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冰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滁州分校，安徽 滁州 239000)

公元1037年，正值中国历史上的北宋。在四川眉山诞生了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书画家、政治家——苏轼。他在文学艺术领城的各个方面堪称天才，诗、文、词、赋、书、画，以至哲学思想，无不具有极高造诣和境界，在时代的制高点上独领风骚。

一、苏轼的文艺成就

(一)散文纵横捭阖，气势磅礴，个性鲜明

苏轼一生熟读庄孟，精研汉书，庄子的汪洋恣肆和孟子的宏博善辩对他的文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人评价他的风格是“苏文如海”。苏轼也曾云：“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1]苏轼的散文作品中，议政说史的论文，皆与苏轼政治生活休戚相关，其中有不少真知灼见的名篇佳作。如《刑赏忠厚之至论》《晁错论》等篇透彻地分析了当时的内外矛盾，针砭时弊，见解独到。这些论文气势恢宏，雄辩滔滔，诸子百家“如影随形”。

苏轼游记散文艺术价值极高，它们突破文体藩篱，熔状物、写景、抒情、说理于一炉，信手拈来，清新自然，飘逸轻松，形散神聚。其写景游记绘声绘色，妙趣横生，脍炙人口。如《石钟山记》描写江岸峭壁夜游，阴森可怖，令人毛骨悚然；文章气势流贯，叙述、写景、议论衔接自然；最重要的是全文最后从容地提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事不目见耳闻”就不可“臆断其有无”。

(二)辞赋骈散结合，景理融会，语言高妙

绝冠千古的前后《赤壁赋》融写景、抒情、思辨于一体，句式错落有致，旋律或低沉徘徊或轻快明朗，韵盖古今。赋发展到宋代已趋于散文化，这两篇赋可以看作是优美的散文诗。前者是清风朗月的秋光，诗人泛舟月下，主客对话，阐述他在失意中对人生的见解。后者描绘的是水落石出的冬景，描绘逼真，境界若画，主要记述在江岸梦见道士化鹤之事，写出了他旷达乐观的态度，力求从苦闷中寻求解脱。虽然都是写江上风光，但一样的风月，不一样的情怀。前者“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展现了一幅秋夜江景的图画。后者是“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描绘的是初冬之夜的景色。我们可以看出作者体察事物的细致入微，以及将写景、抒情、叙事、说理融为一体的浪漫情怀。

(三)诗歌豪迈旷达，自然清新，意趣高远

苏轼的诗歌取材宏富，表现手法多样，奠定了宋诗体制的基础，史称“苏诗”。 苏轼今存诗二千七百多首，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彩。总体的特点是清雄豪健，以文为诗。苏轼这种以文入诗、融理入景的模式突破了唐诗以来融情入景的樊篱，使诗歌承担起人们对生活、对社会的思索，为诗歌开拓了传情达意的广阔领域。

(四)词篇视野广阔，风格豪迈，蕴含深广

苏词开一代词风，和后来的爱国词人辛弃疾并称“苏辛”。 在北宋词坛上，苏词囊括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另辟蹊径。苏轼主张“以诗为词”，把前人所谓的诗余“小道”，提高到言志言情的正宗地位，扩大了词的写作领域，丰富了词的写作手法，成为“豪放词派”的创始人。他对传统的婉约词风，给予“虽可爱终可悲，虽可悲而终不可弃”的扬弃态度。“词至东坡，一洗绮罗香泽之态，寄慨无端，别有天地。”[2]陈廷焯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苏轼之前的词人都认为填词是诗余小道，其恩师欧阳修就称填词为“聊陈薄技”。与老师不同的是，苏轼有意识地提高词的地位，儿女情长、奇闻轶事、贬谪生活、思乡爱国等，都被纳入了词的范围。清代大学者刘熙载说：“东坡词似李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充分肯定了东坡以词为诗的艺术特色。

(五)书法独树一帜，独秀一枝，独领风骚

在中国书法史上，苏轼用书法书写生命和思想，实现了书史上书法功能的第一次超越。他推崇抒情，张扬个性，勇于开拓，善于创新，理直气壮地认为“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苏书“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3]， 用笔厚重，棉中裹铁，外柔内刚，神气横溢，可谓“尚意”书风的一面旗帜。丰如贵妃骄体，仪态风韵，浓纤得衷，修短合度；神似宓妃含辞，气若幽兰，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古如千年大椿，阅尽沧桑，华茂春松，郁郁苍苍；拙似若跛老马，沉雄稳重，大巧若拙，天工藏夺；雅如西施浣纱，文士捧卷，明月照松，清泉流石；淡似薛涛便笺，兰亭翠竹，落霞孤鹜，秋水长天；真如昭君面容，省识画图，烂漫少年，天真无邪；率似长江大河，奔泻千里，行云流水，随地喷涌。

二、苏轼的人生意义

(一)苏轼的诗词歌赋是中华语言的典范

当我们面对滚滚长江，会不禁吟咏：“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当我们望着一轮明月，会脱口而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当我们欣赏庐山美景，会感慨系之：“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我们游览西湖，会油然赞美：“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当我们经历坎坷，会自我调适：“一蓑烟雨任平生”。

(二)苏轼的勤政爱民是履职从业的典范

苏轼曾担任过翰林学士、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朝廷要职，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汝州、颍州、扬州、定州、惠州、儋州等地任职，足迹遍及华夏大地。宋哲宗元祐四年，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任杭州知州，管辖范围包括今浙江杭州以及衢江、富春江、钱塘江以西，上海市以及江苏镇江、金坛、宜兴以东地区。在颠沛流离的政治生涯中，苏轼依然竭尽全力为老百姓多做一些实事，如密州治蝗，徐州治水，杭州治湖。西湖治理改造工程充分彰显其爱民之情，诗人之心，为政之才。

(三)苏轼的人生态度是生存智慧的典范

苏轼的人生态度体现了中国古代人最高的生存智慧。他初入仕途，历任凤翔签判、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可谓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然而王安石变法却成其一生的政治分水岭。自请外放杭州通判，在湖州太守任上被逮捕入狱，大难不死，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高太后主政后平步青云，历任翰林学士、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职；哲宗亲政后一落千丈，又被贬惠州、雷州、儋州，过着“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4]“日啖薯芋”的贫困生活，九死南荒，遇赦北归，客逝常州。纵观苏轼一生，曲曲折折，大起大落，但他总是笑对人生，坚忍不拔，随遇而安，处处吾乡。

(四)苏轼的仁爱友善是处世交友的典范

“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四人围绕苏轼周围；陈师道和李廌二君子入其门下；苏辙、王诜等人为其鸣不平；米芾千里迢迢到黄州向他请教书法；道士、秀才、歌女、村妇、野老都是他的朋友。他善于提携后生，教诲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