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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在艰辛中铸就辉煌

2019-03-14肖婷婷

华声 2019年2期
关键词:密封垫苏联火箭

肖婷婷

49年前的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火箭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太空,拉开了中华民族进军太空的序幕。然而在荣光背后,却很少有人了解这条探索之路的艰辛曲折……

顶层设计 步步为营

1955年秋天的一个早晨,在波涛滚滚的太平洋中急驶的“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的甲板上,站着钱学森和他的夫人。这对夫妻此行的目的并非度假,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回到祖国。

回国后的钱学森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鼓励,于1956年2月17日提交名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的文件,这份篇幅并不算长的意见书受到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经过在政治局、书记处和军委会议上多次讨论后,最后得到了中央首肯和大力支持。

1956年4月13日,航空工业委员会正式成立,7月,导弹管理局(国防部第五局)成立,钱学森被任命为第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第二年3月,国务院把国防部第五局并入第五研究院,优化了领导和管理工作。

1958年1月,钱学森、赵九章等科学大腕向国家提出建议,希望能尽早开展卫星工程的研制工作。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毛泽东在17日下午的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要搞就搞得大一点。”这个魄力十足又势在必行的提议得到了很多与会者的赞同。

1961年,随着苏联航天员和美国航天员乘坐宇宙飞船飞上太空,中国科学院与时俱进,组织召开了“星际航行座谈会”,开始积极关注和研究载人航天科技。 1963年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一个特殊的机构——星际航行委员会。

1964年12月26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一项重要决议,要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四大分院的基础上,成立第七机械工业部(简称七机部)。国家空间运载火箭的研发、设计与生产,都属于七机部统一管理下开展的重要项目。1965年1月,七机部正式成立。从第五研究院到七机部的转变,不仅仅是机构重新调整或者规划的过程,更是中国航天的研究与发展进入一个全新阶段的最基本体现。

苏联“老大哥”靠不住

1957年10月4日,整个人类的太空探索事业忽然翻开了一个新篇章。这一天,苏联利用一枚由洲际导弹改装的空间运载火箭,把“斯普特尼克”1号人造卫星送入了太空。

10月15日,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兴奋劲头还没过去,就与中国签订了一项协议,其中提到要帮助中国培训火箭研究领域的高科技人才。

12月24日,伴随着两声嘹亮的鸣笛,一列来自苏联的神秘火车开进了北京城,车上载着102名火箭专家和技术人才,以及两颗代表“特殊友谊”的导弹。苏联人毫不隐晦地表达了这两颗导弹的意义:据说在清朝初年,康熙皇帝以火箭故乡统治者的身份,曾向俄国沙皇赠送了两箱古代火箭,现如今苏联用两颗现代导弹来回赠中国曾经的慷慨。

苏联导弹抵达北京后,很快就被送到了第五研究院。当时苏联提供的两发p1型第一代弹道式导弹,其中一发是供教学用的解剖弹,另一发是完整的实弹。据送弹来的苏联专家讲装上推进剂就可起飞,由于设计图纸和工艺工装资料没有同时到达,而国家又急着要火箭,当时中国航空人的当务之急是分解导弹结构,照猫画虎测绘出所有零部件的尺寸,以供生产加工部门仿制。这个计划当时为了保密定为代号1059,意为向1959国庆十周年献礼。

要拆卸一个直径两米长度近20米的导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弹体发动机到每一个螺钉垫圈都被科研人员细心地拆下包装,做好记号拿去测绘,这一过程进行了半年的时间。然而等到年底原文资料图纸到达后一对照,所有人都凉了半截,原来之前那种靠简单测绘生产出来的产品与尖端科技产品的技术与质量要求有很大差距,先前自制的零部件大部分要返修或者沦为废品,仿制工作遭到第一次挫折。

与此同时,苏联专家非常保密,他们上课的教室黑板上写的资料,课后都要擦得干干净净。当时他们的资料可谓千金难买。这一时期,中国航空人认真地向苏联专家学习,不仅学到了技術,还自行研制了部分新材料。

1958年,中国科学院派出赵九章、杨嘉墀、钱骥等科学家组成的“高空大气物理代表团”到苏联考察卫星工作。专家们在“老大哥”那里住了70天,连卫星的影子也没见到。他们深切体悟:“靠天、靠地靠不住,发展人造卫星,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

到了1960年,正当中国仿制p2导弹的工作进入最后阶段时,中苏之间关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大论战开始,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下令全部停止正在进行的对中国的援助,苏联撤走全部援华专家,并带走了全部图纸。

自强不息 自主研发

离开了苏联的支持,倔强的中国航空人没有放弃,新中国的航天事业重新起步。

首当其冲的研制困难就是各种材料。其中,就包括一种用在火箭发动机液氧主阀门上的密封垫。根据苏联的标准,这个密封垫要用牛皮做,而且还必须用3岁以下的小牛“屁股蛋子”那块皮,皮上不能有鞭伤。当时,我国基本上是家庭养牛,当科研人员寻找这种“3岁小牛皮”时,养牛户谁也回答不出,哪头牛没有挨过鞭打。

面对“材料危机”,科研人员对标准材料直接展开攻关,同时也在积极寻找“代料”,以性能相同的材料代替苏联规定的材料。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们用30多种胶料试制出了能够满足各种要求的176种密封垫,而那种以“3岁小牛皮”为材料的密封垫也得到了替代。

一根粗木头加一个白铁皮箭头就成了火箭模型;马粪纸涂上墨汁开始探索空间光学滤波器的研制;猫的胡须也能作为红外地平仪探测器的装配工具……如此简陋的起点,在世界航天史上绝无仅有。

就是在这种困难情况下,中国航空人一步步完成了图纸描红、原理研究、仿制消化、吸收反设计、改进创新等一系列工作。半年后,即1960年11月5日,中国第一枚仿制的近程地地导弹——“东风一号”成功发射上天。

故事揭示道理,历史昭示未来。正是凭着这种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精神,我国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关,从“东方红一号”到“天舟一号”,一颗颗卫星、一枚枚火箭、一艘艘飞船,见证着中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迈向世界航天强国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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