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娟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宁 273100）

胡适不仅是我国白话诗的开创者，文学革命的领导者，在学术上也有不小的贡献。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中国古代拥有不可撼动的地位，但到五四之际，随着新文化运动的爆发，儒学的地位开始被颠覆。在这场用自由民主思想推翻封建儒家思想的运动中，胡适既是倡导者也是实践者。他支持“打孔家店”［1］763，反对儒学独尊。但他并非要打倒儒学，而是以一个真正的儒者身份去改造儒学，给儒学注入时代活力，使其更好地发展。并且，在日常生活和政治活动中，他也时刻以儒家的优秀思想勉励自己，并时刻践行。

一、文学观念中蕴含的儒家思想

（一）发展：“历史的文学观念论”

胡适于1917年1月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著名的“文学八事”，得到了陈独秀、钱玄同等人的支持，很快在国内掀起了文学革命。文学革命必然从文学的载体，即语言文字开始。胡适提出“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他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2］，即白话文学。他从历史发展的眼光出发，指出白话文学才是中国文学的正宗，必须废除已落伍于时代的文言，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文学要随时代不断进步，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种因时而变的思想，早在先秦时期，孔子就已经将之付诸实践，胡适对儒学的改造便是这一思想的体现。正如胡适在《说儒》中指出的，孔子“把那有部落性的殷儒扩大到那‘仁以为己任’的新儒”，“他把那亡国遗民的柔顺取容的殷儒抬高到那弘毅进取的新儒”［3］。除了孔子，师从荀子的李斯，也倡导历史演化的观念。胡适在《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一书中指出：“李斯的建议中的主要思想是根本反对‘以古非今’‘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我们研究了《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的思想，应该可以明白当时思想界的几个重要领袖确是相信历史演化的原则。”［4］他高度肯定李斯等人对“不师今而学古”的反对态度，认为这是值得后人敬仰和学习的。可见，胡适提出“历史的文学观念论”的目的，也正类似于当时孔子所做的“振衰而起儒”的大事业，他旨在改造中国旧文学，借着文学革命，构建与时代相统一的中国新文学。

（二）尚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儒家思想是讲求“尚用”的，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书中评论孔门文学时，就明确指出其“尚用”的特征。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指出中国两千年文学的弊端：“这都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1］54“‘死文言绝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1］56以历史的眼光看，文言的时代已成过去，使用文言教学，只会让教育陷入僵局，日益与现实脱轨。现在所需的教育是能与现实结合，对社会现存问题有指导作用的实用型教育，而要改革教育必然要先从能表达思想的文字开始，要用有生命力的文字——白话，去替代文言，创造出有价值的活文学。胡适这种倡导实用的思想虽然受杜威的实验主义影响，但很大原因是因为杜威的“实验主义”与儒家思想之间存在共通点。正如格里德所说：“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儒学家的反应和实证主义者的反应又是十分接近的”，“胡适觉得最有意义的也正是实证哲学中那些与他所继承的儒家基本倾向十分接近的成分。”［5］52在某种程度上，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可以说是儒家“尚用”思想影响下的产物，胡适所要创造的有价值的活文学，就是“尚用”的文学，这样的文学才能输入新思想，拯救中国落后的教育现状，从而为政治建设打开通道。

二、国故整理中显露的儒学态度

（一）国故整理中高度肯定儒家的自省意识

在自省中求发展是胡适在国故整理过程中一直秉持的态度。胡适认同孔子“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观点，称这是“一个圣人的模仿”，并指出“一个民族也和个人一样，最肯学人的时代就是那个民族最伟大的时代”［6］117。孟子“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的观点也影响了他。他认为：“真诚的反省自然发生与真诚的愧耻。”［6］121真诚的反省才能认识到自身的不足，认识到不足才能找到努力的方向，并通过学习借鉴别人的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在此过程中才能重拾信心。胡适希望在国故整理中反省落后文化的弊端，同时也想找回继续前行的文化自信。1923年，他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倡导大家整理国故，并对国故和国学做出了界定：“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7］研究过去的历史文化，我们理清“国粹”和“国渣”。“国粹”能让我们在面对西方文化的同时坚守民族自信心，不至于走向“民族虚无主义”；“国渣”能让我们知道自身的不足所在，促使我们吸收和引进新思想，不至于成为“民族中心主义”。胡适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中谈到文学进化的第三层意义时指出，因为人类“守旧的惰性”［2］75，对于前一个时代留下的无用纪念品，我们没有及时清除，这些东西如果继续留存，会变成前行道路上的阻碍。因此胡适整理国故要做的就是清除这些无用的纪念品。只有理清中国的思想文化，充分了解阻碍进步的源头，才可以逐步做出改变。整理国故是建构新文化的一部分，正如耿云志在《胡适全集》第1卷序言中指出的“为了改造旧文化，创造新文化，既需要引入新观念、新学理，也需要总结既往的文化遗产”［8］。胡适秉持自省的态度，一心致力于国故的整理，就是要让大家在反省中认清自身，同时也要带着信心去建构新文化。

（二）国故整理中充分重视儒家文献的价值

虽然胡适当时反对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儒学，主张“充分世界化”，但他在整理文献时并没有摒弃儒家文献，他放眼于各家思想、各种体裁，“重估价值”。有研究者指出，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的一系列实践揭示了“现代中国文艺复兴”的一个基础条件：“人文情感和理性精神的全面复苏”［9］，这个观点与胡适所倡导的这一运动的内涵也是相契合的。胡适曾指出：“此一重生的产物带有可疑的西方的外貌。但是，刮掉其表面，你便会发现，它的构成要素本质上是中国的根柢，因大量的风化与腐蚀才会使得重要处更加清楚——由于接触新世界的科学与民主的文明，使中国的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复活起来。”［10］251而此处胡适所指的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在孔孟思想和程朱理学中皆有涵盖。他后来也一再坦言：“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中，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我对十二世纪‘新儒学’的开山宗师朱熹，也是十分崇敬的。”［11］可见，正是因为他深知儒家思想的价值，在国故整理时才未忽略儒家文献。

三、自由民主思想中潜在的儒家底蕴

（一）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儒家自由主义

胡适主张的自由主义，即他所倡导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6］7，并不是只顾个人利益的为我主义。在《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一文中，胡适指出：“‘自由’这个词，并不是外面来的，不是洋货，是中国古代就有的。”［6］17孔子就是自由主义的先驱。孔子的自由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教育方面，胡适高度肯定了孔子的教育思想，指出孔子的教育思想是“民主、自由的教育哲学，将人看作是平等的”［12］。后来胡适在美留学期间，对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广泛接触，激活了他心中深埋的儒家自由思想的因子。他认为要从两个方面去发展人的个性，“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1］614并将个人的个性自由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指出没有自由独立人格的社会国家，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这些思想与儒家思想都有共通之处。

（二）儒家人道和中庸思想下的容忍与自由

胡适一生坚持容忍与自由，这种坚守离不开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胡适儿时父亲便离开了人世，与寡母相依为命，母亲身上体现出来的容忍与平和，对他的一生都有重要的影响。他说“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13］在他的婚姻上，这一点体现得最为突出。他虽接受了新学，成为了出国留洋的高材生，但对于母亲为他包办的婚姻，犹豫过后，最终体谅和宽容还是占据了上风。他带着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的头衔，回家与母亲为他选择的乡村半文盲女子结了婚，并与其相伴终生。儒家的人道观念，从母亲身上学得的中庸思想，是胡适接受这场包办婚姻的重要原因。但作为包办婚姻的受害者，胡适深知这种婚姻观念为男女双方带来的痛苦，故此他倡导婚姻自由。他在《美国的妇人》一文中指出“美国的结婚，总算是自由结婚；而自由结婚的根本观念就是要夫妇相敬相爱，先有精神上的契合，然后可以有形体上的结婚。”［1］628但他也反对不近人情的离婚，他斥责一些留学生接触了西方自由民主思想之后，一回国就马上离婚，这对未接受西方新学的女方来说是不人道的。这并非是胡适对自己接受包办婚姻一事的开脱，而是儒家人道和中庸思想在他身上的体现。在政治上，胡适也一直认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说：“因为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可说了。至少在现代，自由的保障全靠一种互相容忍的精神。”“现代的自由主义，还含有‘和平改革’的意思。”［6］15可见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生活中，儒家的人道和中庸观念，都在他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并伴随他一生。

儒学滋养了胡适，他也为儒学的长足发展做出了贡献。他敢于反省，敢于汲取，有勇气批判，更有能力建构。无论在他的生活还是工作中，儒家思想都已内化为一种修养外显于他的行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