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秀琴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 人文社科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河西走廊地处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咽喉要道，“是贯通东西的丝绸之路的主动脉，是东学西渐和西学东渐的文化交流融汇的通道”［1］。河西走廊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中转站，促使了西行而来的儒学和东行而去的佛学的融合共生，加之兴起的道教及河西地方文化的交流杂糅，形成了河西走廊多元的宗教文化和民间信仰。河西走廊民间口头说唱文学真实地反映了这种多元交融的文化现象。

河西宝卷和凉州贤孝都是流传于河西走廊，集宗教、娱乐和民间信仰为一体的民间口头说唱文学。它们都是由佛学、儒学、道教及地方传统文化等多种文化资源交流融合而成，“劝善惩恶”是其融合的基点。河西宝卷最早产生于唐代佛教的俗讲［2］2，随后，道教和民间宗教也融入其中。凉州贤孝以宣扬儒家孝道为核心，同时也充满了佛教的因果报应观念和神仙、鬼魂等浓郁的道教色彩。特殊的信仰文化背景，决定了河西宝卷和凉州贤孝在社会文化功能方面的独特价值，反映了河西特有的历史文化、社会信仰和人情风尚，是河西走廊民间信仰的重要载体之一，也是研究河西走廊民间信仰不可或缺的珍贵材料。

河西走廊多元文化共生现象集中体现在河西宝卷和凉州贤孝的“多神信仰”中。在河西宝卷和凉州贤孝唱词中，有一个庞大而驳杂的神仙系统，涉及到数以千计的不同神仙。其中有来自佛教的佛、菩萨、金刚、罗汉等；有来自道教的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太白金星、灶神、土地神、城隍等；还有来自民间的平天仙姑、张四姐、刘香女等；甚至将儒家的文臣武将、地方圣贤等也纳入神仙谱系中。这些来自不同宗教系谱的神灵，不论职司大小，地位高低，都受到河西民众的膜拜与同等的香火供奉，形成儒、释、道、天、地、人诸神共处一室的“多神信仰”体系。

一、多神信仰体系

（一）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是河西宝卷和凉州贤孝中经常出现的天庭最高主宰之神，上掌三十六天，下握七十二地，管辖天、地、人三界，掌管一切神、佛、仙、圣、鬼、人之事。他是民间信仰、道教和国家观念合流的产物，并被人格化、世俗化。“玉皇”“玉帝”的名称“最初出现于南北朝时期道士陶弘景的《真灵位业图》”［3］，是当时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一尊威灵显赫的神，是民众敬天观念的产物，并把他神话、人格化。到了唐代，随着道教的发展，民间信仰中的“天帝”与道教的“玉皇”“玉帝”合而为一，称为“玉皇大帝”。宋代，民间信仰的道教神“玉皇”正式被列为国家奉祀对象，从而，民间信仰、道教和国家信仰合流。河西宝卷和凉州贤孝中的“玉皇大帝”更具人间性，是河西地区老百姓心目中神灵世界的最高统治者，他不但能够洞悉人间的一切善恶，且赏罚分明。大凡修行向善的忠孝贤人，最后都会受到玉皇大帝的封赏和保佑，而作恶不孝之人，则全部都由他下令惩罚。这样一位既可赐福，又可降灾的主宰宇宙万物的天神，诉诸了河西地区民众的民俗心理，也寄托了他们的精神信仰。“信仰实质上是以某种终极性的价值指向作为精神支柱，人接受信仰意味着获得了终极关怀，有了精神归宿，精神家园。”［4］河西民众正是借助玉皇大帝的这种超自然力量来进行自我调适，找寻精神寄托和慰藉，并借此来进行道德教化，教导民众弃恶从善，达到劝善的目的。

（二）太白金星

太白金星是自然界星体 “人神化”的产物。“太白和金星，其实是一回事，指同一星体。太白即金星，又叫太白星，是太阳系中接近太阳的第二颗行星，也是各大行星中距离地球最近的一个。我国古代把金星叫做太白星，又称亮星、启明星、长庚星。早晨出现在东方时叫‘启明’，晚上出现在西方时叫‘长庚’。”［5］太白金星是河西民间信仰中地位较高，影响力较大的神，他是玉皇大帝身边的一位重臣，也是一位“忙神”。“忙了忙了谁忙了，忙了太白金星了。”［6］这样的语句频频出现在凉州贤孝中。他时常充当玉皇大帝的特使巡视三界，监查人间善恶，凡贤人遭到危难，便有太白金星来相救或指点。黑虎星遇难，太白金星化作斑斓虎救难（《凉州贤孝精选·侯梅英反朝》）；孟姜女哭长城，忙了太白金星（《凉州贤孝精选·孟姜女哭长城》）；刘化王认母，忙的还是太白金星（《凉州贤孝精选·李三娘碾磨》）；甚至连祝英台受到恶嫂诘难，也是太白金星及时赶来画符，保护祝英台的清白（《梁山伯宝卷》）……在河西民众信仰中，太白金星已成为救苦救难的化身。

（三）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是佛教大乘菩萨之一，也是最受河西民众敬仰的神灵。在河西宝卷中，观音菩萨扮演的角色和太白金星一样，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手抄本的河西宝卷中，大多数开头都会套用“××宝卷才展开，诸佛菩萨降临来”这样固定的格式，从这特有的开头模式，足见观音菩萨在河西民众心中的位置，也可管窥出河西民间普遍存在的观音信仰。

作为佛教体系的观音信仰，也如佛教一样，在进入中国后经历了漫长的落地生根过程。尤其在宋元以后，随着佛教的世俗化和本土化，观音信仰同时吸收了儒家的伦理观念和仁善思想，成为中国的民间神祗，出现了“家家佛陀，户户观音”的盛况，形成了中国化的观音信仰。

河西民间口头说唱文学是记载河西民间观音信仰的重要文献。在河西宝卷和凉州贤孝中的观音菩萨，虽不是主宰万物的神，不像玉皇大帝一样具有生杀予夺之权，但却是仁慈的化身，总是有宽厚、悲悯的情怀，尽心呵护众生，且法力无边，能够满足人们的种种祈求。既能解救苦难，又能赐福、保平安。河西宝卷和凉州贤孝的故事常有固定的模式，故事中的“贤人”在人间都有种种不如意，受尽苦难，“但他们发心向善，广行善事或立志修道拜神（佛），逆来顺受……在他们危难之际自有神明（太白金星或观音菩萨）前来搭救指点，或者暗中加护，因而出现转机”［2］22。因此，在河西宝卷和凉州贤孝中，观音菩萨几乎是无处不在，无所不能。屠卢公主羞愤自刎，她及时相救，并成就其姻缘（《薛刚反唐》）；玄奘出生面临死亡，她化身老道，送楠木红匣救玄奘到金山寺（《红江记宝卷》）；白玉楼被休，在风狂雪寒的半夜，也是观音庙给了其容身之处（《白玉楼宝卷》）……

（四）平天仙姑

《仙姑宝卷》是张掖人民自己创作的反映当时当地现实生活的宝卷。在此宝卷中，塑造了一个“仙姑娘娘”的女神形象。宝卷中的仙姑“自苦修板桥，越发为善，感动黎山老母”［7］。黎山老母收她为徒弟，她在合黎山借庵修道，经过虎、蛇、魔等的生死考验，终于被封为道教中的仙人。成仙后的仙姑娘娘显威灵，护国佑民，福庇苍生。她不但在与“夷人”（鞑子）的战斗中，设桥救渡三军，用瘟疫、蛇蝎、石头冰箭等制服对方，而且是人间受害者的保护神，经常救苦救难。她救了被欺贫爱富的岳父陷害的周才；救了行善而险遭墙压的王志仁；救了被伯父逼田产而走投无路的单氏母子；还化身尼姑，学目连母亲变狗的故事，将虐待婆婆的媳妇变成“青狗毛身”，严厉惩罚了虐待婆婆的媳妇。在“平天仙姑”身上，既体现了儒家的忠孝节义，又有道家的奇法异数和佛教的影响，成为张掖民众信仰中的“现实菩萨”。

在河西走廊民间口头说唱文学中，除了上述神灵，还有大大小小来自各种不同宗教神谱的神灵崇拜，如王母娘娘、财神、山神、门神、城隍爷、龙王爷、药王爷、阎王、雷神、鬼魂等，各种不同的神灵构架了河西走廊的多神信仰体系。当然，这种多神信仰体系并不是建立在严谨、缜密的宗教观念之上的，而是出自实用和功利的目的，反映了河西民众现实生活中的困扰和需求，也满足了河西民众信仰和教化的需要。它使河西老百姓把造福降吉，免祸消灾的希望，寄托在神的意志上，去祈求神的保护，并通过各路神仙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执行，使老百姓暂时摆脱现实生活中的困扰，把希望寄托于今生的善终或来世的福报，以得到心灵的慰藉，获得生活的信心。

二、多神信仰特征

河西走廊民间口头说唱文学的多神信仰观念，植根于河西走廊这片土地上，广泛地影响着河西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支配着河西民众的精神生活和思维方式，形成了鲜明的特点。

（一）多样性

“多样性”不仅是河西走廊口头说唱文学多神信仰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中国民间信仰普遍存在的一个特点。“中国的民间信仰从远古原始信仰传袭而来，崇拜对象漫无边际，涉及万事万物。不仅有天地、日月、星辰等自然体，还有风、雨、雷、电、虹、霓、云、霞、水、火、山、石等自然物和自然力，还有各种的植物等等都在崇拜之列。”［8］4在河西宝卷和凉州贤孝中，河西民众多神信仰的 “多样性”一方面表现在崇拜对象的多样神格和多样神性方面。他们既崇拜天界的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太白金星等道神，也崇拜佛教的佛陀、菩萨诸神；既崇拜地府的地藏王、阎王、鬼魂，也崇拜龙宫的龙王；既崇拜民间地方神平天仙姑、黄氏女等，也崇拜灶神、门神、财神、山神、土地神、星宿神、雷神、日月神等。“民间信仰的神灵、鬼灵、精灵，不论职司大小，地位高低，性善性恶，一律加以崇拜。”［8］5这些数量众多，来自不同宗教系统的神灵，掌管着三界大小不同的事物，满足着不同层次人的精神需求。

在河西宝卷和凉州贤孝中多神信仰的“多样性”还表现在信仰活动的多方面。既有道场、庙会、法会等群体性的活动，也有许愿、还愿、祭奠、焚香、化表、抽签、求神、献生、献供等个体性质的活动，他们以万物有灵的思想为信念，用各种不同形式的活动对各种不同的神灵进行祭拜，寄托他们造福降吉、免祸消灾的愿望。

（二）功利性

“功利性”是形成河西民间多神信仰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其重要特点之一。“历代民众都是天灾与人祸的主要受害者，是被摧残、被压迫的众多生灵。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渴望并寻求救助，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他们的切身利益。”［8］9当他们一旦遭遇到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依靠自己的力量不能拯救自己、不能摆脱厄运的时候，他们便向各路神仙鬼怪求救，求助于神异力量来帮他们赐福攘灾，并通过这种神异力量达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心理平衡。所以，但凡能满足消灾去难，赐福祈安心愿的佛神、道神、鬼神，他们就都信，也都敬，而且人神之间常常会有“许愿”“还愿”的功利交换。

在河西宝卷与凉州贤孝中，不论是天庭、人间、地府，还是四海龙宫、西天佛国，都以人间为核心构成一个神化宇宙系统。人间从九五之尊的皇帝到文武百官、普通百姓等，凡是行善者，最后的归宿都是进入“天仙道、死生道、人伦道”［9］，或飞升上天，得道成仙，或去西方极乐世界享福，或迅速投胎转世，开始新一轮人生；作恶者则被打入地狱受酷刑，或进入恶鬼道、畜生道。因此，普通民众对于天庭、地狱以及龙宫、西天的崇拜，没有尊卑与大小之分，只有有利与无利之别，他们信奉“礼多人不怪，神多保平安”最为普遍的功利要求，都莫过于求吉避凶，祈福消灾，求得今生的福禄平安与来世的飞升。

（三）融合性

河西民间多神信仰的“融合性”，主要表现为一种跨宗教信仰的重叠式神灵崇拜。在河西宝卷和凉州贤孝中，佛教神、道教神与民间杂神等各种不同宗教系谱的神灵都能够共存互容，享受同等的供奉和祭拜，形成了儒释道三教融合的综合信仰特征。

“宝卷引导人们追求的是道德、行为的修养和完善，‘去恶扬善’，以调适平民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的安定”［2］2。“扬善”是河西民间口头说唱文学的核心主题，也是道德仪礼的根本。儒家的忠孝节义、道家的积善行德、济贫扶危和佛教的因果报应、地域轮回等思想，都在“善”的基础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这在《红江记宝卷》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却说西天大雷音寺我佛如来，择了上元吉日，唤聚诸佛、阿罗、揭谛、菩萨、金刚级比丘僧、尼等众，开讲大乘妙法。正讲到花雨缤纷之际，那金蝉长老却瞌睡打盹，有失礼仪，被佛祖看见，便唤两个金刚，送到南瞻部洲江州城内殷满堂腹中投胎，再磨练一劫。”［10］玄奘由此而生，故事围绕着玄奘的出生及救父救母的过程，先后出现了佛祖、阿罗、揭谛、观音菩萨、金刚、金蝉长老、比丘僧、尼、老道、龙王、护法神、祖先、亡魂、夜叉、龟丞相等庞杂的神灵体系。整部宝卷倡导的就是以“善”为本的道德观和以“忠孝”为核心的伦理观，宣扬儒家的忠孝仁义和伦理纲常。故事中出现的各路神仙中，佛祖高居神仙宝座，他可以召唤或奖惩任何神，其他诸神则根据自己的不同职位，行使自己不同的权力。这样一个完整的神权系统，展现了儒家的核心主旨和社会规则。故事中出现的道教神、佛教神还是其他鬼神，他们的共同目的也都是“去恶扬善”，护佑行善之人，惩治恶人。在这些神灵的庇佑下，行善之人最终都是苦尽甘来，得到善果，或享受荣华富贵，或封官授爵，或修道成神、成仙。作恶之人则或被雷击、或被惩治、或殃及来世，变作畜生；当然，有些作恶之人在贤人的感召下也会改恶向善，得到善终。“扬善惩恶”既成为三教融合的道德基础，也成为三教融合的主要动力，因此，河西宝卷与凉州贤孝以宣扬儒家的仁爱思想为主题，兼收道家的行善积德和佛教的因果报应，使三教文化有机地融合在“多神信仰”体系中，从而实现了三教劝善惩恶的社会教化功能。

三、多神信仰的文化根基

河西走廊民间口头说唱文学的多神信仰，真实再现了河西民众的心理诉求、生命意识与精神追求，折射出河西地区民间文化的内涵。它既是中国传统宗教文化影响的结果，又是河西地区自然环境、生活习俗、社会文化、思维习惯等因素造成的。

（一）特定自然条件的影响

恩格斯说：“一个部落或民族生活于其中的特定自然条件和产物，都被搬进了它的宗教里。”［11］河西民间的多神信仰，是河西特定的自然条件的产物。河西走廊位于祁连山与合黎山、龙首山等山脉之间，地势上呈东南—西北走向，是一个长约1000多公里、宽约数公里至200公里的狭长绿洲地带。河西走廊地貌复杂，高山、丘陵、戈壁、沙漠和绿洲平原相间分布，祁连山深处终年积雪，冰川分布广阔，冰雪融水资源丰富，境内地势平坦、土地肥沃，为不同民族的生存提供了广阔的自然地理空间。河西走廊西部的祁连山草原与北部的蒙古草原，适宜游牧，生活在此的民族也主要以游牧民族为主；在平原地区，则以农耕为主，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使河西走廊形成了以农耕族群、游牧族群和半农半牧族群共生的文化系统和物质空间。

生活在河西走廊这一个物质空间的不同族群的民众，一方面得益于自然界的恩赐，在此处生存繁衍，建设家园，另一方面，自然界又频繁地给他们带来各种灾难，无情地摧残着他们的生命和家园。在自然灾害面前，人类显得十分渺小而脆弱，在无力征服自然界时，河西民众转而对自然界产生了神秘感和敬畏感，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子孙的繁衍，他们把与自身密切相关的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风雨雷电、土地植物等一切自然体与自然力，都当做崇拜的对象。他们信奉万物有灵，认为每一种自然体和自然力背后都有一个主宰神灵，都具有某种神秘的、超自然的神力，都会给人类赐福或降祸。于是，他们把一切希望都寄于天地神灵的保佑和恩赐，不管是佛教还是道教，是妖魔鬼怪还是自然物，是文臣武将还是地方圣贤，都成为他们膜拜的对象。他们祈求一切神灵的慈悲救护，从而产生了多神信仰观念，这不但凝结了河西民众的生存意识与信仰情怀，也是河西地区多元的物质文化结构的表现。

（二）多元文化交融的产物

河西走廊口头说唱文学的多神信仰是河西地区多元文化交融的产物。河西走廊地处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文化联结的纽带和汇聚地，同时也是多民族交流融合的聚居地。正如切排所说：“从河西走廊文化内在结构上看，它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多维文化的交汇。”［12］194历史上的河西走廊，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地，在其发展史上，曾有戎、羌、吐谷浑、吐蕃、匈奴、回鹘、鲜卑、蒙古、突厥、乌孙、月氏、回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和汉族在这一区域内共生共育，各民族之间的碰撞与交流、互动与融合，使河西走廊成为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之地。“从文化视角看，河西走廊的民族文化既包括了汉文化，又有藏文化、裕固文化、蒙古文化、土族文化、哈萨克文化；既有以游牧经济为主的游牧民族文化，又有以半农半牧为主的定居民族文化。”［12］36-37千百年来，这些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一直多元并存，为河西地区的多神信仰提供了信仰基础和广阔的空间，多神信仰的多元化，既是这种多元并存文化包容性的体现，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团结和融合的需要。

河西走廊不仅是多民族文化的并存之地，还是东西文化的交流、融汇之所。河西走廊处于丝绸之路自然条件最优越的一段，是“东学西渐”和“西学东进”文化传播融汇的主要通道。佛教文化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河西走廊是其本土化的第一站。自秦汉以来，河西地区以优越的地理位置、政治的统一、经济的发展以及稳定的社会环境，为佛教文化的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社会保障。众多的僧侣往来于河西走廊，翻译佛经，传播佛教，与此同时，由于中原地区的战乱，一些儒学名士西迁到河西地区，河西走廊成为西域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交融点。东行的佛教与西迁的本土儒学及道教文化在河西走廊上逐渐相融共生，形成了多元统一、兼容并蓄的文化结构，为河西地区的多神信仰观念提供了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