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苑婷

第一次看卡神的电影是在高三课堂上。那年《阿凡达》上映，我们小地方的电影院好些年前就已经关掉了，因此无从得知电影上映的消息。按理说高三的生活也该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但好在我的高三似乎是一个例外：身在文科实验班，老师对我们格外宽容，担任年级教导主任的数学老师每天笑脸相迎、刻意制造出轻松的氛围，班主任号召全班每天傍晚打羽毛球、自由运动，在天还光亮着的四五点，班上同学就已经和脱缰的野马一样跑出教室了。

那会儿，好像整个年级的语文老师都喜欢看电影，比如我们的寒假作业是看《宾虚》《阿拉伯的劳伦斯》。不知从何时开始，全年级形成了一个各班分享电影资源、投影公放的优良风气。一般是课间或者班会，有时候电影太长了，就留到放学后继续，想看的人羽毛球也不去打了，痴痴望着投影幕布。

如果没记错的话，《阿凡达》是语文老师推荐的。她是个说话直接的爽快人，好恶鲜明，也不跟学生摆架子，她点着头说好的东西，一定是真好。何况那时候，《阿凡达》的口碑已经传遍年级了，每个班来分享片源的人都问：“你们看过《阿凡达》了吗？据说超好看！”

心心念念着，终于在某一次课后，教室窗帘拉好、灯关上，翘首等来了。教室里的投影设备只能满足最基本的上课需求，纳威人深蓝色的皮肤在幕布上看起来像褪了色，3D效果更不用提，但没人在意——大家完全被阿凡达的世界吸没了魂儿。

我甚至记得自己当时坐在教室的哪个位置，为杰克制服了神兽、在悬崖山巅之间俯冲翻转而心潮澎湃，为杰克和妮特丽触须相通而心流满溢，为纳威人在巨大神树前祈祷而一同哭泣。人在心神被震撼的那一刻，会像拍照一样在记忆里为那一刻定格，《阿凡达》于我而言，便是留下定格的电影——在座位上抬头蓄着眼泪的我，置身无名之处，却仿佛心在湛蓝野外。

就这样记住了詹姆斯·卡梅隆。《泰坦尼克号》反倒是几年后在大学才终于找出来看，原以为已经对这个故事梗概烂熟于心，这样一个简单的海难加爱情的故事，能拍出什么花儿来呢？直到在银幕前哭到哽咽喘不上气，才终于承认经典成为经典总是有它的道理的。

我一直以为所有人都会将卡梅隆封神，这件事似乎最自然不过了——世界票房排行榜的前两名都是同一个导演的片子，这人该有多厉害，怎么可能有人不知道他？直到操作选题时我才发现，对国内大众来说不熟悉卡梅隆才是正常又普遍的现象，这大大冲击了我的认知。当我极度兴奋地告诉一名学金融的大学朋友我采访了卡梅隆时，他也十分兴奋：“真的吗！卡梅隆·安东尼？”

2019年第5期封面报道《 双面卡梅隆》

实事求是地说，许多人对三四线明星八卦的兴趣，比对某个世界级大师的兴趣要大得多。在许多次诸如此类的认知撕裂中，我逐渐变得立场模糊：我究竟在为谁写作？对于一个已经上过一次本刊封面的重磅采访对象来说，再写一次，哪些信息是可以省去的，哪些是依然必要的前情和铺垫？

我试图在文中写出某种反转，还原一个被看作神、大帝的人的另一面，作为公认的挑战者，他内心也有极标准、工整与传统的一面，但现在看下来，似乎因为聚焦不够集中、论据不足而显得有些失败，甚至自己也会想，这是不是一种刻意的贴标签行为？最近常感到言语采访的局限与无力，原因也在此。想在公关严格管控且时间短暂的谈话环境中寻求自然與真实，这听起来像一则反讽。在等待采访时，上一家颇有些名气的采访者刚迈出门，极生气地说了一句：“What the F***？”情况是，在没有任何提前告知的情况下，每家媒体针对主演、制片人的采访时间都被压缩了一半。

唯一的安慰是，有限的真实依旧可以获得，如果那些吉光片羽般被撷取的片段还能说明些什么的话。而关于标签和评价，早有一位采访对象和我说过：“不要听那些鸡汤自欺欺人了，现实一点，我们人类，不就是在评价别人和被别人评价里生活至今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