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春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郑州450046）

0 引言

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不仅能够提高区域资源配置的效率，优化区域整体的功能结构，而且在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为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改革开放后实施了“非均衡发展战略”，导致中国经济呈现出“东高西低”的非均衡发展状态。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国家又先后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东北振兴战略，使得西部地区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东北老工业基地也重振雄风。中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板块中不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中部塌陷”态势已基本形成，为遏制这种现象，国家提出了中部崛起政策以此促进中部地区的发展。对中部崛起政策有效性进行评价对新时期形成区域平衡发展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1]。

关于区域经济政策的评价，国内外学者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如Evan.Kraft（1992）[2]分析了1966—1990年南斯拉夫实行的区域经济政策，发现区域经济政策的实施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促进经济的发展。Taloy和Warn（1997）[3]对20世纪70年代英国实施的区域经济政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受政策影响的区域，其就业人数、外商投资和经济结构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政策效果的评价。如乔宁宁和王新雅（2010）[4]，淦未宇等（2011）[5]的研究表明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使西部地区的各项经济指标都有所改善，但也促使中国的区域经济由收敛性增长转变为发散性增长。刘瑞明和赵仁杰（2015）[6]则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了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效应，得出了西部大开发政策并没有真正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而是陷入了“政策陷阱”中[6]。继西部大开发政策之后，学者们又开始对东北振兴政策效果进行研究。杨东亮（2011）[7]利用全要素生产增长率分析了东北振兴政策实施以来，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研究表明东北振兴政策虽然促进了东北地区经济的发展，但与理想的发展效果还有一定差距。杨东亮和赵振全（2015）[8]从投资的角度分析了东北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指出东北地区的投资体制不合理，以资源能源为主的投资特点限制了东北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靳继东和杨盈竹（2016）[9]的研究也证实了上述结论。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关于中部崛起政策效果的研究少之又少，个别研究是采用统计的方法评价中部崛起政策效果。基于此，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对中部崛起政策的有效性进行评价，并进一步探寻中部崛起政策促进中部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

1 模型设定与指标选取

1.1 模型设定

中部崛起可以看成是国家进行的一项政策实验。对政策实验的效应评估通常采用双重差分法，其基本思想是通过对比政策实施前后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变化差异的大小，如果实验组在政策前后的变化明显大于控制组政策前后的变化，则表明该项政策的效应明显，否则，效应不明显。为此，本文可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中部崛起政策的有效性，并探寻其作用机制[10]。

进行双重差分检验，需要有相应的实验组和对照组。将受中部崛起政策影响的山西、安徽、江西、湖北、河南、湖南作为实验组，未受政策影响的其他省份作为控制组。并根据中部崛起政策实施的2006年为时间界限将控制组和实验组划分为4组子样本，并以虚拟变量dmid和d2006进行区分，当dmid=1和dmid=0时分别代表中部地区省份和其他地区省份，d2006=0代表中部崛起政策实施之前的年份，d2006=1代表中部崛起政策实施之后的年份，dmid*d2006则代表中部崛起政策的变量，可根据政策变量系数的符号判断政策实施的效果。设定的基本回归方程为：

其中，Yit是GDP增长率，衡量经济增长。下标i和t分别省份和年份，Z为控制变量，ξ为随机扰动项。

方程（1）表明，中部崛起政策实施前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为β0+β1，政策实施后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为β0+β1+β2+β3，经济增长的变化幅度是 ΔYt=β2+β3。其他地区在政策实施前后的经济增长水平分别是β0和β0+β2，经济增长变化幅度是 ΔY0=β2，用 ΔYt去除 ΔY0就可得到中部崛起政策实施的净效果，即Δ（ΔY）=β3，如表1所示。

表1 DID模型中各参数的含义

1.2 指标选取

本文搜集整理了1995—2016年我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考察中部崛起政策的效应。被解释变量为经济增长率（gdp），主要解释变量为中部崛起政策的虚拟变量，主要控制变量有人力资本水平、工业化程度、固定资产投资、人民生活水平、政府规模和投资环境，变量的设置及数据来源具体如下：

经济增长率（gdp）:GDP是衡量经济发展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指标，因此可用GDP增长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率的重要指标。但受到物价水平影响，GDP变化较大，因此在计算GDP增长率时剔除了物价因素的影响，用以1995年为基期算出的实际GDP来计算出历年GDP增长率。

中部崛起政策变量(dmid*d2006)：该变量是衡量中部崛起政策是否有效的核心变量，如果变量的系数为正，则表明中部崛起政策促使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高于其他地区，缩小了中部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政策效果明显，反之，则表明中部崛起政策效果不明显。

人力资本水平（human）:由于人力资本可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鉴于人力资本具有典型的高学历特征，因此本文选用每十万人高等院校在校生人数作为衡量人力资本的重要指标。

工业化程度（industry）：经济结构差异是造成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一般而言，产业结构层次越高经济发展就越发达。但由于我国还尚未完成工业化进程，工业发展仍然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为此本文检验工业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选用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衡量工业化程度。

居民生活水平（pgdp）:居民生活水平的高低影响着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较高的生活水平能够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促使居民进行人力资本建设，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本文用剔除物价影响后人均GDP反映居民的生活水平。

外商直接投资（fdi）:采用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衡量外商投资规模。

固定资产投资（fixasset）:投资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采用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衡量投资的规模。

政府支出规模（gov）:政府支出是政府干预经济发展的表现，适当的政府干预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本文选取了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政府支出的规模。

各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2 中部崛起政策效应的计量检验

2.1 中部崛起与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考虑到经济变量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而系统GMM估计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内生性问题，得到较为有效的估计结果。因而，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对中部崛起政策效应进行评价。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实证估计结果

表3中dmid*d2006的系数反映了在中部崛起政策实施前后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效果。各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dmid*d2006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了中部崛起政策使得中部地区以高于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快速增长。根据2016年21区域发展指数来看，中部地区的江西、安徽、湖南、河南、湖北分别位居第三、第五、第六、第七、第九名。这是依赖于中部地区承东启西的地理优势，在东部地区产业向西转移的过程中，中部地区的产业得到了发展，此外，随着全国多条南北纵横的高铁建设完成，武汉、郑州、长沙、合肥都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的南北交汇高铁大枢纽，交通的便利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而且也加快了中部地区旅游的发展。

此外，表3的结果还表明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人力资本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但中部地区高等院校数量不多，培养和提供的人才较少，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比较弱。工业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系数显著为正，这是由于中部地区的第三产业不发达，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依靠第二产业带动的。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系数为正，是因为财政支出能够调节资金的合理分配，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实际人均GDP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小。

2.2 中部崛起与中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β收敛是最为常见的研究经济收敛的方法，其基本思想是落后地区具有比发达地区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样两地区的发展差距就呈现出不断缩小态势，区域呈现出均衡协调发展状态。本文将人均GDP作为主要解释变量，根据人均GDP系数的符号判断经济发展水平是否满足β收敛的性质。本文以政策实施的2006年为界限将样本划分为1995—2005年和2006—2016年两个样本区域，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中部地区协调发展的实证估计结果

表4可以看出，1995—2005年样本区域的人均GDP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中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呈现出发散状态，加入控制变量后，发散状态并未发生变化。在2006年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后，人均GDP则变为负，加入控制变量后，符号不发生变化，表明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促进了中部地区经济的收敛，中部地区的经济呈现出协调发展状况[11]。

2.3 中部崛起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

上述结果表明，中部崛起政策促进了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并缩小了中部地区内部经济发展差距，下面使用双重差分法进一步检验中部崛起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根据上文所选的控制变量进行双重差分计算，即固定资产投资（fixasset）、外商直接投资（fdi）、政府支出（gov）、人力资本（human）、工业化水平（industry）、双重差分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控制变量的双重差分估计结果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政府财政支出和人力资本，工业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根据表5，从一次差分结果来看，中部地区在振兴战略实施后，固定资产投资、政府财政支出的增长率较之前有了很大的提高，而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水平和工业化进程的增长却不明显，可以看出，中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固定资产的投资和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从二次差分结果来看，中部地区在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政府财政支出、人力资本水平的增长速度均高于其他地区，但工业化程度增长速度要明显低于其他地区。换句话说，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是由投资、政府干预和人力资本水平建设促进的[12]。

3 结论

本文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以人力资本、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化程度、实际人均GDP、政府支出和外商投资作为控制变量，运用双重差分法对中部崛起政策的效果进行了评价，研究结果表明中部崛起政策的实施提高了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缩小了中部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同时中部崛起政策还实现了中部地区内部经济的收敛状况，双重差分的结果表明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政府财政支出以及人力资本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