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倩 王勇

摘 要：感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为中华文化主导者的儒家富含丰富的感恩思想。文章从先秦时期儒学思想的兴起到汉儒受到佛教、道教的挑战，失去封建正统地位这一段历史时期儒学道德中的感恩思想，旨在回到中国传统儒学的原点汲取感恩思想，为今天在中国弘扬感恩文化找到历史的根基，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让古代感恩思想在当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推进中国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关键词：传统儒家;道德;感恩;历史演进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时，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1]”

感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表现在忠孝节义等道德规范中[2] （p.79-80）。作为中华文化主导者的儒家推崇的“仁义礼智信”五常就是感恩思想的重要体现。传统儒家道德初始于殷周时期，鼎盛在西汉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东汉时期逐渐衰落。

一、以“仁”为核心的儒学感恩思想崭露头角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儒家思想产生与初步发展时期，作为百家争鸣之一的儒家，以仁、义为最高的道德理想，成为先秦时期最有影响的学派之一。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言：“杀身成仁”，亚圣孟子讲“舍生取义”，孔子把“仁”作为人的最高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形成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包括孝、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组成的整体的道德规范，这些道德规范无不体现出感恩的思想。在这套感恩的道德规范体系中，孔子把孝、悌作为人之本，视孝悌为基本的感恩道德品质，在《论语.学而》中孔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敬父母要做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可以看出儒家文化认为从爱惜身体到扬名天下都是为了感恩父母。除“孝”的这种本义外，先秦时期的“孝”之思想还推延至尊敬老师，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将老师的恩情比同父母，《荀子.礼论》：“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利之三本也。”把教师纳入了天、地、君、亲的行列。孟子从性善论的基础上推而广之，衍生出大爱，“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3]（p.111）”，将孝观念辐射至“仁”，要求人们博爱众人，子曰：“仁者，己欲立而先立人，己欲达而达人[4]（p.850），强调推己及人，学会考虑他人，感念他人对自己的恩惠。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感恩的对象进一步扩大，强调施恩方和受恩方的平等互爱，即使在对立的阶级关系中，孟子主张“民为贵”、“君为轻”，过分突出小农利益，儒学不但没有得到当时统治者的赞赏，还在秦始皇时"焚书坑儒"受到重创，加之当时汉字尚处于雏形，不具备准确表达的功能，正统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

二、以孝为核心的感恩思想经历盛衰跌宕

西汉初年，汉高祖总结秦亡教训，选择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同时兼采各家思想的适用部分作为自己的统治思想，其中“以孝治天下”的思想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孝经》经学地位的确立，汉初以孝为核心的感恩思想在理论上的变化[5]（p.84）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实现了孝观念从家庭道德观念向社会道德观念的理论转变。《孝经》第一章《开宗明义》说，孝是先王的“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明确提出宣扬和推行孝道的目的在于把孝作为建立新型社会秩序的指导思想，以孝治理天下;其二，忠孝一体，孝父与忠君一理。《孝经》把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混为一理，认为家是缩小了的国，国是扩大了的家，家庭是治国平天下的出发点，从而将君主与社会成员的关系说成是父子关系。这就使孝的意义有了新的引伸。而真正能反映西汉人对孝道予以理论深化的代表性观点，当首推董仲舒的“三纲五常说”，他根据阴阳五行说中的“阳尊阴卑”的理论，把人间的尊卑关系和自然界的秩序统一起来。《孝经》上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孝是天经地义，并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说”和“仁义礼智信”的“五常”说。在张锡勤先生看來，三纲是五常的前提、依据，而五常又是对三纲的必要补充，是三纲得以实行的道德保证。至此，由三代而来的处理人伦关系的以孝德为核心的感恩思想被正式定为封建纲常，成为助长封建专制主义的工具。东汉儒学继承董仲舒的思想，《白虎通义》指出，五行的行，体现着天意。“五行者，何谓也？谓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为天行气之义也。”五行体现于伦理，则是君臣父子的关系。“子顺父、臣顺君、妻顺夫何法？法地顺天也。”汉代儒学借助阴阳五行学说，增强封建伦理纲常的说服力，以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这样的以孝德为核心的感恩思想，不同主体感恩的对象、方式各不相同，且主体之间是单向的。天子感恩天地，“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诸侯感念君恩，“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卿大夫感念君恩，宗族之恩，“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士人“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庶人之孝：“用天之道。分天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6]（p.27）。这就是说，天子当以治理好国家为回报天恩，诸侯要能保住自己的国家社稷为己任，报答君恩，卿大夫的孝要保住自己的宗庙祭祀，士人孝敬父母，但还要顺从君主、官长，汉代及其以后的社会，用得最广泛最普遍的还是士人之孝。

汉朝以后，儒学的正统地位受到佛教、道教的挑战，加上传统儒学过于注重感恩形式，忽略感恩的本意，而受到来自王充的天道自然观念的驳斥，强调“孝不以诚，慈不任实”就不是感恩的本意，传统儒学发展出现衰落现象，难以与当时兴盛的玄、道、佛争锋。晋时名士荀崧说“自丧乱以来，儒学尤寡”（卷75《荀崧传》），特别是到西晋末，玄学炽热，形成“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崩乐坏”（卷75《范宁传》）的局面。尽管整个时期儒学发展低迷，但仍然有颍川荀氏、汝南袁氏、琅琊王氏、太原王氏等家族对儒学的坚守与传播，他们努力传播儒学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孝亲、祭祀祖先等感恩观念，并以此教导自己的子孙后代。其中尤以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他以儒家思想为标准，“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卷1《序致》）[7]（p.154），他不仅教导孩子感恩父母，还提出父母感恩孩子的方式，“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骨柔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在《终制》篇强调，“四时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亲，不忘孝道也”。在感恩君主方面，颜之推提出因时因世选择感恩忠君的方式，所谓 “未知事君者，欲其观古人之守职无侵，见危授命，不忘诚谏，以利社稷，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卷3《勉学》），同时还将忠君世俗化，“诚臣徇主而弃亲，孝子安家而忘国，各有行也”（卷5《归心》）。颜之推还教导人时时处处应心存感恩之心， “穷鸟入怀，仁人所悯，况死士归我，当弃之乎？”颜之推及其后人对儒学的传播，影响范围毕竟有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犹如沧海一粟，终不能改变儒学的衰落的时代趋势。

这一阶段可以说是感恩思想伴随着汉代儒学的兴衰经历的跌宕起伏，一方面继承了先秦儒学的仁义的感恩思想精华，另一方面也兼容吸收了陰阳五行之说，成就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大一统的儒学理论，儒学因此达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巅峰，峰回路转，汉以后儒学的正统地位受到佛教、道教的挑战，逐渐走向衰落，而感恩思想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融合和丰富。

参考文献：

[1]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2]罗国杰.“孝”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J].道德与文明，2003（3）.

[3]孔子等.《论语.中庸.大学》[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3年版.

[4]孔子等.《论语.中庸.大学》[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3年版.

[5]邹效维，解保军.孝观念的历史演进及其现代意义[J]学术交流，1997年第四期.

[6]李申.简明儒学史[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6）.

[7]洪卫中.颜之推对儒家思想的坚守与世俗化传播——以《颜氏家训》为中心的考察[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