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思喆，张金铣

（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合肥230039）

北宋承五代“礼乐崩坏”之后，中央集权制度遭到破坏。“太祖始革五代之弊，创立法度；太宗克绍前烈，纪纲益明”[1]，由此而形成的“祖宗之法”为真宗以后诸朝所尊奉。然太宗即位之初即有对“无为而治”的向往，君臣之间屡屡谈论“无为之道”“清静致治”，但受制于周边环境和时代潮流，其政治理想未能付诸实践。学界已经注意到，宋初有黄老思想兴起的现象。王瑞来《略论宋太宗》指出宋太宗在对辽战争连续失败后，转向守内虚外的国策，与这一转变相应的，在政治思想上也逐渐提倡黄老之学[2]。唐兆梅《略论宋初的黄老思想》认为在宋初儒释道兼容并包的思想环境下，黄老思想的流行也为新儒学的诞生准备了条件[3]。张国《中国治国思想史》也认为宋太宗武运不济，从而转向文治，提倡黄老之学，并因此促进宋初的文化的发展[4]。李华瑞《宋初黄老思想三题》则认为宋初统治者确实重视过黄老思想，但黄老思想并非宋初政治上的指导思想[5]。本文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试图考察宋太宗“无为”思想与实践的演变过程，并阐释在宋初的历史条件下，宋太宗无法很好地施行“无为”思想治国的原因。

一、理想：宋太宗对“无为而治”的向往

与宋太祖久处行伍不同，宋太宗自幼勤奋好学，“工文业，多艺能”[6]53，自称“朕无他好,但喜读书,多见古今成败,善者从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7]当政后，宋太宗仍读书不辍，并期望从书本中寻求治国之道。淳化五年（994），苏易简在《时政》中写道：“‘上自潜跃以来，多详延故老，问以前代兴废之由，铭之于心，以为鉴戒。’上来数事皆史传不载，秉笔之臣得以记录焉。”[8]以上可以说明，宋太宗具有形成政治理想的文化基础。

恭惟先皇帝推诚损己，焦思劳神……生灵是念，稼穑为忧。罢非理之差徭，去无名之侵耗。不贪游宴，尽去奢华。减后宫冗食之人，停诸司不急之务。方岳止甘鲜之贡，殿廷碎珠玉之珍。狱讼无冤，刑狱不滥。凡开物务，尽立规绳。予小子缵绍丕基，恭禀遗训，仰承法度，不敢逾违[9]。

太平兴国三年（978）四月，清源军节度使陈洪进上表献漳、泉二州。同年五月，宋太宗降下《陈洪进纳土曲赦漳泉德音》，其中有“必令其万户千门，永乐于轻徭薄赋。凡尔众庶，当体我怀”的语句[11]。这则材料与上则史料类似，并未明确指出“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但透露出与“无为而治”相类似的政治追求。太平兴国七年（982）十月，他对近臣说：“朕每读《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尝不三复以为规戒。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12]528

就这番对话的背景而言，太平兴国四年（979）北伐后，边境仍时常爆发冲突，上书者希望安定民心，因此宋太宗下令沿边军州县，不得无故出兵。然后才有上述宋太宗与近臣的一番对话，宋太宗在这里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早在雍熙北伐失败之前，宋太宗就已经将“文德致治”放到了与武功相当的位置。

因此，笔者认为宋太宗在统治初年并未形成系统的政治理想，但其与“无为而治”相近的政治理念，是其在统治中后期形成明确的“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的观念基础。因此，简单地认为宋太宗在两次北伐失败之后才转向“无为而治”是不确切的。

太平兴国三年，“太宗皇帝以海内混一，四方无虞，乃于江南置太平军，江北置无为军，取太平无为之义。”[13]五年（980）五月，宋太宗作端拱楼[12]475。雍熙五年（988）正月，宋太宗改年号为“端拱”。“端拱”一词语出《庄子·山木》：“颜回端拱还目而窥之。”其本义是指正身拱手。后在《魏书·辛雄传》“端拱而四方安”里延伸出君王无为而治之意[14]。

淳化四年（993）十月，宋太宗与辅臣的一番对话，则清晰地表明了其政治理想。

丙午，上曰：“清净致治，黄、老之深旨也。夫万物自有为以至于无为，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至如汲黯卧治淮阳，宓子贱弹琴治单父，此皆黄、老之道也。”参知政事吕端等对曰：“国家若行黄、老之道，以致升平，其效甚速。”宰臣吕蒙正曰：“老子称‘治大国若烹小鲜’。夫鱼挠之则溃，民挠之则乱，今之上封事议制置者甚多，陛下渐行清静之化以镇之。”[12]758

这则材料宋太宗由黄老之学入手谈论“无为而治”，得到了宰相吕蒙正和参知政事吕端的赞同。其实吕蒙正在淳化四年十月拜相之时的制词中，宋太宗已经通过“汝其荐药石之谠言，辅兹不逮；赞金玉之王度，致于无为”[15]的语句表达了“无为而治”的期许。类似地，吕端在至道元年（995）四月拜相的制词中，也有“汝当思尧舜以致君，无使其不及；体黄老而行化，用致乎无为”的寄语[16]。

淳化五年九月，宋太宗对皇子开封尹寿王元侃（后即位为真宗）的一番颇有政治意味的告诫可以别为佐证。

城乡规划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它对城市的建设和运行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城乡地理空间布局仍然是城乡规划所关注的重点，因此，城乡规划的顺利开展离不开测绘数据的支撑和保障。对海量数据进行快速的采集、存储、加工、解析、价值提取以及集成展示是测绘地理大数据最核心的价值，我们可以把测绘地理大数据比作成城乡规划工作的一种矿产资源，它为城乡规划业务带来了新的分析手段。总的来看，测绘地理大数据条件下的城乡规划具有以下特点：

上谓寿王曰：“夫政教之设，在乎得人心而不扰之尔。得人心莫若示之以诚信，不扰之无如镇之以清静。”[12]797

对于宋太宗的施政措施，时人也有总结性的评价。例如宋真宗即位初年，历事三朝、久在禁林的宋白在《修相国寺碑记》中评价道：“太宗皇帝德合天地，明齐月日……既而麟凤效祥，草木呈瑞。垂衣端拱，二十二禩。”[17]这篇碑记虽是称颂溢美之辞，但大致还是点出了宋太宗施政的精髓。又如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九月，直集贤院富弼上疏道：“窃闻太宗皇帝初实内帑，尝谓侍臣曰：‘河东敌境甚迩，吾必取之，至时不免扰民。今内帑所积，以备调发。’盖重扰民也。……而反靳中府无用之物，扰四方已困之民，惜财费人，非太宗皇帝之用心也。”[12]2930

但“无为而治”的思想在当时并不为宋太宗所独有。雍熙三年（986）的第二次伐辽战争，旷日持久，河朔百姓疲于供应前线粮草，民力近乎耗竭。因此，两朝元老，时为武胜军节度使兼侍中的赵普在雍熙三年五月上书请宋太宗提前班师。其中有“又何必劳民动众，卖犊买刀！有道之事易行，无为之功最大。如斯吊伐，是为万全”的表述[12]615。在得到宋太宗的批答后，赵普再次上表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观点，“所宜端拱穆清，啬神和志，以无为无事，保卜世卜年，自可远继九皇，俯观五帝……”[12]617

太平兴国八年（983），右补阙田锡在奏疏里提道：“君道务简，简则号令审而人易从。”[12]563端拱元年（988）正月，右拾遗王禹偁“即日献《端拱箴》以寓规讽”[6]9793，其中写道：“行乎大中之道，渐乎无何之乡，游神乎简易之域，息虑乎清静之场。”[18]同样在端拱元年，著作郎罗处约在奏疏里提道：“伏望法天地简易之化，建洪范大中之道，可以亿万斯年，垂衣裳而端拱矣。”[12]661知制诰王化基在《上清太平宫钟记》里提道：“皇上富有瀛海，端居穆清，法虚无以用心，贵慈俭以为宝”[19]412。淳化二年（991）正月，监察御史张观针对宋太宗种种越权指挥，混乱职权的做法，作《上太宗乞体貌大臣简略细务》疏，其中提道：“幸望端拱凝旒，回视反听，释寻常之务，养浩然之气”[20]。

王禹偁、罗处约和王化基的文字即使是对宋太宗改年号之举的一种回应，也寄予了他们对未来政治走向的一种期许。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们以上文字为何密集地出现于端拱元年这一现象。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无为而治”应当是宋太宗一朝的君臣共同政治理想。至于这一思潮产生的缘由，大的背景是是唐末五代以降，百年离乱，人心思安的一种表现，另一方面也是对宋太祖宽简民力政治思路的一种延续。

二、徘徊：宋太宗进退失据的治国实践

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吕太后本纪》中所阐述的，“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21]，宽减刑罚是“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中的重要内容。宋太宗实施其“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重点也是宽减刑罚，完善断狱制度。

早在太平兴国二年（977）四月，宋太宗即位之初便“降诏恤刑，自是每岁夏首常举行之”[12]404。太平兴国六年（981）三月，宋太宗“不欲天下有滞狱”，诏称“长吏每五日一虑囚，情得者即决之”，并建立断狱程限，“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不须追捕而易决者无过三日”[12]491。受汉代以来的“天人感应”的思想的影响，宋太宗每当雨旱为灾或天象有异时，首先想到是人间有冤狱，例如淳化三年（992）五月，“上以久愆时雨，忧形于色”，于是“遣常参官十七人分诣诸路按决刑狱”。对于州县常出现的滞狱问题，宋太宗令“转运使案部，所至州县，先录问刑禁”[12]736。

如果说“慎刑”充分体现了宋太宗“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租负在轻与重之间的徘徊则体现了宋太宗在“有为”与“无为”之间的进退失据。

在理念上，宋太宗曾相当明确地表示“无致厚敛于下”[12]718，这一理念指导下的举措也清晰地体现在诏令之中。例如淳化元年（990）二月发布的《诸处鱼池任民采取诏》：“诸处鱼池，旧皆省司管系，与民争利，非朕素怀。自今应池塘河湖鱼鸭之类，任民采取。如经市货卖，乃收税。”[22]其中“与民争利，非朕素怀”之语，阐述了其发布这一诏书的动因是不愿意夺民之利，而这又是“无为而治”中不扰民的体现。与之类似，淳化二年二月《裁减市征所算名品诏》：“关市之租，其来旧矣。用度所出，未遑削除；征算之条，当从宽减。宜令诸路转运使以部内州、军市征所算之名品，共参酌裁减，以利细民。”[23]其实，早在太平兴国七年八月，宋太宗就已经解除了一些物品的官府专卖，“己卯，诏川峡诸州官织锦绮、鹿胎、透背、六铢、欹正、龟壳等悉罢之，民间勿禁。”[6]68-69

淳化二年四月，面对盐铁使李惟清上奏的账式，宋太宗颇为痛心地说“费用若此，民力久何以堪！”；但当李惟清以“边事未宁，屯兵至广”的理由解释时，宋太宗又言：“此一时，彼一时也……”[12]714。时势使然，即使古代帝王依然无法避免自己的政治理想被现实裹挟。观念上的自相矛盾自然也就造成了实践上的混乱。

太平兴国二年二月，宋太宗采纳有司言，诏江南诸州县“凡出茶州县，民辄留及卖鬻计直千贯以上，黥面送阙下，妇人配为铁工……茶园户辄毁败其丛株者，计所出茶，论如法”。同时，再次应有司之请，“凡舄土卤水民并不得私煮盐，差定其罪，著于甲令”，李焘于随后将宋太宗时的盐禁与宋太祖时的盐禁做了比较，“于是比乾德之禁，增阑入至二百斤以上，煮鹻及主吏盗贩至百斤以上，蚕盐入城市五百斤以上，并杖背黥面送阙下。”[12]398-399同年三月，宋太宗采纳香药库使张逊的建议，设置榷易局,用官库中的外国香药、宝货加价与商人交易，实行的第一年就得获得三十万贯的收入，“自是岁有增羡，卒至五十万贯。”[12]401

至于京西北路榷酒的先榷后开，则鲜明地体现了宋太祖在“有为”与“无为”之间的徘徊。太平兴国二年十月辛未，京西转运使程能认为在陈、滑、蔡、颖等州榷酒，可获大利，宋太宗采纳了这个建议[12]414。但自从施行榷酒官酿以后，官酒的质量一直不佳，乃至无法饮用，“民被其害，州县苦之”。至于宋太宗，则是了解京西榷酒的弊端的，于是在淳化五年四月下诏“募民自酤，输官钱减常课十之二，使其易办”。其时距程能榷酒已过去十七年，距宋真宗即位已不足三年。或许是因为长期榷酒民间酿酒产业的破坏，“后民应募者寡，犹多官酿”[12]780。

在个人生活上，宋太宗确实不尚奢华，正如他自己所言“盖念机杼之劳苦，欲示敦朴，为天下先也”[12]558。又如淳化元年八月，宋太宗令“左藏库籍所掌金银器皿之属，悉毁之”。有司认为其中有做工精巧的可以保留，宋太宗说：“将焉用此？汝以奇巧为贵，我以慈俭为宝”，最终全部毁掉[12]704。但古代帝王因为常常拥有绝对的权力，所以面对自己喜好的东西常常无法自控，不过所耗费的只是国帑民财罢了。宋太宗欣赏佛教的某些观点，并将佛教的某些观点与自己的政治观点相互比附。正如他自己所说“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凡为君治人，即是修行之地，行一好事，天下获利，即释氏所谓利他者也”[12]554。对于崇佛的弊端宋太宗是有一定警惕的，他曾经于雍熙二年（985）二月下诏禁增置佛寺。[24]但宋太宗又派遣使者前往杭州取来佛骨舍利，并在开封府的西北角造塔以备供奉。这座舍利塔的建造“所费亿万计，前后踰八年”。此塔于端拱二年（989）八月完工。此时，知制诰田锡上疏说：“众以为金碧荧煌，臣以为途膏衅血。”[12]686

另一方面，宋太宗对国家财用开支，又是十分关注的，如他自己所言“以至有司常职，米盐细事，朕亦不惮劳苦，并躬亲裁断。”[12]822但换一个角度说，“有司常职”也加以干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越俎代庖。下面试举两个例子。淳化四年二月戊子，有司上言有上万段破损油衣帐幕要毁弃，宋太宗下令将其煮洗，染成旗帜数千[12]746。作坊染制需要用到蒿，制作弓弩需要用到牛筋，宋太宗在淳化五年五月下诏“自今染作以木杮给之；造弓弩，其纵理用牛筋，它悉以羊马筋代之。”[12]785其目的是保护耕牛，从而保护农业生产。上面举的例子固然客观效果是节省财政开支并且保护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正如知制诰田锡在端拱二年十月所言“上侵下之职而烛理未尽”[12]689。与之类似，前述监察御史张观在淳化二年正月所上奏疏指出的也是这个问题。这种做法并不符合儒家所谓为政以简之道，当然也不符合其所具有的“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

如果说宋太宗在西北两面与李继迁和辽国用兵尚且具有战略意义，那么在西南交州用兵则是宋太宗好大喜功的体现。太平兴国五年（980），知邕州侯仁宝为了立功，上奏认为交州内乱正是取其地的好时机[12]476。宋太宗大喜，于同年七月，任命侯仁宝为交州路水陆转运使，以孙全兴等为兵马都部署，水陆并进进讨交州。因为当地气候炎热，传染病流行，加之侯仁宝受诱骗战死，宋军最终于太平兴国六年以战败收场。此战的影响，正如吕源所评价的“数路劳费以供是役，两界赤子陷于兵刃者，不知多少之数也！”[12]491

三、时势：注定不能无为的时代

“无为而治”就如古代文人常常钦慕的“三代之治”一样，只是无法企及的并用来规讽统治者的一种说辞。但“无为而治”之中包含着有利于遏制君主肆意行使权力的积极因素，因此古代帝王将“无为而治”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并不多见。但是绝对意义上的“无为而治”在传统王朝体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王朝体制下的朝廷与百姓之间的边界是不清晰的，内廷的费用与国家财政支出又常常混为一谈，而朝廷又对百姓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因此，无论朝廷以好的名义还是不好的名义，都是动辄就会耗费国帑民财的。

如果说绝对意义上的“无为而治”只是空谈，那么相对意义上的“无为而治”（比如汉文帝和汉景帝的统治）为何宋太宗也无法实现呢？本文尝试从“时”和“势”两个角度入手，来解释宋太宗无法实现相对意义上的“无为而治”的原因。

就“势”而言，这里的“势”指的是宋太宗以前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所形成的趋势，或者说一种惯性。就政治制度而言，隋唐以来，皇权不断加强的趋势日益明显。隋文帝时期已经初步形成三省六部体制。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正式设立翰林学士院，承担一部分诏书的起草工作。唐宪宗加强了翰林院的权力，使之成为正式的决策机构。到唐宣宗时，正式成立了枢密院。翰林院与枢密院的出现，极大地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宋太祖立国之初就极为重视扩张皇权，例如自己曾经担任的“殿前都点检”一职，自建隆二年（961）慕容延钊解职后不再除授[12]42。宋太祖确立了以中书门下总领政务，三司掌财权，枢密院、两司（侍卫司、殿前司）和兵部合掌兵权的体制[25]，实际上是将宰相之权三分。至于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到宋太宗“罢天下支郡”[12]411也就顺理成章了。

就经济制度而言，本文主要从盐铁酒等专卖制度入手，略论传统王朝体制完善的过程中不断增加的人民负担。汉武帝采纳孔仅和东郭咸阳的意见，实行盐铁酒专卖。唐肃宗乾元元年（758），盐铁转运使第五琦正式实施榷盐法；后刘晏又在唐代宗大历元年（766）至唐德宗建中元年(780)期间加以完善。宋太祖虽然在后周的基础上有所放松，但并没有改变王朝不断加强垄断山林川泽之利的趋势。

就“时”而言，这里的“时”，指的是就宋太宗统治时期而言，国家所面临的内外形势和宋太宗个人所面临的处境。就当时宋所面临的内外形势而言，后蜀、荆湘、南汉和南唐的割据政权于宋太祖时期被消灭，吴越于宋太宗初年平定。堪称心腹之患的是盘踞夏州的李继迁和占据幽蓟之地的辽国。李继迁是屡服屡叛，而幽蓟之地拥有拱卫开封的长城防线，战略价值极其重大。因而宋太宗不得不多次兴兵讨伐，同时在西、北两面屯驻重兵。这样的军事战略带来的结果，就是日益庞大的军费开支。因此，即使宋太宗有“无为”之志，也不得不“厚敛于民”。正如田锡在太平兴国八年十二月所上的奏疏中所说：“然国家军兵数广，支用处多，课利不得不如此征收，筦榷不得不如此比较。”[12]563

就宋太宗个人处境而言，他的即位虽有所谓“金匮之盟”，但“斧声烛影”终成千古疑窦[26]。无论宋太宗的即位是不是篡位，兄终弟及都难以被嫡长子继承制的传统体制所包容。这使得宋太宗难免怀疑臣僚对他的忠心，从而他不得不事必躬亲，所以正如他自己所言“朕自君临，未尝一日不鸡鸣而起，听四方之政，至于百司庶务，虽细微者，朕亦常与寻访，所以周知利害，深究安危之理，故无壅蔽陵替之事。”[12]824他的这种心理状态，正如贞观四年（630）唐太宗和萧瑀讨论隋文帝的一段对话中所说，“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27]事必躬亲使得宋太宗在稳固自己权力的同时，也背离了自己“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

总的来说，宋初上承五代弊政，主弱臣强，而天下尚未完全统一。这样的时势注定了宋太宗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不能无为的时代，正如他自己所言，“即位之始，览前王令典，睹五代弊政，以其习俗既久，乃革故鼎新，别作朝廷法度。于是远近腾口，咸以为非，至于二三大臣，皆旧德耆年，亦不能无异。朕执心坚固，靡与动摇，昼夜孜孜，勤行不怠，于今二十载矣。”[12]824此外，生民疲敝，百业待兴当然也是五代之弊的一部分，但对于帝王而言，避免赵宋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显然更为急迫。这一组矛盾的存在是宋太宗在政治实践中进退失据的根本原因。因此，宋太宗纵使有无为之志，也难行无为之政。

四、余 论

至道三年（997）三月，宋太宗去世。宋真宗即位，随即发布《即位赦天下制》，宣称“恭念先朝庶政，尽有成规，谨守奉行，不敢失坠”[28]。在其执政初期，宋真宗也确实延续了宋太宗宽减民力，简政恤刑的政治路线。例如，咸平元年（998）二月的《外路系囚画时断决诏》中有“朕钦承先训，嗣守鸿图，视民如伤，惟刑是恤。言念庶狱，尚多系囚……”[29]；又如咸平元年四月的《遣使诸路按百姓逋欠文籍悉除诏》：“先帝膺图御极，约己爱人，每推赦宥之恩，皆有蠲除之命。而有司不恤，尚或敛收，致吾蒸黔，未息愁叹。宜遣使乘驿与诸路转运使、诸州长吏，按百姓逋欠文籍，悉除之。”[30]大中祥符四年（1011），真宗“召见道士柴又玄，问以无为之要”[6]148。虽然在宋真宗在执政中后期大兴天书封祀，但其执政的基本思路并未发生变化，只是抑制不住内心对神仙方术的向往，或者如邓小南在《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中所指出的，也是宋真宗加强皇权合法性、权威性的一种途径[31]。

对于宋真宗的统治，王称在《东都事略》中作出了如下评价，“李沆、王旦相继相章圣（即宋真宗），君臣俱欲无为。上则阴阳和风雨时，下则水土平草木茂。外则边鄙不耸，内则比屋可封，真得宰相之职矣！”[32]“君臣俱欲无为”，这种对“无为而治”的向往，应当是在“谨守奉行”中从太宗朝承继而来。从另一个角度说，身处南宋宁宗朝的王称对“无为而治”的大加赞赏，也是对仁宗朝以降层出不穷的“权相”的暗讽。从另一个侧面说，“无为而治”作为宋太宗政治遗产的一部分事实上已经植根于有宋一朝士大夫的头脑中。这一股清静无为的保守政风一直延续到仁宗朝中期，直到范仲淹掀起“庆历革新”。

五代的礼崩乐坏需要国家给予社会一定的成长空间，以期社会重建秩序，这就需要带有黄老色彩的“无为”思想给予社会形成秩序的时间。“无为而治”因为也是儒家王道理想的一个侧面，是儒道思想的交叉与重叠，因此易于为统治阶层所吸纳。与汉初不同，在儒家思想已为正统的大背景下，它只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有益补充，而且是具有历史性的存在，一旦礼乐教化日臻完善，它就不可避免地要退出历史舞台，成为历史叙述中的一个低音与异质。

宋太宗在即位之初即有不扰民的政治追求，虽然并没有明确的“无为而治”的理念，但这构成了他确立“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的观念基础。但宋太宗在即位之初，朝堂内外对其即位合法性深有怀疑，因此他亟需要通过讨伐北汉、辽树立其政治权威，因此也不得不掩盖其内心的政治追求。当宋军在雍熙三年第二次北伐失败后，宋太宗深感收复幽蓟、一统寰宇的抱负已成泡影，因而重拾其内心对“无为而治”的向往。但宋初承五代之弊，想要革新政治的宋太宗面对这样的时势注定不能“无为而治”。宋太宗“无为而治”的思想也作为其政治遗产的一部分被宋真宗所承继，并出现于后世宋人的议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