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羽佳，周常春，车震宇

（1.华北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河北 唐山 063210；2.昆明理工大学a.管理与经济学院，昆明 650093；b.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昆明 650221）

0 引言

贫困是世界各国社会形态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之一，对于贫困的研究经历了从单一的收入视角到多维贫困、能力贫困的多因素影响[1]，众多学者也因研究角度的不断变化对贫困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重新界定，“能力贫困”的概念是由著名经济学家Amartya Sen在1998年首次提出[2]，他指出造成贫困的根本原因是贫困人口创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被剥夺，并非简单的收入被剥夺，也就是意味着贫困人口缺乏获得和享有正常生活的能力。因此，Amartya Sen认为重建个人能力是消除贫困人口最行之有效的途径之一，贫困人口的能力必须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人的发展能力包括健康长寿能力、获得文化技术的能力以及摆脱贫困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能力，鼓励国家创造优良的社会制度来提供公平的教育及发展机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发展，而非单纯的帮扶救助[3]。Amartya Sen能力贫困理论为贫困问题研究开创了新的领域，贫困群体缺乏社会生存、适应及发展能力是导致贫困的内在根本原因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不同国家的学者所接受[4，5]，当代美国学者迈克尔·谢若登提出一种新型反贫困理论模型——在增加收入的同时对贫困者进行资产建设，包括有形资产（如资金、房产等）和无形资产（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等）[6]，他指出通过对贫困者进行教育培训、贷款补贴等途径进行资产建设来实现资产的福利效应，进而推动贫困人群的脱贫发展。国内学者认为，农户发展能力一般包括三个方面：内力（如体力、脑力、心智等）、外力（如所处的自然资源环境、社会经济条件等）、综合能力（包括劳动技能、投资能力、沟通交际能力等）[7]。贫困农户作为贫困的主体，其自我主体性和自我发展能力是能力反贫困的核心，通过完善政策促进贫困人口的能力发展已成为反贫困发展的重要趋势[8]。

云南省存在四个集中连片特困区，涵盖了91个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9]。本文对迪庆藏区、石漠化片区、滇西边境片区和乌蒙山区4连片特困区贫困农户的访问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分析农户发展能力对多维贫困发生的影响，本文所述多维贫困农户发展能力包括身体素质、受教育程度、生产能力、学习能力、外部信息处理能力和社会资源可利用能力，期望通过开展农户自身能力建设研究，为多维贫困农户提高自身能力建设提出实际可行的建议。

1 农户多维贫困识别

1.1 研究方法

多维贫困指数测算贫困强度、贫困深度以及贫困广度等多个维度，如下[10]：

（1）剥夺矩阵

设样本家庭贫困农户总数为n，测量贫困维度为d，可得样本数量为n观测矩阵：

其中，xij表示i贫困农户在j维度上的取值。

zj为维度j被剥夺的临界值，可得贫困剥夺矩阵G：

当xij≤zj时，gij=1，表示家庭i在维度j上被剥夺；当xij≥zj时，gij=0，表示未剥夺。

（2）多维贫困识别

再根据式（4）计算样本家庭在不同维度上的贫困数。得到多维贫困剥夺矩阵Q：

（3）贫困加总

多维贫困指数M由多维贫困发生率H和平均剥夺份额A计算得出，对比可知最为贫困地区，计算公式为：

（4）贫困分解

多维贫困指数可按照维度、地区、时间等进行分解，按维度分解计算公式为：

1.2 数据来源与维度指标选取

本文数据来源于云南省四个连片特困区涵盖的10个地州（市）、18个县，依据代表性和通用性原则，在每个片区所含地州（市）选择1～2个县，每个县选择1～2个自然村。2017年7月对选取的29个自然村，共计1278户贫困家庭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入户访问调查。依据《人类发展报告2013》的多维贫困指数和Alkire和Foster提出的MPI指数，本文对贫困维度指数进行了选择，根据已有成熟的多维贫困理论，并结合《纲要（2011—2020）》文件精神指出的多项贫困指标[11，12]以及访问调查后了解的情况，构建了多维贫困评价指标，如表1所示。

1.3 农户多维贫困测量与分解

为了区分低、中、高维度的贫困特征以及探究其中的演化规律，本文由小到大选定3、5、7、9这四个维度来进行分析。表2和表3为以不同维度视角和不同区域视角对多维贫困分析结果，可知贫困指数最高发生率在维度3～6之间，但是从总体来看，四个连片特困区的贫困发生率随着贫困维度的升高而下降。石漠化片区和乌蒙山区在中高维度的贫困指数较高，这是因为这两个片区地处山区，生态环境相对恶劣，滇西边境片区和迪庆藏区贫困主要发生在中低维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健康已经成为深度贫困农户面临的主要问题，贫困维度越高，生活质量维度在深度贫困家庭中的贡献率越高。虽然生活用电已基本能够得到保障，但是不同贫困程度农户均会面临煤气、天然气等生活燃料不足的情况。从不用区域的视角来看，饮水、住房安全等生活基础条件是滇西边境片区和迪庆藏区深度贫困家庭面临的主要问题；乌蒙山区多为山地，土地荷载最重，因其地形因素导致贫困人口最集中，因此深度贫困家庭主要面临的问题是住房安全；饮水、住房安全等生活基础条件同样是石漠化片区中高维度贫困家庭面临的主要问题，卫生设施的修建工作也是需要注重的方面。此外，贫困人口数量不同导致多维贫困指数与其贡献率并不相符，此现象在滇西边境片区最为突出，虽然不是贫困最为深度的地区，但却是贫困人口数量最多的地区，在扶贫资源分配上应考虑人口权重指标。

表1 多维贫困评价指标

表2 不同维度多维贫困指数分解(%)

表3 连片特困区多维贫困指数及贡献率

2 多维贫困农户发展能力损失研究

2.1 解释变量及其衡量指标

本文以被调查农户是否处于多维贫困作为因变量，分别取低、中、高维度（K=3、K=6、K=10）为分界线，即当农户分别处于3维及以上、6维及以上和10维及以上贫困维度时，赋值1，其他为0。解释变量包括身体素质、受教育程度、生产能力、参与能力、外部信息获取能力和社会资源利用能力这六种能力，共15个指标，来研究不同贫困维度下农户发展能力的重要性，对比分析农户发展能力在不同贫困维度下的变化情况，以考察随着贫困程度的加深，农户发展能力的损失，具体变量及含义如表4所示。

表4 变量设计及解释

2.2 多维贫困农户发展能力损失

本文采用SPSS中二元Logistic函数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力与社会资源利用能力越强，多维贫困发生的概率越低。其中，家庭是否参与生产互助组织和企业合作作用最为明显，系数为-1.614和-1.390；其次是农户生产积极性和获得资金难度情况，系数为-0.774和-0.292；户主年龄和农户劳动力人口数在0.1水平下显著，系数为-0.059和-0.068。可以看出，仅依靠耕地收入来改善其家庭状况作用有限，参与生产互助组织和企业合作，可以使农户更有效地获得生产技能和帮助，从事耕地以外的小型生产经营活动，也可以有效帮助农户提高收入，改善生活水平，而随着农户年龄的增长，其他方面的能力也会随之增长，因此这些都会与多维贫困的发生呈负相关关系。从中维贫困（k=6）农户发展能力结果来看，显著的变量减少到3个，系数均为负，依次为“互助组织”、“企业合作”和“现金援助机会”，系数也分别减少至-0.623、-0.542和-0.154。可见，身体素质和生产能力失去了对多维贫困发生概率的解释能力，参与能力和社会资源利用能力也对多维贫困发生概率的影响作用在减小。当研究对象是高维贫困（k=10）农户时，影响因素的内容发生变化，农户信息获取能力发挥作用，其中显著变量为“务工地点”，即农户家中有在省会甚至省外更远的地方工作过的务工人员，眼界更开阔，见识更广，对外界信息的接受和处理能力也更强，因此与多维贫困的发生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507。此外，参与能力和社会资源利用能力依然有效，显著的变量分别是“生产互助”和“现金援助机会”，变量系数为-1.988和-0.620。

表5 多维贫困农户发展能力损失

由分析结果可知，农户发展能力中参与生产互助、技能培训、援助项目以及和企业合作能力和使用社会资源利用能力对于低、中、高维贫困的发生率都有显著影响意义，并且可以看出，参与能力和社会资源利用能力越强，越有助于农户加强思想交流，促进资源共享，了解市场、掌握技术，加上资金方面的支持，可以有效降低贫困发生概率。从整体来看，本文设置了6种发展能力和15个因素，随着贫困程度的加深，农户一部分发展能力丧失，对于低维贫困农户群体有4种能力和6个因素在发生作用，分别是身体素质、生产能力、参与能力和社会资源利用能力，而对于中维贫困农户群体只剩下参与能力和社会资源利用能力2种能力、3个因素是显著的，但对于高维贫困农户，除了参与能力和社会资源利用能力，信息获取能力中“务工地点”的影响能力在增强，说明随着贫困程度的加深，身体素质、生产能力原有的经济发展效用逐渐丧失，被深度贫困境况所迫，“外出务工”成为改善家庭经济状况的主要途径之一，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作用始终不显著，这是因为在传统的、低技能的劳动力市场上，农户身体素质和生产能力所发挥的作用在减小，而受教育程度较高者也失去了比较优势。

从表5结果来看，对于不同贫困程度的贫困群体来说，发展能力各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程度不同。低维贫困（k=3）的回归结果表明，“户主年龄”“劳动力”“生产积极性”“生产互助组织”“企业合作”和“获得资金难度”这6个变量对低维度贫困的发生都有着显著的影响意义，且变量系数都为负。这说明，身体素质越好，生产能力、参与能

3 能力再造：结论与政策含义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随着贫困程度的加深，多维贫困农户不仅表现在人力资本或社会资本的损失，还表现在农户发展能力的损失，本文综合个人和家庭所拥有的各种有形和无形资源，选取农户身体素质、受教育程度、生产能力、参与能力、信息获取能力和社会资源利用能力这6种农户发展能力，来考察不同维度贫困群体的能力损失情况。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在低、中、高维农户群体中都没有发挥其原有的经济发展效用，低维贫困群体统计分析中作用显著的能力有身体素质、生产能力、参与能力和社会资源利用能力，到中维贫困农户群体时，身体素质和生产能力损失，只有参与能力和社会资源利用能力影响显著，再到深度贫困农户群体时，除了参与能力和社会资源利用能力，信息获取能力逐渐显现。可见，农户发展能力的损失对于中高维度的贫困群体影响是严重的，影响家庭的财富累积和生活改善。因此，在扶贫开发过程中，要高度关注多维贫困农户的能力再造问题，在此基础上进行贫困治理路径的科学转型。

首先，人力资本投资是多维贫困农民重建能力的重要方面。贫困村寨人口受教育文化情况是学龄青少年对学习和接受教育的意识淡薄，接受教育年限短，且失学率、辍学率高，这部分贫困家庭子女既无外出务工的能力，又无法在家从事高附加值的生产活动，另外，中老年人口文盲比例高，其中，少数民族由于存在一定的语言障碍，接受文化教育效率极低。因此，多维贫困农户能力再造应着重考虑人力资本投资，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等扶贫组织应继续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从贫困农户的基础教育抓起是十分必要的，有助于提升贫困人口的整体素质，提高其自身发展能力。建议政府在财政预算中设立专项基金用于鼓励接受教育和技能培训。

其次，提高多维贫困农户的学习和生产能力。资源运用效率低是贫困人口发展中较为显著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贫困农户的个人能力不足，另一方面是缺少与外界讯息沟通交流的途径与能力。增加贫困农户的各项培训，完善培训内容，丰富贫困农户的农业技能与科普知识。此外，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分析可形成的特色产业，有目标地培养一批适应当地特色产业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这需要有相关特色专业的大专院校继续扩大向定点贫困地区的招生计划，并制定相应的减免学费政策。

最后，帮助多维贫困农户培育社会资本，发挥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介入作用。提升社区组织者的领导能力，加大社区互助组织的建设力度，提高组织内部的协作互助效率，培养贫困农户的社会参与意识，提高自我认识与自理更生的能力，从根本上使贫困农村从“等、靠、要”的旧思想中剥离出来。民主选举制度形成的村级基层单位具有较高适应性，在实际脱贫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仍存在组织内部沟通协调、协助互助能力不足、组织效率低下的现象。通过完善组织内部的信息、资源共享机制，创造适合的发展平台和发展项目，让高收入的农户带动低收入农户、有就业途径的农户帮扶失业农户，提高农户自我发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