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霁月，朱中原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最宏大、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重要抓手。安徽桐城位于安徽省中部，是江淮文化的发祥地、聚集地。桐城文化是富有创造力和智慧的桐城人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及精神财富的总和。

一、桐城文化的多彩与传承

(一)多彩而悠久

桐城文化丰富多彩，首先表现在孕育桐城文化的自然山水。“桐城之地，有53座山，24条河”[1]。依山傍水的桐城，“犹如一片沃土，培育了清代桐城繁盛的家族文化成就”[1]50，桐城淳朴的民风和人才辈出的学风都和自然环境紧密相连。其次表现在人文文化中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学术思想、民间风俗等方面。比如，桐城文派、桐城学派、桐城诗派和桐城书画派，还有丰富多彩的桐城民间文学，桐城民歌都属于人文形态。

桐城文化历史悠久，在明清时期，桐城文化开始发展壮大，特别到清朝，桐城文化走向全国文化。桐城文化也从影响和培育一代代桐城人，发展为影响一代代中国人。

(二) 尚文重教理念的传承

桐城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颗耀眼的“明珠”与对其尚文重教理念的传承是分不开的。

其一表现在“蓄书传家”的家族传承。清代麻溪姚氏是藏书世家，姚范、姚鼐、姚莹都是爱书之人，其典藏的书籍包含经史子集各个方面，姚家蓄书的传统可以概括为：“父承祖业，子承父业，代代相传，代代累积”[2]。正是因为有很多像姚家这样的藏书人，使得桐城家族文献丰富，家族的文化氛围浓厚。蓄书传家的风俗也是桐城很多家族在科第、治学、仕宦上有着巨大成就的间接原因之一。

其二表现在兴办学校的社会传承。从一定意义上讲，桐城人才辈出与当时桐城重视办学，注重教育的理念密切相关。从私塾到官学再到书院学堂，桐城在兴建与发展教育机构方面从未间断。桐城的私塾在明清时期发展迅速，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以前，私塾全县已有两千多所。官学是封建时代官府创办的学校，桐城的官学即桐城县学始于北宋年间，在明代得到了持续发展，大批桐城学生从县学踏上了科举之路，考取功名，再到清朝初期的繁荣发展，其“造士”功能得到充分发挥。随着桐城的经济发展，人口增多，桐城书院开始兴起，桐城书院始建于明代，在清朝迎来了其发展的黄金时代，桐城书院满足了当时众多学子求学的场所，也是当时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重要保障。随着社会的发展，桐城开始出现具有近代意义的教育机构。清末民初，著名教育家吴汝纶创办新式学堂——桐城学堂，并在桐城学堂实践了 “安得东西并一堂” 的教学理念，开始将东西方教育理念相结合，为当时培养了大批经世致用的人才。

其三表现在教育理念的世代传承。一是在家族内部通过长者的授受与督促进行学习教育，将桐城文化世代相传。 如“县志谓方苞‘稍长从兄舟授业’”[3]，桐城散文流派的集大成者刘大櫆也是在幼年时期就跟随其父兄读书。二是运用家谱、宗谱、家训等形式进行教育。如《皖桐姜氏族谱》、张氏家族的《聪训斋语》《恒产琐言》《澄怀园语》等都是以文字的形式传播家教、家法、家范的经典书籍，为后代“修身齐家”提供了基本典范。

其四表现在治学思想的学术传承。学术传承在桐城文脉的产生、发展、壮大中体现得尤为突出。“桐城三祖”——方苞、刘大櫆、姚鼐之间就有比较突出的传承关系。清代名臣曾国藩曾清晰勾勒出桐城古文研究与写作历史图景的传承关系，他在《欧阳生文集序》中就指出姚姬传先生善为古文辞，并论述方苞、刘大櫆对姚鼐的影响。这种学术传承还体现在桐城古文写作的理念中，“桐城三祖”之一方苞终生恪守“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4]的理念，这几乎影响了桐城派所有作家，使得桐城古文的义理阐明和辞章表述有着鲜明的特征，也让清淡雅正、韵味悠长的桐城古文成为文学史上一朵奇葩。

二、桐城文化的核心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5]桐城文化“永不褪色”的核心价值就是以文化人，主要表现在化己、化后、利他三个方面。

(一)以文化己——个体修养

道德修养，是道德实践活动的重要形式之一，要求个体将一定社会的道德规范内化为道德品质，促进人格的自我完善。桐城文化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培养出不计其数的文人学者、清官廉吏，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桐城人非常注重个体道德修养。他们在道德修养中，将个人品德的提升与治学相结合，以学养心。

将修身与治学结合，以学养心，这是桐城文化中很多大家孜孜以求的目标。方苞在《古文约选序例》提道：“群士果能因是以求六经、《语》《孟》之旨，而得其所归，躬蹈仁义，自勉于忠孝，则立德立功以仰答我皇上爱育人材之至意者，皆始基于此。”[5]613即文章写作不仅是提高文学修养的重要内容，也是忠孝仁义等儒家思想倡导的道德品质养成的重要途径，所以研究学问的过程也是个体道德修炼的过程。

清朝大学士张英，满腹经纶，一生爱书，终生读书，张英认为读书对个体的道德修养有重要意义。张英将“立品、读书、养身、择友”奉为座右铭，认为读书不仅是为了博取功名、继承家族的盛名美誉，也能使人获得尊敬。正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同时他还认为读书是提升个体修养的关键途径。人生如果不读书，就没有精神寄托，就不能心有所依，无论身处逆境还是顺境都不会快乐。张氏家族之所以后来能够屡取功名，栋梁辈出，这与家族中倡导“以学养心”的个体修养观念是分不开的。

(二)以文化后——传世家风

“家风，也称门风，门声，是中国民间道德教化的重要载体，集中反映了家庭或家族在繁衍生息、薪火相传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生活作风、价值导向和行为准则。”[6]桐城的传世家风主要是以宗谱家训规定、族人躬亲示范等形式涵养、教育着一代代桐城后人。其主要内容有：

孝老爱亲。桐城很多家族的族谱中都明确规定要孝顺父母、尊敬长辈，如《樊氏宗谱》认为孝道是第一位的，要求所有族人要敬重祖宗，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对不遵守规矩的人，要用家法或者送官来处置。《张氏宗谱》中提道：必须要懂得孝顺，孝是生命的根本，要求子孙要用供品祭祀祖宗，要经常去缅怀祖宗，等等。孝老爱亲的美德不仅记录在宗谱上得以传承，还体现在行动上的躬亲示范。刘大櫆曾在记载关于桐城人孝敬父母的《胡孝子传》中，将乡间劳动者和官宦之流相比，赞颂“生不识诗书，时时为人力佣”的桐城人胡其爱三十年如一日奉养“长卧床褥”母亲的孝行。

勤俭持家。清朝名臣张英把家训概括为四句话：“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7]。其中“守田者不饥”就是告诉子孙，只有勤于耕种才不会挨饿，希望子孙后代能够勤奋踏实。此外张英还告诫子女生活要简单朴素， 提出“居家简要，可久之道”，提倡生活俭素，只要严守此道，便“家可永保”。《皖桐姜氏族谱》倡导崇尚节俭，珍惜钱财，强调了勤俭的重要性。

乐善好施。在桐城各大家族的家训、宗谱中都有对乐善好施这一道德品质的要求。桐城《刘氏宗谱》中提到，天灾流行的时候，只要有能力，都应该捐散钱物，这是“义”的表现。桐城诸族更是有很多乐善好施之举。有的是通过各种方式赈济灾民。如张廷玉在家乡设立粥厂，赈济遭遇水灾的灾民。张家的子侄在桐城建粮仓，在丰年的时候买一些稻谷放在粮仓里，在荒年灾年的时候，就把粮食拿出来赈济灾民。桐城方氏三世祖方谦，用自家的粮食赈灾拯救了很多人。有的是给贫苦人以物质帮助。比如，在张氏家族中，张英将每月家庭结余用作“多做好事一两件”，省去举办寿宴的费用来购置衣服、粮食给需要的人。有的是捐资修建基础设施。张廷玉为方便人们出行，用皇帝所赐的白银在桐城修建了良弼桥。文学家戴名世也为桐城当地百姓修建了多座石桥。桐城人还有很多其他义举，如开设义仓、义塾、办育婴堂等，这些都体现了桐城各大家族乐善好施的良好品质。

礼让他人。 在桐城，礼让文化深深地烙印在人们心中。桐城一些家族的族谱都认为乡里之间要和睦，这样诉讼、纷争才会减少；认为只有明礼、谦让，才能让民俗醇厚。桐城许多礼让故事至今为人称颂，清朝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为人谦虚谨慎，始终以“终身让路，不失尺寸”作为家训来教育子孙，将礼让他人的美德真正落实在行动中。“六尺巷”的历史佳话就是最好的例证，而张廷玉“辞让探花”将儿子的功名留给天下寒士的故事更是让人感受到礼让文化的传承。

(三)以文利他——爱国为民

以文利他是指在桐城文化的教育和感染下，桐城人身上表现出具有利他精神的有益于社会的行为。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以高尚的民族气节保卫国家。方氏家族的代表人物方以智面对李自成农民军的严刑拷打，即使“两髁骨见”，但他始终不肯投降；张英的大伯父张秉文，在明崇祯十一年，为保卫济南，死守城门，昼夜不解甲，直至巷战而亡；姚莹是鸦片战争期间，在台湾抵抗英军侵略的著名爱国官员，在清廷大败、向侵略者投降后，姚莹遭革职查办，尽管面对政治打击、精神折磨和身体摧残，他仍不改初衷，满含爱国之情，抨击投降派主持的“和局”，关心民族存亡。

二是在人生追求中一心为民。桐城左氏代表人物左光斗既是明代铁面御史又是当时著名的水利专家，为当时农业治理做出了巨大贡献。明末文学家钱澄之则利用诗篇揭露官兵鱼肉百姓，草菅人命的情形。其在《官兵行》中描述了当时官兵到处勒索钱财，百姓若有反抗即指为“贼”，加以杀害的恶行。再如，清朝官员姚莹任职台湾期间经常深入基层，亲自辅助解决震灾、风灾、水灾、失业、民间纠纷等。姚莹被解职离台时，军民夹道跪拜20余里。

三、传承桐城文化核心价值的当代意义

(一)定向——以文化的角度认识人

“一定意义上，人既是以一种文化符号的形式存在，又是以一种文化主体的形象存在，故对人的理解离不开其所属的文化场域。”[8]桐城望族众多、文教昌盛、文化繁荣。桐城文化最终能够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取得一席之地，主要原因就在于桐城文化中主张从文化的角度认识人，将人看成是主导文化的传播者，地域文化的承载者，充分发挥了人作为文化主体的作用。在当代，我们要吸取桐城文化中以文化人的价值理念，完成对人的定义从“工具主体”到“文化主体”的转变，培养出坚定理想信念、深厚爱国主义情怀、高尚道德情操、广博知识见识、具有奋斗精神、综合素质更强的人。

(二)定标——营造浓郁文化氛围培养人

一方面，在桐城，无论是私塾先生还是官府名臣，无论是名门望族还是书香小族，无论是俚歌巷曲还是笔墨书画无不浸染着文化的气息。桐城文化的繁荣发展与桐城私学、官学、家学对以文化人理念的承袭以及桐城浓厚的文教氛围有着紧密的联系。在现代社会以文化人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重家庭文化、校园文化和社区文化建设的综合发力，多管齐下。另一方面，桐城以文化人的理念主要是在耕读传统中实现的。桐城历史上的世家大族往往是耕读传统的实践者和倡导者。耕读传统中的“‘耕’即从事农业劳动，耕田可以事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命；‘读’即读书，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古代读书人一边辛勤耕作，一边刻苦学习，无论耕作多么繁忙，也动摇不了他们读书的意志。”[9]“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是对人类文明进步规律的重要诠释。”[10]在今日来看，劳动不仅仅是耕作，但是耕读传统强调将文化传承、修身治学与劳动相结合的理念对创新以文化人的路径则有着深刻的启示。

(三)定位——以传统文化的精髓教育人

桐城文化中以文化人价值理念的表现之一就是利他，在桐城文化的熏陶下，桐城涌现出了很多经世济民的人才。如廉洁谦让的张氏两代宰相，勤政有为的方克、方观承、张若震，关心人民疾苦的左光斗，宁死不降的方以智，等等。这些杰出人才不仅是学而优则仕，更是“仕而优则学”。在治学修业，文化浸染中更加深刻地理解自身的使命。“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11]因此，我们在以文化人过程中，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要善于继承，勇于创新。用优秀的文化为家庭培养“顶梁柱”，为社会发展培养“中流砥柱”，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