我们新化所的，他怎么可以随便教授给别人(司寨人)。”这些抱怨声似乎在提醒人们：文化权力与族群身份息息相关。尽管时至今日，卫所与土司政权早已不复存在，但当面临现实资源分配时，历史上形成的“所不连司、寨不通屯”的人群关系和权力格局，竟堂而皇之成为当下不同人群垄断文化资源的工具。也许此处，我们有必要再次强调，被列为省级非遗名录的“新化高台舞狮”，如今已然成为新化乡一张响亮的文化名片，无论是项目本身，还是传承人，每年都会有相应的资金投入，并有专门的培训项目跟进。

在彩排中，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周边村寨舞龙队胜出了，而新化所村2支龙队因表现不佳，惨遭淘汰，有意思的是，这两条龙恰恰是村支书和村长家族的代表队，新化所村至今还保留有闵、刘、沈、李等姓氏的宗祠，强烈的家族观念远近闻名，大家族在村寨事务中具有强大的话语权。这样的结果让家族显得没面子，家族代表开始给村委会干部施压，要求重新选拔，无论如何也要安排本家族的代表队到县城表演，如果不让去，那么新化所村其余的6条龙全都不能去表演！这让村委会和乡政府倍感压力，村支书和村长只能在家族内部做思想工作，然而收效甚微，也许他们内心深处也希望本家族的代表队能参加表演，毕竟这是一件让家族长脸的事情。新化所人不断给政府施压，就连汉戏演员也表态：“如果龙队不去表演，我们汉戏也不敢去。不然他们骂我们汉奸，就为这样的一次表演，得罪整村的人，背着这样的骂名，很不值得。毕竟大家都是乡亲，面子抹不开。”形势似乎有些严峻，新化乡可是县里钦点的游行队伍排头兵，不仅代表乡更代表县，如果罢演，该如何收场？乡村基层工作本就不好开展，尤其是在一个家族势力干预村委会决策的乡镇，情况就更加复杂。最终，新化所村与乡政府各退一步，达成协议：淘汰的两条龙可做替补前往，往返车旅、食宿费用皆由政府买单。

行文至此，不难看出，乡村基层政治蕴含着强大的力量，当地方政府试图打破传统的文化垄断时，遭到了阻力。历经数百年沉淀的乡村地方社会秩序和文化传统似乎根深蒂固，以核心村寨为主体的“中心—边缘”格局，就像跷跷板一样，在外界力量介入时，偶尔失衡，然后又迅速反弹，要打破原有的秩序并非易事。上述生动的民众间文化博弈，向我们诠释了“文化是一种可以引导我们去作出实际行动的潜在力量，它体现在我们对于自身以及外部世界的感受和认知之上，并且这种感受和认知是可以不断积累以及在人群中间相互传递的。此种在文化上的积累和传递造就了某种文化的集体无意识，人们长此以往的行动，形成了一种惯习。文化就是对稳定性生活的一种特殊的安置，它可以体现在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之中。”[2]当然，我们也看到新化所这个汉人占主体的屯堡聚落，一个历经数百年而稳居中心的村寨，为保持文化上的优势而采取的抵抗策略，相应地，边缘人群也伺机打破、穿越、靠近文化中心而进行努力和尝试。

三、被规训的文化展示：“明代军事屯堡”隆里

与新化相隔不过数里的隆里乡，明代曾设“隆里千户所”，两地田土相连，族群构成相同，均为屯军后裔，并保持着长期的通婚关系。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化与隆里逐渐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新化所村坐落在坡地的上风口，屯堡城墙等古建筑在数次的火灾中毁灭殆尽，当地人的心态也随着城墙的打开而逐渐开放，积极投身到经济生产的活动中，加之新化所村位于宽阔的坝子，土地肥美，逐渐成为闻名的鱼米之乡。而隆里所村却以其近乎顽固的坚韧，竟还保留有“三街六巷九院子”建筑格局，祠堂庙宇、古墓碑刻、石桥古井随处可见，花脸龙等民俗文化生机怏然，在苗疆腹地赫然存在了上百年的屯堡村寨被闻讯赶来的文化研究者冠名为“汉文化孤岛”，一时声名鹊起。1999年8月，隆里被列为贵州省重点建设的民族文化村镇，同时是中国与挪威合作的“贵州生态博物馆群”之一。2007年又荣获“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013年，隆里古建筑群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各级政府政策、资金源源不断的注入，2014年1月，按照“修旧如旧、一户一档案、一户一施工图、一户一协议”的原则，总投资预计3100万元，开始对隆里古城“三街六巷”300多栋民居立面、街道进行修缮。2015年更是投入1亿多元对古城特色民居进行立面修缮、街面铺装及环境整治、景观打造、停车场、客栈等修建，并完善了景区道路、水电、通讯管网、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就连2015年10月黔东南第二届旅发大会也在隆里召开，会议再次强调“一次旅发大会就是一次聚力推动，今天锦屏的城市风貌、基础设施和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足以让人感受到旅发大会的推动效应，隆里也一定会像镇远、西江一样成为我省旅游的新亮点和热点。”[注]引文来自“黔东南州第二届旅发大会隆重开幕”上的讲话。网址：http://toutiao.com/a6200506726024839425/。

值得一提的是，隆里所人关于“王昌龄状元文化”的创造。数百年以来，湖南省黔阳市与贵州锦屏隆里，为王昌龄贬谪之地究竟是黔阳还是隆里而争论不休。[6]王昌龄被贬谪龙标期间，与同被贬夜郎的李白患难相交，离别时，李白以一首《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相赠，以“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表达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心情。其后，王昌龄作诗《送崔将军往龙溪》：“龙溪只在龙标上，秋月孤山两相向。谴谪离心是丈夫，鸿恩共待春江涨”。隆里人根据上述诗文中提到的“夜郎”“五溪”“龙标”等地名，认为王昌龄的贬谪地就是隆里。明万历二十二年，黎平文人王德文、梅友月、隆里所人王大臣等人“禽指以乩笔”，竖碑封墓，为王昌龄修建了衣冠冢。随后为其立状元祠、将原建的三孔桥命名为“状元桥”，仿制周边侗民修建长廊，曰为“状元亭”。明嘉靖罗洪先《广舆图记》“龙里蛮夷长官司”条目中，最早做了这样的描述“司境内有龙标寨，乃唐叙州潭阳郡龙标县地，王昌龄以江宁丞左迁龙标尉，李白增之诗有‘随君直到夜郎西’之句”。清初修建的地方书院也命名为龙标书院，文人们为王昌龄及其相关的人文景观吟诗作赋，寄托隆里人的心情。乾隆六年(1741)，以《广舆图记》为依据，靖道谟将“黎平府开泰县龙标山建有王昌龄墓”的内容写进了《贵州通志》。乾隆八年(1743)，古州同知蔡时豫亲自到隆里拜谒王昌龄墓，并写诗歌凭吊。乾隆十七年(1752)，开泰知县郝大成任《开泰县志》主编，黎平府儒学训导陈文政主笔，隆里人王师泰协纂。于是，他们在山川、古迹、丘墓、名宦、艺文等名目中，共有十三处记录了王昌龄与隆里的关系。后王师泰中举为官，名声大噪，加之《开泰县志》的出版，王昌龄贬谪之地是隆里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实，以至于民国时期《贵州通志·古迹》也以此为依据。

曾经卫所人是国家在西南苗疆的代理人，领军饷、吃俸禄，身份高贵，而明万历年之后，朝廷吏治腐败，再也无暇顾及这些散落在西南边疆的卫所人，优越的军人身份也随着卫所制度的奔溃而不复存在，这些汉人屯军深感苦楚寂寥。为了强化军屯身份，慰藉落寞的心理，他们弃武从文，读书应考，跻身仕途，明清以来，新化隆里两地领黎郡之风骚，涌现出许多科举功名之人，并借助建宗祠、立庙宇、修家谱结成强大的宗族组织，以此为依托进一步培养读书人。与此同时，这些士大夫还精心营造人文景观，美化居所，创造出“龙潭虹影”“凌云飞瀑”“龙溪夜月”“洪钟松涛”“文笔流云”等景致，寻求自我的存在感，以此区别周边苗侗人群。隆里所作为明代国家嵌入西南的众多楔子之一，这些移民实边的汉人军户，被朝廷强行安置到生苗盘踞的苗疆腹地，显得茕茕孑立，势单力薄，尤其还要面对周围庞大的苗侗土著人群无休止的滋扰，繁重的战事让他们倍感恐慌疲惫，千头万绪涌上心头，与王昌龄同是天涯沦落人，大有贬谪流放之感，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期待国家下达策令，召其回家。隆里人出于对王昌龄这位才华横溢，却命途多舛的诗人的追慕，将其移驾到隆里，历代文人墨客、地方官员为其写诗作赋，寄托哀思，出现了“千载羁魂应不怨，诗荒开遍夜郎西”的局面，留下了“龙标书院”“状元桥”“状元祠”等建筑。

在国家政策导向和民族文化旅游市场的作用下，隆里所人的文化自觉也在不断加强。地方政府和文化精英合谋，创造出“唐代诗人王昌龄贬谪之地”“明代军事屯堡”“唐风明韵”等文化品牌。加上强势的新闻媒体宣传，隆里的名气越来越大。

四、传统的循环再生：再造“明代府城文化”

相比之下，除了舞龙、舞狮、汉戏等民俗活动，历史上同为卫所置地的新化所村因没有留下军事屯堡等古建筑，在乡村旅游发展中显得有些弱势。隆里享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带有政策性保护的头衔，面对被抢注的文化标签“明代军事屯堡”，新化要想彰显自身文化的独特性，显然步履维艰。然而，谋求发展的动力是无穷的，新化人群力群策，根据自身历史，开启了文化创新之路。虽然没有留下屯堡建筑遗迹，但是翻阅历史，永乐十一年(1431)设新化府，府衙就在今新化所村，下辖湖耳、亮寨、殴阳、新化、中林验洞、龙里、赤溪湳洞等七个长官司[注]《太宗永乐实录》九十一，页六。，为贵州全省八府之一。新化府是锦屏境内最早的行政管理机构，所辖地域遍及今锦屏全境和剑河县南明镇，永乐十三年(1434)，贵州建省就是基于八府之上。后因地狭人稀，宣德十年(1435)并入黎平府，但新化长达23年的府城建制历史，是隆里所无法相比的，也是新化人引以为豪的地方。紧接着，2015年10月，“黔东南州第二届旅游发展大会”暨“首届清水江文书文化艺术节”在锦屏召开，隆里和新化两地延续了“寻古踏青”的活动主题，暗自较劲比拼。当下，隆里古城是省州县各级政府着力打造的“历史文化名村”，给了资金和政策支持，新化只能退而求其次，调整为“明代府城新化”的文化发展战略。可“府城文化”的内涵实质为何？地方民众和政府都莫衷一是。于是当地政府和文化精英群力群策，创造府城文化，具体如下：

其一，以宗祠和家族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具体包括象征正统身份的高爵牌、旗伞，这是隆里没有的文化符号。至此，我们也许更能理解近年来新化地区如火如荼的宗祠修复活动，既出于壮大家族观念发展自身的需求，同时也存在着与隆里等周边村寨的文化竞争。然而，遗憾的是，新化宗祠古建筑群在2011年申报第五批贵州省级文保单位中落选。其原因之一是，县文化局原本打算将整个亮江地区的宗祠捆绑申报，这样无论是宗祠数量、还是建筑风格都成体系，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然而各乡镇之间意见不统一，不愿意放在一起，而隆里宗祠古建群2005年已经获得第四批贵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不能重复申报，如此一来，失利也是意料之中，显然，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资源分配的问题。已是文保单位的隆里宗祠建筑群，由政府拨款得以修复，而新化地区的宗祠修建，只能依靠家族募捐集资，自食其力完成，如此一来更加激发了当地的家族观念和意识。截止2016年底，闵、刘、沈、李等几大宗祠已修缮完毕，成为新化所村的标志性景观建筑。

其二，府城文化包括水龙、舞狮、汉戏等民俗项目。地方政府着力打造隆里“花脸龙”，新化就不能喧宾夺主再宣传舞龙，那就主打“高台舞狮”。为进一步发展舞狮文化，新化开展了“舞狮文化进校园的活动”，教授中小学师生学习舞狮，培养年轻队伍。2005年11月，新化舞狮代表锦屏县出席黎平机场通航庆典活动，获得很大反响。2006年7月，舞狮队又获邀参加“黔东南州建立50周年”演出活动；2007年顺利申报成为贵州省级非遗保护名录，同年12月，受三穗县邀请，前去传授舞狮技术。然而，同是玩龙，水龙与花脸龙的起源传说和动作套路都不同，不过，由于隆里头顶“历史文化名村”等头衔，花脸龙自然也能享受可观的资金、技术支持。对此，新化人有些忿忿不平：“过去，我们也玩龙，后来上级政府要宣传隆里，不让我们玩龙。不过，我们新化的水龙是乌龙，最大的龙，隆里的是蛇龙，就是还不成形的龙。没法跟我们比。”这样的调侃似乎会让新化人心里舒服很多。2010年以来，新化一共举办了三次“舞狮水龙汉戏文化艺术节”，将过去只有用来祈雨消灾的水龙正式引入到“府城文化”的范畴中。当下的情形是，“新化高台舞狮”“隆里花脸龙”已经如影随形，成为当地的文化象征符号。

其三，府城建筑景观再造。作为卫所的新化所村，过去有东、西、南、北四门，尤以龙形隐喻的东门鼓楼为标志性的象征建筑。鼓楼始建于明景泰二年(1451)，几经复修，直至民国初年还保留原样，20世纪50～60年代，为修建新化大桥而拆毁。每每提及东门鼓楼的拆毁，新化所人倍感惋惜，这些带有族群标志的物质景观早已深入到当地人的心里。近年来，为打造“府城文化”景观，在“一事一议”项目的支持下，乡政府决定重修新化所村东、西、南、北四座门楼，此外，还在亮江沿岸修筑凉亭、风雨桥等景观。

值得一提的是，地方政府试图立足于亮江沿岸的田园风光和农业生态文化，进行统一规划，打造“休闲康体文化体验示范区”。将“亮江河湿地康养休闲带”纳入生态锦屏建设的重要议事日程，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分批次进行建设完善。同时考虑将府城文化的保护开发纳入全县“十三五”文化产业发展统一规划，从县级层面成立新化府城文化保护开发委员会，组织专业人士对府城文化进行系统的挖掘梳理。恢复新化府衙、化成书院、古街、古城墙等，将新化府城文化辅助隆里屯堡文化，以此来丰富锦屏文化内涵。[注]内容来自《新化乡关于县《政府工作报告》及全县“十三五规划”内容建议》，2016年2月。

2015年春，新化所东门鼓楼建成，为地方增添了几分古朴典雅的风韵。新化所村乡贤们纷纷吟诗作赋以示庆祝。其中，民办教师吕生员赋诗一首：“瑞气泽新溪，溯千古典迹，尔和辟地，徐广效忠，应阳显武，宗骞殉节，千古贤风芳梓里；祥光沐东阁，缅百年往事，德贞皈依，宪模勤政，定之弘文，正清戎马，百年佳话著古府”。退休教师刘坤汀撰长联：“此地雄矣，东迎旭日西卧蟠龙，已悠悠历史六百年，明时设府衙，清代立所城，民国共和建乡镇， 兼人文荟萃，曾出志士先贤，侍郎尔和义，将军宗骞节，都司应阳孝，知府宪模忠，可谓人杰地灵，直赚得这锦绣河山，承先启后，朱紫蝉联，河清海晏；斯方壮哉，南带碧水，北横翠岭，居泱泱黎庶一千家，庆典舞瑞狮祈雨玩水龙，春节元宵演汉戏，更民俗奇特，有那遗产胜迹，化成书院雅，宗祠亭阁秀，自然风光美，瓜果稻蔬香，实乃物华天宝，唯期冀我家园故土，继往开来，兰桂馥馨，国泰民安。”如此气势，堪比大观楼长联。上述诗作从某个侧面表达了地方文化精英对于府城文化的理解，同时也透露出当地人发展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诉求。今天的新化仍旧保留着逢年过节，婚丧嫁娶撰书对联的文化传统，而这些舞文弄墨的地方文人也备受乡邻敬重。当地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创新，也许就是府城文化的核心。

五、结语

行文至此，不难看出，清水江下游的乡村，受历史上“所不连司，寨不通屯”的空间格局和权力结构的影响，中心村寨极力把持着汉戏、舞狮、水龙的等传统文化特权，维系着地方秩序，并以此为资本在文化资源的竞争中占据上风。而边缘村寨则伺机而动，试图打破传统的乡村秩序。当边缘村寨挑战既有文化阶序时，遭到了中心村寨的强烈抵抗，打破文化垄断的努力任重道远。然而，这样的“中心—边缘”地位也并非一成不变，当政府力量介入，中心也会发生偏离。面对此情形，地方民众借助家族力量，通过建宗祠修家谱，强化群体内部的凝聚力，进行“历史”的再加工，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符号，以此对抗外界的政策压力。

事实上，文化观念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的传承。萨林斯指出，象征性的文化秩序就是一种结构关系。“人们是依据对文化秩序的既有理解，来组织他们的行动计划，并赋予其行动目标以意义。在此意义上，文化在行动中以历史的方式被再生产出来。相应地，由于行动的偶然情境并不必定与某些群体可能赋予他们的意义相吻合，人们会创造性地重新思考他们的惯用图式。在此意义上，文化由此在行动中被以历史的方式改变的。”[7]人们对当下的生活处境去作出新的文化调试，有选择地截取过去的文化遗存进行重组，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结构以及表达形态。由此，文化和实际的生活之间才能够真正相互嵌入性地契合在一起，也才不会出现文化与生活在契合度上的断裂、缝隙以及不合节拍。当社会秩序发生变化，文化势必会发生转型，“面对新时代，能适时提出各种有关文化的新主张，不仅是生活于某种文化中人群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某种文化去应对外部环境的一种必然途径”。[8]在区域文化的再创造过程中，当政府为主的外界力量介入时，清水江下游的乡村文化秩序发生了动荡，但是当地人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历史”之名为话语，不断演绎和丰富着传统文化，以便在当下的社会发展中争取更多的文化资源，进而形成新的乡村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