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强

（安徽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0 引言

近年来，长江流域环境污染事件频发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现有文献重点探讨了财政分权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就长江经济带而言，全要素能源效率、收敛性及其影响因素是现有文献研究的热点。刘传江和赵晓梦（2016）[1]、卢丽文等（2016）[2]对长江经济带全要素能源效率的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全要素能源效率在不断上升。与此相反的是，吴传清和董旭（2016）[3]的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全要素能源效率呈下降态势。与此同时，也有学者研究了长江经济带不同区域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时空特征，总体而言，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差异显著[4,5]。但是，现有研究就如何解决长江经济带所面临环境污染问题的研究关注较少，基于中国式财政分权和外商直接投资视角的研究鲜有涉及。鉴于此，本文在对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进行多维分析的基础上，搜集长江经济带2003—2015年104个城市面板数据，探究财政分权和外商直接投资对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的影响，实证研究财政分权和FDI对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提出促进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不断优化的政策建议。

1 研究设计

1.1 模型构建

财政分权和外商直接投资加剧了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吗？财政分权和外商直接投资交互项的影响呢？为了深入探讨财政分权和外商直接投资对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的影响，本文参考张华（2016）[6]、李强（2018）[7]的研究，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式（1）中，下标i表示地区，t表示年份，εit为随机扰动项，β0、β1、β2、β3、β4为模型待估参数。被解释变量 POLLUTION表示环境污染，核心解释变量有财政分权（FD）和外商直接投资（FDI），CONTROL为模型的控制变量，即影响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的其他因素。

1.2 变量设定

（1）环境污染。环境污染有单指标和多指标评价两种方法，其中，多指标评价研究中废水排放、废气排放和固废排放即“三废”是现有文献普遍的做法。本文沿袭这一做法，结合数据的可得性，废水、废气和固废排放分别用城市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烟尘排放量表征。指标体系的构建上，首先对三个指标进行标准化，在此基础上，采用熵值法构建变量的权重矩阵，进而得出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环境污染指数，用POLLUTION表示。

（2）财政分权。与经济快速增长相伴而生的是环境污染问题，财政分权提高了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积极性，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普遍存在重视经济发展、忽视环境污染现象，生态环境呈现不断恶化的态势，这种现象在长江经济带显得尤为突出。参考杨友才（2010）[8]、李强和左静娴（2017）[9]的做法，采用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表示，用FD表示。

（3）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发展是创造“中国奇迹”的重要原因，也是影响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依托良好的区位优势，长江流域是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最为集中的区域，在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影响了环境污染水平。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表征，用FDI表示。

（4）控制变量。国内外大量学者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呈“U型”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表示。经济增长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表征，用GDP表示。产业结构也是影响环境污染的重要变量，对于长江经济带而言，“重化工围江”是困扰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产业结构加剧了长江经济带的环境污染吗？为此，本文将产业结构（用INDUS表示）引入模型中，采用第二产业占比表征，用于考察产业结构对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的影响。同时，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和产业向城市集聚给城市的环境污染带来巨大挑战，为了考察城镇化的影响，本文采用各地区非农业人口与城市人口之比表征，用URBAN表示。我国当前进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重塑经济增长新动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急需解决的关系问题，加大研究与开发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采用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数与城市单位从业人员数之比表征，用RD表示。为了深入探讨财政分权和外商直接投资对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究竟是替代还是互补关系，本文将财政分权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性引入模型中，用INTER表示。

1.3 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为长江经济带104个城市2003—2015年的市级面板数据，共计1352个样本观测值。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在缺失数据的处理上，首先通过查阅各省（市）统计年鉴补齐部分缺失数据，然后采用移动平均法予以补齐。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样本期间内部分城市进行了区划调整（巢湖、毕节、铜仁），也有部分城市缺失大量数据（昭通、丽江、普洱、临沧），因此，本文将这些城市予以剔除。数据处理在EXCEL软件中进行，实证分析部分采用STATA.11予以操作。

2 实证分析

为了揭示财政分权和外商直接投资对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首先采用静态面板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1。在随机效应抑或固定效应模型的选取上，采用学界常用的Hausman检验方法进行判断。表1中倒数第三行报告了Hausman检验的结果。考虑到长江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环境污染等方面的差异，模型控制了不同地区和时间的影响，即模型回归分析中控制了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

表1中模型（1）至模型（4）回归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财政分权加剧了长江经济带的环境污染，进而验证了前文的理论分析。分税制改革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环境污染问题，究其原因，财政分权视域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中关注的重点是经济发展（绩效），学界称之为“晋升锦标赛激励制度”。在此背景下，发展经济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目标任务，地方政府具有更强的经济投资意愿，而对长江经济带的环境污染和环境治理问题关注度不高，进而导致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本文还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FDI有利于解决长江流域的环境污染问题。此结论的实际意义在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跨国公司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断扩大，国际间的分工逐渐从产业间、产品间扩展到产品内分工。对于我国而言，参与国际分工、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是我国经济深入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不断优化。此外，产业结构变量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产业发展是加剧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推进产业迈向中高端有利于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也有利于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最后，经济增长系数为正，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经济增长与长江经济带的环境污染具有弱正相关关系。研发和城镇化系数为负，但不显著。

表1 静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3 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内生性影响模型估计结果，本文采用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再估计，采用系统-GMM方法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工具变量的选取上，采用学界较为常用的做法，利用差分变量和水平变量的滞后项作为模型的工具变量。下页表2中后三行报告了AR（2）和Sargan test的检验结果，结果表明，表2中模型（1）至模型（5）中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选取是有效的，模型中也不存在序列相关问题。

回归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变量系数系数显著为正，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意味着财政分权加剧了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因此，改革“以GDP数据作为中央政府考核地方政府政绩最核心甚至是唯一的指标”评价体系、破除“唯GDP论英雄”的晋升锦标赛任务任重道远；同时，应加大对地方政府环境方面的考核力度，并将其作为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外商直接投资变量系数为负，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意味着FDI有利于缓解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问题，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了流域生态环境的不断优化。引入财政分权和外商直接投资交互项的回归结果中，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财政分权和外商直接投资对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的影响具有替代关系，即吸引FDI越多，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越小，反之亦然。值得关注的是，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量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经济增长、产业发展有利于降低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水平。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内涵可知，经济和产业发展与环境污染呈正相关关系，意味着长江经济带已率先跨越环境污染峰值，其经济发展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右侧。此结论的实际意义在于，随着长江经济带经济和产业的快速发展，长江经济带所面临的环境压力将逐渐减小。本文还发现，研究与开发对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影响为负，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科技创新是降低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水平的有效手段。此外，城镇化率变量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城镇化的发展将促进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如何实现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是急需解决的焦点问题。

表2 动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长江经济带2003—2015年104个市级面板数据，构建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和外商直接投资对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1）财政分权是加剧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在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却牺牲了生态环境，意味着财政分权背景下如何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同发展至关重要。

（2）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降低长江经济带的环境污染。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FDI对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影响显著为负，表明FDI有利于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的不断优化，意味着发展外向型经济是实现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

（3）财政分权和外商直接投资对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呈现替代关系。本文引入财政分权和外商直接投资交互项的实证分析表明，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财政的分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越小。

（4）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对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影响为负，意味着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右侧；此外，城镇化将加剧长江经济带的环境污染，科技创新有利于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的不断优化。

基于以上分析，得出以下启示：

（1）改革以往“唯GDP论英雄”的考核机制，加大对环境污染的监管和考核力度。财政分权背景下易于出现重视经济发展而忽略环境污染的问题，因此，要彻底解决长江经济带所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调整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方式意义重大。

（2）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在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产业发展、城镇化发展中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一直以来，长江流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所在，也是我国产业发展、城镇化发展较好的区域，但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成为影响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是实现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