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红梅 陈典 王鹏程

内容摘要：本文基于西南民族地区1433位农业转移人口的实地调查数据，构建了市民化指标体系，分别采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异质性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市民化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论如下：考察异质性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应区别考虑个体的市民化程度。人力资本对低度市民化群体起到的推动作用更明显，而培育集体社会资本、再生社会资本则对促进高度市民化群体的稳定有意义，故应针对处于不同程度市民化的个体采取差异化措施以推进市民化进程。

关键词：农业转移人口   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   分位数回归   市民化

文献综述

市民化的测量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的基础性内容，已有学者对市民化的测量进行了研究：张斐（2010）率先采用领域平均权数法从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心理因素构建市民化评价体系。程名望（2017）用平均值赋值法将基本素质、经济状况、社会接纳和心理认知合成为市民化程度一个指标。徐建玲（2008）率先根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经济学含义，运用C-D函数构建衡量市民化水平的非线性模型，考虑了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二因素。张建丽（2011）随后做出改进，对反映市民化能力和意愿的一系列指标提取主成分，并进行了极差标准化处理。刘松林（2014）在保留C-D函数政策指标的基础上，增加了教育水平作为全要素指标。基于农业转移人口自身禀赋展开对市民化影响的实证研究如下：人力资本显著影响市民化意愿，呈正相关关系（陈昭玖、胡雯，2016）;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对市民化能力影响最为显著，参加培训次数次之（李练军，2015）;社会资本方面，交往对象、求助人数对市民化能力有显著影响，决定市民化能力的关键因素是社会资本的拥有状况（林娣，2014）。

现有研究多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单变量维度，采用OLS回归分析其对市民化意愿或者市民化能力影响的平均程度。而随着市民化程度的变化，各个因素对市民化影响的大小也会发生变化，故不能简单采用均值回归。基于此，本文利用西南民族地区的调查数据，从异质性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视角，用分位数回归探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因素。

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研究假设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课题组在西南民族地区的贵州、云南、广西3省对农业转移人口进行的抽样问卷调查，采取流入地和流出地相结合的调查方式。本文研究的是全职进城务工的农业转移人口，故剔除了“农闲时打工，农忙时种地”的农业转移人口。

对流出地的调查于2018年1-3月展开，采用多段抽样的方法分别从贵州省、云南省的民族自治州、广西壮族自治区中抽取到810份样本，采用入户调查的方式，最终获得有效样本709份。对流入地的抽样调查分别于2017年7-9月、2018年7月分两次展开，选取了三省省会城市的火车站、产业园区、建筑工地等地调研得到900份数据，有效样本为734份。问卷整体有效率为84.4%。

（二）变量设定

1.因变量。市民化指标体系的构建。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综合了市民化所需的多层面因素，构建出了四个维度的指标体系，见表1所示。其中，市民化意愿测度农业转移人口对于市民化与否这一决策的主观意愿和选择，心理认知用以反映个体对于迁移到城市后生活水平變化程度的主观评价和判断，市民化能力侧重体现个体在城市实现市民化的经济实力与保障能力，社会接纳客观反映个体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情况。

为了综合考察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将所有二级指标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用方差极大化方法对因子负荷进行正交旋转，共提取出三个特征值大于1的公共因子，以公共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对这三个公因子进行加总求和，并转换为1到100之间的指数（转换公式：转换后的因子值=（因子值+B）*A。其中，A=99/（因子最大值-因子最小值），B=（1/A）因子最小值）作为市民化指标。得分越高，表明市民化程度越高。

2.自变量。农业转移人口的人力资本是指其通过接受教育、参加培训、投资健康等方式而凝结在自身的各种能力的总和，由其自身的教育水平、培训、健康、工作经验等构成。学历越高的农业转移人口获取物质资本的能力越强，更容易在市民化中占据先机。培训次数和工作年限代表的经验是从事非农产业之后才逐渐积累起来的，积累越多越助益于市民化。良好的健康状况代表了能够持续进行生产的能力。

社会资本是个体或团体通过其社会关系网络能够获取到的资源，可以分为以个人为中心的个体社会资本和个体社会资本以外的集体社会资本。而按照个体社会资本的建构和扩展，又可以将社会资本分为“初始”和“再生”两类，初始社会资本是指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前就已经拥有的社会资本，而再生资本是农业转移人口在从事非农产业后通过后天努力扩展起来的社会资本。集体社会资本能够迅速的打开交际圈，帮助农业转移人口发展人脉，有助于其市民化。同时，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资本不仅需要从数量维度来测量，还需要从质量维度来测量。因此，本文将从各种类型社会网络的规模、帮助程度两方面测量社会资本，具体如表2所示。

（三）研究假设

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机制表明，综合素质高的劳动力会在劳动力市场的择业竞争和在业竞争中占据优势，本文用农业转移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衡量劳动力质量。但是，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全信息会使得价格机制失灵，此时由劳动力的社会资本构建起来的社会关系网能够通过信息传递的作用传递就业信息，增强其在城市里的谋生能力，并促进其市民化。故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市民化程度越高;

H2：社会资本水平越高，市民化程度越高。

模型建立与实证分析

（一）模型建立

OLS回归主要考察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条件期望的影响，只有在被解释变量服从正态分布时才是最佳无偏有效估计，而不服从正态分布时，被解释变量的条件期望很难反映整个条件分布的全貌。将因子转换后的市民化值绘制出核密度图，可以看出市民化程度并不服从均匀的正态分布，故不能采用OLS进行回归。对分散的数据进行研究可以采用分位数回归（QuantileRegression）方法，相比OLS，分位数回归更不容易受到离群值的影响。因此，本文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验证异质性资本对市民化的影响。

（二）实证分析

为了便于比较，表3同时列出了OLS回归结果和分位数回归结果。其中，模型①是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由于样本之间尤其是同地区样本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故模型采用稳健标准误以消除异方差等问题的影响。此外，方差膨胀因子也显示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模型②～⑥选取的5个具有代表性的分位数1/10、1/4、1/2、3/4、9/10，用stata14.0运用bootstrap方法迭代400次进行分位数回归得到的结果。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学历、培训次数、工作年限、健康、集体社会资本数量、集体社会资本帮助程度、初始社会资本帮助程度、再生社会资本数量都和市民化程度正相关，假说H1得到验证;年龄、性别、初始社会资本数量都和市民化程度负相关，假说H2未得到验证。但是，OLS回归的作用方向并不意味着在不同的分位数回归条件下，各变量对市民化的影响方向、影响程度是一样的，也不说明各变量通过了不同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在某些分位点上，分位数回归的结果和OLS回归的结果并不完全一致，下面就分位数回归的结果进行分析。

学历、健康在各个分位数条件下对市民化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学历均值为2.85，在学历普遍偏低的情况下，稍高的学历会成为市民化进程中的突出优势。培训次数、工作年限对低度市民化和高度市民化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培训次数、工作年限仅在50%及以下的分位数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更高的分位数点上未通过检验。说明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年限仅对低度市民化的农业转移人口能够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对已经处于高度市民化的农业转移人口并不能够起到促进作用。

一方面，集体社会资本数量仅在50%及以上的分位数点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在相同的显著性条件下，估计系数逐渐加大，表明市民化程度越高，参与的集体性团体越多。另一方面，集体社会资本帮助程度在各个分位数条件下对市民化程度都有显著正向影响，从估计系数来看，对市民化程度中等的农业转移人口帮助更大，不论市民化程度如何，农业转移人口均认为集体社会资本能够起一定的帮助作用。初始社会资本数量仅对市民化程度高的农业转移人口有显著的阻碍作用。初始社会资本帮助程度仅在25%及以下分位点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更高的分位点上就不再影响市民化，表明初始社会资本的帮助仅对市民化程度低的农业转移人口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再生社会资本数量在各个分位数条件下对市民化程度都有显著正向影响。再生社会资本帮助程度仅对市民化程度较高的农业转移人口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市民化程度低的农业转移人口没有显著影响。虽然大多数农业转移人口脱离土地进城务工均能够扩大自己的交际圈，扩展社会资本数量，但是再生性社会资本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帮助程度却不能够一概而论。对于低度市民化的群体而言，在务工城市扩展出的再生社会资本，并不能够对其起到实质性的帮助;而对于市民化程度较高的群体而言，再生社会资本的帮助会使其市民化程度更进一步。比之于初始社会资本帮助程度在10%低分位点的显著性，再生社会资本在低分位点不起作用，说明初始社会资本的帮助对低程度市民化的农业转移人口更有作用。

结论与建议

本文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各分位数水平下的回归结果与均值回归结果并完全不一致，异质性资本对市民化的影响不能仅以均值回归结果来判定，而应充分考虑个体的市民化程度。第二，某些“共性”因素对市民化处于任意层次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均起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人力资本中的学历、健康，社会资本中的集体社会资本帮助程度、再生社会资本数量因素等，在各个分位数条件下都显著影响被解释变量，对市民化起到持续的推动作用。第三，某些“个性”因素对处于不同市民化层次的农业转移人口起着不同作用。若将市民化程度划分为高、低两个层次，分别以75%和90%分位数点的回归结果代表市民化程度高的农业转移人口、10%和25%分位点的回归结果代表市民化程度低的农业转移人口，可知：对于市民化程度较高的农业转移人口而言，集体社会资本数量、再生社会资本帮助程度能够显著促进其市民化，初始社会资本数量则阻碍其市民化;对于市民化程度较低的农业转移人口而言，培训次数、工作经验这类有助于经验增长的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中的集体社会资本帮助程度、初始社会资本帮助程度，能够起到促进其市民化的作用。第四，人力资本对低度市民化群体起到的市民化推动作用更明显，而培育集体社会资本、再生社会资本则对促进高度市民化群体的稳定有意义。

为促进民族地区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对不同市民化程度的农业转移人口应当采取差异化的针对措施。第一，从“共性”因素来看。应当强化民族地区的学历教育，将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的语言能力和沟通理解能力纳入课程范围内，坚持双语教育，语言能力的提高不仅能够有效延伸少数民族农业转移人口打工期间的人际交往范围，而且有助于其再生社会资本的积累。建立城市对接农村的新型农村合作社医疗保险制度，让从民族地区外出务工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务工地能够看得起病、治得好病。第二，从“个性”因素来看。培训方面，建立政府主导的城乡对接职业技能教育，在城市里形成相应的就业能力培养机制和在职就业培训机制，开展对少数民族农业转移人口的培训，以提升低度市民化少数民族农业转移人口的技能人力资本。受制于社会网络、经济基础等，少数民族农业转移人口在自行扩展集体社会资本、再生社会资本方面条件匮乏，故搭建起民族农业转移人口和城市的沟通桥梁是很有必要的。对此，可通过社会组织来推进，在每个村镇固定设置城乡对接的能够为少数民族农民发言的、多类型的民族团体，在城市里允许这类民族团体定期举办有民族特色的社团活动以促进双向沟通。

参考文献：

1.张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研究，2011，35（6）

2.程名望，乔茜，潘.农民工市民化指标体系及市民化程度测度——以上海市农民工为例[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7，38（3）

3.徐建玲.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度量：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8（9）

4.张建丽，李雪铭，张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与空间分异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3）

5.刘松林，黄世为.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测度[J].统计与决策，2014（13）

6.陈昭玖，胡雯.人力資本、地缘特征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6（1）

7.李练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中小城镇的市民化能力研究——基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制度因素的考察[J].农业经济问题，2015（9）

8.林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资本困境与出路[J].社会科学战线，20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