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辉

1933年郁达夫动念与王映霞定居杭州的时候，鲁迅即有一首七律《阻郁达夫移家杭州》：“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虽说是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可鲁迅对老家省城却一直不感冒，甚至认为即使过漂泊无定的生活，也强过安家杭州（“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观此诗第二联“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表面上说杭州是一个消磨人意志的地方，然也许是笔者的事后之明吧，总觉得鲁迅对郁、王之间的结局早有不祥预感——杭州的风和日丽、水秀山明固是容易消磨郁达夫的意志，杭州的歌舞繁华，温柔富贵中的种种诱惑又岂是王映霞这样的名媛所能抵拒的！

王映霞后来的“红杏出墙”没有让郁达夫的众多朋友感到意外（其时鲁迅已辞世）。从外在上看，作为余杭第一美女的王映霞美丽而健壮，而郁达夫颧高，眼小，清癯，瘦弱。一方丰盈健旺，另一方蒲柳弱质，可谓恰成对照。作为好朋友的曹聚仁算是看得比较准的：“郁达夫身体一直不好，尽管激情澎湃，但玩的多半是精神体操，无法与美女打持久战。打井人胃口小，怨不得井水要四溢了。”且两人在性格和行为习惯上，一内向，一外向，一保守，一开放，不合拍处多矣。

时间大约是在1938年，其时郁达夫、王映霞为避战乱暂居汉口德明旅馆。郁达夫随文协慰问团赴台儿庄劳军后返家，刚进门，便看见王映霞仓促间把几张信纸揉成团塞到痰盂里，郁达夫不客气地从痰盂里把信捞了出来，摊开来看。据此，郁达夫认定拿到了王映霞和许绍棣（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长）“奸情”的铁证，于是闹开。王映霞负气出走。

到此为止，“理”似乎是在郁达夫一边，然而，郁达夫此后的一系列行为，让他的朋友们也无法同情他了。

郁达夫先是在汉口《大公报》刊发“寻人启事”，摆出一副决计把此事闹到胡天胡地之境地的架势。开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尚存体统，至言“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之金银细软款项契据”，竟视之为“逃妇”，已是丝毫未顾及王映霞颜面。

据说，其时郁达夫每与友人吃饭，醉后便以手自指其鼻，说“我是乌龟，我是乌龟！”曹聚仁曾当面规劝：“夫妻是朋友，不为已甚。”劝他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不可做太出格的事。可惜郁达夫听不进去。

1939年3月，郁达夫在香港的《大风》旬刊发表《毁家诗纪》，内收其诗19首，词一首，诗及诗后小注细述王映霞、许绍棣“情事”，最后一首《贺新郎》词，甚至道出“纵齐倾钱塘江水，奇羞难洗，欲返江东无面目，曳尾涂中当死”的不堪词句，可谓斯文与体面荡然无存。

郁达夫的一系列行为充分暴露了他的自卑感，使得一件本可体面解决的家庭纠纷竟闹到满城风雨，成为抗战时期最大的花边新闻。据说此事甚至惊动了远在重庆的蒋委员长，老头子一气之下，叫陈果夫转告许绍棣，不许他再和王映霞搞“桃色关系”。

郁达夫是“五四”浪漫抒情派小说的集大成者，然若循“文如其人”的老生常谈，遂认为郁达夫是浪漫洒脱之人，则误会大矣。郁达夫为人属忠厚笃实一路，创造社诸人中唯他与鲁迅保持了长期的良好关系，岂是偶然？真正浪漫的人，必能看得破，物来则应，过去不留。而郁达夫偏偏是最看不破的人——拿是拿得起，放却放不下，所以创深痛巨。

郁达夫每以“乌龟”自指，然而若是深究，究竟谁让郁达夫成了乌龟？王映霞与许绍棣的事即使属实，郁达夫也不一定就非做乌龟不可。稍早有徐志摩与陆小曼情事，而似乎没有谁说陆小曼前夫王赓是乌龟？王赓的洒脱不但成就了文学史上的一段爱情佳话，也成功地护卫了自己的体面与自尊。可见，谁让郁达夫成了“乌龟”？郁达夫也需自我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