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书亭?

摘要：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受蒙古族草原文化的熏陶，在其散文作品中存在大量的蒙古族民间文学书写印记，并将民间文学资源内化到文学创作中。本文立足于作家对民间文学的运用，通过对民间歌谣的深情传唱、民间传说的文本讲述、民间技法与非虚构性三个方面，探究作品中民间歌谣、民间传说渗透的文化内涵，及其对作家写作的影响，展现作家浓重的草原文化情结。

关键词：蒙古族;鲍尔吉·原野;民间文学;散文创作

当代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从青年时期开始文学写作，一直致力于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领域。其文学创作涉及体裁丰富，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其中散文杂文创作较为高产，文学成就更为突出，题材内容多样，包括描绘自然、描写动物、书写音乐以及单纯抒发情感。作品集有《原野上的原野》、《青草课本》、《善良是一颗矮树》（曾获得第五届少数民族骏马奖）、《流水似的走马》（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鲍尔吉·原野是一位生于内蒙草原，长在草原之外的蒙古族作家，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后裔，无论是血缘还是乡土情结都使其对内蒙古草原有难以割舍的眷恋之情。作家将这份浓厚的草原情融入了文学创作之中，并在作品中展现了具有游牧特色的民间文化资源。游牧散文集《流水似的走马》，描写了内蒙古草原上人们的游牧生活、故乡胡四台的人和物、作家的亲人之间以及草原上的自然生物四个部分，其中不同程度的涉及到蒙古族民间文学内容，作家将其吸收和化用到散文创作中，一方面继承了少数民族民间口头文学的发展，另一方面提高了文学作品的审美艺术。

一、民间歌谣的深情传唱

蒙古族民间歌谣包括咒语、招福词、祭词、祝词、赞词等民间歌谣形式，以及短调、长调、对歌等民歌形式。鲍尔吉·原野将祝颂词与民歌等民间歌谣渗透到散文中，不仅停留于纯文本的借鉴，更执着于表现原生态文化中所蕴含艺术特点、民族情感、和审美价值。

随着草场的沙漠化，牧人生活的现代化，蒙古族民间歌谣正在日益走向枯竭，鲍尔吉·原野通过散文来记录民间歌谣的歌词文本，描述民歌的曲调旋律，从而保存和传承这一原生态民间艺术。牧人虽然不善言辞，性情粗犷，但他们会用头脑中最美好、最形象的词汇来赞颂与歌唱自己的心声。《火的弟弟》中当人们来到博格达山脚下时为圣山念诵了一段祝颂词：“庄严的敖包矗立在了不起的博格达山上，飞鹰是你的信使，走兽是你的仆人。……我们献上礼物，请收下，并请神灵保佑我们的草地按时返青，保佑万物安稳地生活。风调雨顺，天下吉祥。呼来！呼来！”（1）蒙古人用赞词和祭词等歌谣形式与神灵沟通，祈求神的保佑和恩赐，寄托人们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带有原始信仰的痕迹。作品中还引用祭词和民歌歌词，根据蒙古语直译过来，作家兼通蒙汉双语，在转译的过程中使用最贴切的汉语词汇将其表达，尽可能保留文本的原始状态。蒙古族民间歌谣是民众集体情感的表达，也是蒙古人生活情趣的外在表现。辽阔的草原环境造就了蒙古人擅于表达情感的天性，他们用祭词、颂词与神灵沟通来企盼佑护，用歌声与自然对话来表达内心的情感。草原上从来不缺乏歌手，在牧区连稚嫩的孩子也会用唱动人的歌声来表达自己，沉默寡言的牧人也会在草原漫长的时空里高歌几句，作者在散文中提到：“蒙古人节省话语，从古到今，他们省下了无数话语。”（2）作者的笔下记录了歌唱草原的《牧歌》、赞美马匹的《小黄马》、表达爱情与相思的《达古拉》与《东泉》、还有祝酒与赞美酒的《四海》，这些民歌表达了不同的思想感情，或悲或喜，或赞颂或感恩，牧民用歌曲诉说着一切情绪，没有任何隐藏，即使有悲伤和忧愁也会随着一支民歌的结束烟消云散，唱歌成为了他们游牧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民歌久而久之养成了他们豁达粗犷的性格，也是民族精神气质的外化。对这些古老而又独具民族魅力的民间艺术，作家在作品中无不流露出爱惜和赞美之情，散文《阳光碎片》中提到，当自己的侄子唱着流行歌曲时，作者总是难以忍受，他认为民歌是草原的产物，任何轻薄的歌曲会辱杀一切美景，此时民歌已超越其本身，在作家心里这些民间文化遗产是联结人与草原的情感纽带。

蒙古族民间歌谣是草原游牧文明的产物，其承载着蒙古民族特定的社会历史、地域文化以及人文思想，是民众长期以来形成的活态的口传艺术。鲍尔吉·原野钟情于通过文学方式唱响民间歌谣，全方位的把握其语言、音乐、文化的艺术，表现蒙古人的民族情感与审美价值，以此来表达对于草原的深情，使其成为文学作品中典型的文化符号，具有高度的人文情怀和文化传承意识。

二、民间传说的文本讲述

鲍尔吉·原野孩童时期从曾祖母那里聆听了大量的民间传说故事，其父亲是著名的蒙古族民间文学丛书的编著与翻译家，加之作家后期深入草原各地采集民风，蒙古族民间文学与文化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家走田野收集了大量的民间流传的人物传说和风物传说素材，通过散文创作重述草原上动人的传说故事，表现了蒙古人独特的生存哲学和作家个人的现代性反思。

蒙古族民间传说蕴含着民众感恩万物与敬畏自然的生存哲学，先辈们馈赠予后人的古老传说中所隐藏的生存哲学需要被传承，这是蒙古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在蒙古族民间文学样式中，赞颂与感恩是永恒的主题，蒙古人用赞歌传唱祖先成吉思汗的丰功伟绩，也用传说故事一代又一代的讲述着英雄的事迹，《火的弟弟》这篇散文通过主人公班波若的转述，记录他所听到的仁钦口中关于成吉思汗埋葬地的传说，这个故事在草原上被秘密流传，极具传奇性与浪漫色彩，表达了千百年来人们对于圣主的怀念与尊敬。散文中多次出現“老人说”或“《成吉思汗大扎撒》里规定”这样的语言，蒙古人从老人口中和成吉思汗箴言里获得了许多与自然相处的真理，他们用一生践行这些传说中蕴含得的真理，并教育着下一代，牧民依据此在生活中创造了许多有关自然风物的传说，这类传说普遍带有哲理性和教育意义。散文集《流水似的走马》中这一类型的民间传说数量较多，如草原上的土洞里有魔鬼的传说;蒙古人不捡冻石或鸡血石的传说，这样牧人之间约定俗成的并不严肃的草原规矩，一定意义上是对牧民的劝谕与约束，促使他们对自然万物持有敬畏和对草原生态的保护。这类短小精悍的传说可能流传于某些地区的牧民之间，并不被所有蒙古人所熟知，作家将其书写到文学作品中，增加了其流传的范围。

鲍尔吉·原野通过文学的途径讲述民族传说以此来表现个人对于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反思。民歌背后本身就隐含民间传说叙事，《诺恩吉雅》民歌背后的传说故事除了表达爱情主题，更有思念的主题，诉说蒙古人对于远方的思念，而这里所提到远方就是蒙古人的家。作家通过这样一个悲伤的传说故事反映民族的集体情感，蒙古男人在唱这首歌时往往会落泪，相信落泪的真正原因是背后故事所传达出来的难以言表的思乡之痛，还有作家所说的“化学性的因素”，是现代性对于古老文明的消解。散文中写到：“如今草原被侵占，羊群的毛绒里落满煤灰，草原和‘草原者两个字正在风干，它最终要去的地方只能是辞典。”（3）草原正在以词语的方式被记录到辞典中，真正意义上的草原以及草原文明在消失，蒙古人如同远嫁的诺恩吉雅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家，草原文明在伴随着草原生态的恶化而逐渐遗失。虽然草原上流传着不准在土地上乱挖洞的传说来抑制土壤的沙漠化，但现代人依然大规模的在草原上开矿，违背牧人们世代的约定。散文中多次提到关于蒙古人对于人类自身思考的传说，人类由于饮食太过杂乱，身上带有污浊的气味，有些动物是排斥人类的，作家借用此传说，更具有几分讽刺意味。现代人随意捕杀动物，肆意破坏草原，人类以高级进化物种自称，却常常暴露出最低级的行为，发人深思。

蒙古族民间传说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更具有深刻的文化价值，体现了蒙古族民众独特的生命观与宇宙观，鲍尔吉·原野将不同题材的民间传说架构到文学写作中，部分传说具有地域性特征，流传范围有限，作家通过文学书写中将其记录与传播，进而使其得到良好的保存与传承，同时表现了草原人心存敬畏与感恩自然的生存理念，引发人们对于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审视，寻找正在消失的土地和古老文化。

三、民间技法与非虚构性

民间文学是作家天然丰厚的文学资料库，为作家的文学创作输入了鲜活的血液，新时期蒙古族作家从神话、史诗、传说、歌谣等民间文学样式中采集素材，进行文学加工，不断探索书面文学与口承文学的互文性发展，同时运用其题材内容、创作技巧、语言表达等特点进行文学创作。如郭雪波与满都麦等蒙古族作家的小说创作从神话史诗、传说故事中提取文学素材，增加了小说的叙事空间，提升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鲍尔吉·原野无论在创作思维还是文学表达上都深受民间文学的滋养，广泛吸收和化用民间文学的创作技巧与艺术特点，创作出“蒙古族民间歌谣式”散文与具有“非虚构性”特点的散文作品。

鲍尔吉·原野将民歌的创作技法运用到散文创作中，使散文作品呈现出民歌式的特点。如《蒙古高原礼赞》中出现的杂文，都是以“歌声：……”这样的题目出现的，歌颂泉水，歌颂树木，歌颂万物等，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歌声：炊烟在毡房顶上等我》中“小兔子，你打一个滚能有多远？如果我是兔子，要打多少滚才能回到东蒙古的家……。”（4）这篇杂文一共六句话，篇幅短小精炼，其中前四句句式相同，工整而富有节奏，具有民歌重复叠唱的特点，富有音乐感，描绘性的语言生动，似歌词内容一般形象传神：“炊烟站在毡房顶上等我，松树站在山峰顶上等我，马鞍在白马的背上等我，新娘在嫁衣的丝线里等我，”（5）这里表现了作者对家的依恋之情，并采用民歌比兴的手法，将兔子打滚比作自己回家，来形容家的遥远。蒙古民歌的典型特征是民众用最天然质朴的歌词描绘物象，叙述故事，用悠长且高昂的曲调表达情感，歌词擅用比兴的手法，人们往往在歌唱某一事物时先用其他物象作比喻，这个物象在生活中与人有着紧密的关系，然后再抒发歌唱者的情感，此时的情感才最为淳朴真挚。《珊瑚》中在赞美红珊瑚的纯净美时引出一首关于爱情的民歌，镶嵌着红珊瑚的白银戒指也可以用它的特殊方式唱出蒙古族民歌，将珊瑚比作姑娘达古拉，将白银比作一位小伙子，纯净的白银戒指镶嵌着红珊瑚，和谐完美，象征着人们纯真的爱情，通过这样大手法对事物加以形象化的比喻，开拓了散文的想象空间，增加了散文的意境美。作家笔下的部分散文模仿祭词与颂词的口吻，如在歌颂火苗时的描述：“五种颜色的绸缎捆住羊的胸脯肉，献给火神，酒和黄油献给火神。平日里沉默的诗歌，今天念给火神。请接受我们的心意。”（6）这样的文字像是蒙古族的祭火词，既写出了祭祀贡品部分，也表达对火神的敬意，内容淳朴自然，感情真切流畅。

民间传说本身就是散文叙事文体，所叙述的内容在讲述者和听众看来是真实存在的，是民众有意识艺术思维的结果，毋容置疑其中的非虚构性。鲍尔吉·原野长期受蒙古族民间传说的滋养，其叙事散文呈现出明显的“非虚构文学”的特点。非虚构写作是要凸显叙述者的介入性力量，写作者不僅仅是由外部进行观察，还要有主体的参与和移情，道德的敏锐性和情感的细致性成为关于“非虚构”的基本特征——一种既不同于虚构文学又不同于社会科学的准人类学方式。（7）鲍尔吉·原野的叙事散文往往出现在场式的叙述表达，以第一人称作为叙述视角，文本所呈现的内容尚可看作是作家深入牧区的田野笔记，描述的内容真实自然，流露出真情实感。比如《火的弟弟》描写的就是作家到马倌班波若家采访的一段经历，作家以采访者与被采访对象班波若的对话被完整的呈现在作品中，然后通过班波若的回忆展开叙述，作家既是听众又是叙事者，并将个人的情感体验与价值判断转化到班波若的身上，读者毫无察觉，这样的写作方式减弱了作品的虚构性，使其无限逼近于真实，拉近了读者与散文的距离。民间传说在流传的过程中，每一个听众都认为讲述的内容是真实存在的，只是被历史所洗礼，实际的流传过程中，民众会受社会文化与个人情感体验的影响增删内容，甚至不同地区会流传出不同的版本，但人们相信故事核是真实的。散文《我认识的猎人日薄西山》，同样具有非虚构性的特征，作家亲眼目睹了猎人端德苏荣病痛交加的样子，同时从他的口中听说了罕山里动物的故事，作者既是文本的叙述者也是整个采访的参与者，作家关注到了猎人与草原上动物的关系，即使是最残酷的猎人也会在逝后将自己的献给山上的动物，既带有赎罪的观念，也体现草原人尊重万物，一切平等的生命意识。

民间文学赋予作家丰富的灵感与经验，鲍尔吉·原野巧用民歌创作的艺术技法，创作了“蒙古族民歌式”的散文作品，营造了浪漫的抒情意境，使文学作品具有音乐的美感和灵动性。同时延用民间传说的艺术特点，创作“非虚构性”的散文，通过文学的“真实”满足读者的审美期待，唤起读者最朴素的情感和深度的思考，并以此来获得人们对真实草原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