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著作卷帙浩繁，但有部分著作套用一般文学史的概念、谱系、原则、方法，往往显得大而无当，挠不到痒处。文学史书写开掘新的突破口，这对在此之前已有80多部史著写作经验积累，以及面对当下处于某种胶结状态的当代文学史来说，显得颇为重要。对当代文学史料的回归正是这样一个新的突破口。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和书写与史料密不可分，这不仅仅关系到文学史与史料关系及其史料的功能价值，而且关系到整体学风，包括史观（理论）与史料互动下，文学史如何面对和处理史料，实现对原有的“重写”之重写，构建合历史合目的的新范式。

关键词：当代文学史；文学史书写；文学史料

虽然文学史编写大潮已于20世纪90年代至新的千禧年之交暂告结束，随之迎来了相对沉静而又理性的生产期，但作为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却一直挥之不去，迄今为止，依然成为人们感兴趣的学术热点。这只要翻看一下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有关索引，就不难见到。

显然，不同于与我们拉开距离的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叙述模式，当代文学史因与我们靠得太近，处于同构或叠合状态，甚至还涉及有关的利益及其文坛学界的陋习陈见，处理起来殊为不易，有时候还变得相当诡秘敏感。套用一般文学史的概念、谱系、原则、方法，往往显得大而无当，挠不到痒处。这对在此之前已有80多部史著写作经验积累，而在当下又处于某种胶结状态的当代文学史来说，显得颇为重要。

面对这种状况，我想起了胡适当年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提出的以历史眼光、系统整理、比较研究作为整理国故的方法论，希望兼及史料的发现与理论的更新的一番话。今日中国学界及其文学史写作，研究方法与理论构架，早就超出胡适的“三原则”，而融入了不少后现代式的矛盾悖论的东西。所不同的是，史料的发现，相对于理论的更新，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一种虽没直说，但却明显存在的观点即是：当代文学史料繁多而易得，且为我们所熟知，即使辛苦得来，也不可能改变现有文学史的结论，所以没有必要为之大费周章了。

这样的说法也许有其道理，但它却存在这样两个问题：其一，是有意无意地将文学史与史料学混为一谈。其实，文学史与史料学虽有密切的关联，但彼此的研究范围却有所不同：“一部文学史，即使是十分详尽的文学史著作，所能论述的亦仅限于一些在历史上有过重大影响并为历来人们所传诵的名作；史料学研究的范围似乎比这要广泛得多。正如我们要认识高峰有时不能不涉及群山，认识长江、黄河，有时不能不涉及其支流一样，研究一个大作家或杰出作品，也必须对其同时的创作有所了解。尽管有些作品并不一定写进文学史。”①正因此故，所以文学史的价值与史料学的价值有时会出现错位，它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等值的，文学史价值高的，其史料学价值一定就高，反之亦然。这一点，杨扬在编选1976—2000年《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时，不收很多属于反抗压抑的“潜在写作”的史料，反倒收录丁学雷、初澜这些在“文革”中张牙舞爪的东西，其所遭遇的尴尬，就很能说明问题。而杨扬之所以如此，诚如他自己辨析的，绝不是随意及“不严肃”，将史料当成“杂耍的竞技场”，更不是思想、观念与立场有问题，最主要的，还是缘于史料工作不同于文学史的独特功能价值的考虑：“作为史料的编选，（我）只能选择一些典型材料，也就是一个时期浮现于历史长河之上的文化漂浮物”，而不能将当时所有的东西都纳入视域。”②这也说明，那种以有无进入文学史，或有无直接作用文学史为由，来否定史料研究及史料学建设的观点和说法，犹如要认识高峰、长江、黄河，不涉及群山、支流一样，都有失简单和片面。自然，它也在一定意义上，提醒我们，在文学史与史料研究关系问题上要警惕功利主义、狭隘化思维。其二，是有意无意地将文学史仅仅当作是一般纯知识的传授，而没有看到它在事实上已被纳入到一体化体制之中，成为知识与价值的复合体，在说什么、怎样说以及在大关节点和精神原则等问题上，都有一个政治意识形态规约的问题。须知，“当代文学不是作家史，不是作品史，是事件史、现象史和问题史”，它“充满了这一类无法从文学自身求得解释的事情”③，其中颇多作家作品与史事的叙述与当代政治、历史、文化缠绕在一起，已远超出纯文学的范围。我们也许很难在大的构架和结论方面改变它，事实上，这样构架和结论也不是纯学术的事，可以由学界确定得了的，它还同时包括主流政治的参与，有时候，这种主流政治甚至占据主导地位或导向作用。我们不能因强调历史化、专业化，而疏忘或忽略了这一基本事实。

已有学者将文学史及学科建设，分为理论、主体、基础三个层次，认为基础层次就是史料，它自20世纪上半叶开始，受诸多因素影响，以实证研究的“描述型”文学史，让位给了强调研究主体作用的“阐释型”文学史。④笔者在十几年前，有感于文学史话语霸权、“以论代史”在文学史编写中的痼疾，曾主编了一部强调文献性和客观性，以史料为主、辅之以点评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将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留给原始文献史料辑录（主要是“评论文章”与“作家自述”这两个方面），对此曾作过尝试。⑤作为教材，《写真》在编写和使用的过程中，也亲身感受并听到来自教学前沿的不少师生的反馈，可以说对文学史与史料关系，包括当代文学史料的浩瀚存在与文学史有限选择之间的矛盾，以及彼此异同互呈的的功能价值等，有具体切实的体会。

上述种种，就构成本文写作的前提与基础。在这里，我关心的不是文学史与史料关系及其史料的功能价值，而是在整体学风，包括史观（理论）与史料互动下，文学史如何面对和处理史料，实现对原有的“重写”之重写，构建合历史、合目的的新范式。众所周知，作为突出的文学现象，當代文学史在世纪之交的集体性、引爆式地出版以来，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也一直处于发展演变之中。陈伯海在谈及文学史与史料关系时，认为“文学史作为历史科学，不能没有史实的依据；史料愈充足，史实愈精密，文学史的撰写便愈能得心应手，精确而全面。所以我们考察文学史学科的成长，必须以史料的拓展为重要尺度。”而史料的拓展与史观的变革总是彼此形成交互影响，它具体又分四种情况，或曰四种形态：其一是由当代文学资料转化为文学史料，其二是文学史新分支的成立，其三是非文学史料向文学史料转变，其四是失落或遗忘了的史料的重新发现。⑥这种情况在当代文学中也有程度不同的体现。就拿洪子诚来说吧，1980、90年代，因为观念的关系，他对同样是《说说唱唱》等杂志和郭小川创作，前后就大相径庭：开始之时，很少注意，表现了不应有的忽视，或以为没什么好谈，提不出问题；到了1990年代，由于通俗文学的地位重新受到关注，或《郭小川全集》出版看到大量背景史料和诗人传记史料后，才对原有的想法作了调整，由之使自己的阐释空间及学术创新可能得以拓展。⑦这也向我们昭示这样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规律，任何的文学，“其实也都有一个由史料发现引起史观转换，再由史观变革回过头来推动史料拓展的过程，史观史与史料史这两个层面总是这样相互渗透又相互推移的。”⑧同时还说明，“当代文学除了文学观念的不确定性之外，文学史家还受制于‘时间的制约——由于各种原因，当代文学的材料不可能像古代文学呈现那样充分，当代文学的材料有一个逐渐被‘公开‘披露或发掘出来的。这些情况告知我们，当代文学观念的不确定性，不仅与意识形态的变化有关，同时也与文学史家个人文学观念的变化有关。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不仅受‘外部观念的控制支配，同时也受制于个人‘内部的变化。”⑨

当代文学不同于超稳定的古代文学，甚至不同于现代文学，它面临的三千年来之未有的剧变，尤其是在新时期以迄于今，从政治中心向经济中心转型的剧变，这一切也必然在史料研究问题上得到反映和投射。有学者基此将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分为前后两个“三十年”，作了分段清理：认为“前‘三十年有很多运动，文学的生产与传播带有‘顶层设计的‘计划特点，所以史料应该以政策文件与理论批评、社论、读者来信等等为主，体制内的史料更为重要。而‘后三十年的史料可能要更为注重民间性，包括大量的‘民间刊物（简称‘民刊）、民主社团的活动等”。⑩这样的概括大体符合事实。另一方面，从作家构成即研究主体的角度来看，新时期以降，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50后作家在世代更替的历史嬗变中成了代表当下最高成就的文坛的重镇，反之，原先从40年代及此前进入“当代”的现代作家、十七年作家（包括“五七”作家）先后退场，当代作家队伍已发生并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而按照程光炜的观点，在这一代作家“已完成了一个历史段落”需要历史化、经典化之时，我们的研究工作也有一个由“文学批评”向“历史研究”的推进与拓展问题，这就是将研究的视野由上层看得见的“文学田野”，转向对下层还沉睡着的“文学富藏”的挖掘，于是史料学问题就不期而至，并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11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史料意识觉醒，在此期间也陆续发掘和出版了一些史料，包括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等专题性史料，全集、文集、版本、选本等作品史料，编目、年谱、年表、大事记等工具性史料，政策、文件、报告、会议等公共性史料，传记、书信、日记、检查等私人性史料，甚至渗透在上述各类史料之中的考据、甄别等考辨性史料，在近些年陆续不断地出版问世，进入学术视野。如何将这些史料融入当代文学史，以期对之进行丰富补充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提升和超越，这一切，对当下文学史编写者（也包括对原有文学史的修订）来说无疑都是重要的，也是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

那么，面对这样的新态势及其新旧并呈的史料，当代文学史应该怎样办，有哪些需要关注，又有哪些需要慎谨选择，对之作臧否迎拒的处理呢？这当然很复杂，且与主旨观念及时代有关，不宜也不能简单化，但就具体实践而言，我以为大致可分以下三种情况，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

第一种，是有关文学史重要现象或节点问题由于种种原因被遗漏和忽略了，最近这些年被重新发掘发现，应在修订或编写时进行及时吸纳和调整。如对柳青的评价，近几十年来颇多文学史，囿于政治与文学二元式的理解，也是由于史料所限，大都将将柳青视为那个时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悲剧性代表，为其忠诚又未能超越历史局限而扼腕浩叹，这在文学圈子似乎形成了一种不证自明的“共识”。而现在根据柳青大女儿刘可风的《柳青传》和邢小利等的《柳青年谱》有关史料披露，柳青在出版《创业史》后的1960、70年代，开始关注和思考民主、人道等重大问题，对自己讴歌的农村互助合作运动有反思。他对人及女儿说，“农业合作化是做了一锅夹生饭”，如果有时间写《创业史》第四部，主要内容是思考“合作化运动怎样走上了错误的路。”这些史料的真实性及真实性程度如何，也许可以质疑，尤其是他与女儿谈话的真实性及真实性程度如何，更容易被质疑；但它对研究柳青及其《创业史》无疑是有参考价值的，与当下有的翻案式、发掘式解读，如解志熙的《一卷难忘唯此书——〈创业史〉第一部叙事的真善美问题》12、张清华的《“传统潜结构”与红色叙事的文学性问题》13也具有某种逻辑关联。至于有人据此强调，对《创业史》的评价，不能限于已完成的小说文本，而是应该结合他“后期思想”，将其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性作家的深刻反思”及其“需要慢慢整理”的文学和思想遗产14，显然已融入“三重”（即“重评文学史”“重写文学史”“重排文学大师”）之后的更加开放开阔的思维观念，就更难能可贵。再如毕如谐的中篇小说《九级浪》，作为“文革”时期一度在民间流传的手抄本，我们以前谁也没有看到，只知它的原稿在保存的过程中纸张沤烂了，成为一部残稿，被现代文学馆所收藏。直到2017年8月在陈思和、王德威主编的《史料与阐释》第5期丛刊上，我们才见到这样一部与《第二次握手》和早期“今天诗派”齐名的小说原稿的全貌（只缺失34个字），不仅具体而微地感受和体会“在一个特殊的狂暴的岁月里，青年人被时代唤醒了一种潜藏在意识约束下的力比多（libido）的狂怒之态”15，而且还会由此及彼，对固有的文学史结论进行必要的修正和调整：“看过这个小说，再来反观文革结束之初曝得大名的《伤痕》，简直是太幼稚、太浅陋了——可以说，《九级浪》的存在一下子拉高了当代文学的水准。我们的新时期文学应该是在《九级浪》和早期今天派诗人这样一个很高的起点上开始，无奈却出现了诸多断裂和隐藏。”16类似的，还有像洪子诚在《材料与注释》中述及的1962年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上，体现柳青等陕西作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典型化原则的胡采对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西作家以民间原生写实为取向的文学观的批评，发出之与当时邵荃麟等主流不同的声音等，可找出不少。

第二种，是有关具体事实的差错或疏漏，它与上述的现象与节点有关但又不尽相同，更多表现在文学史知识性或知识点方面。如《茶馆》《青春之歌》的版本。前者，一般的文学史都将其视作是对以前文学政治化模式的超越，但据老舍长子舒乙后来手稿的发现和同事林斤澜的回忆17，其实《茶馆》初版本中仍有当时流行的“配合政治”的痕迹，是北京人艺在后来排演时“进行了一场非常严肃认真的讨论”，才促使老舍“重写了一个以茶馆为中心的戏”，从“前《茶馆》”走向了“后《茶馆》”18，如进一步追溯其前文本，它甚至与老舍的一部旧稿《秦氏三兄弟》有關；后者，在1959年《中国青年》《文艺报》围绕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感情问题、林道静和工农相结合等问题讨论以后，杨沫于1960年对初版本作了较大修改，推出了增加十章的再版本。有人说杨沫笔下的林道静具有深重的原罪感，但据有关专家证实，这个结论是从《青春之歌》再版本或定本得的，而不是初版本得出的，初版本中的林道静并非如此。19又如对1980年代初《班主任》以及稍前的《波动》的评价，已有文学史在谈及这两个作品思想与艺术时，人们往往异口同声地批评其中“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呼声，是借用鲁迅《狂人日记》中的名言“救救孩子”而又降低和窄化了该作原有的主题思想，或指出它的“具体情形”虽有“晦暗不明的地方”，但都将之与“手抄本”联系起来，认定它“以手抄本形式流传”。然而，据《班主任》责编崔道怡回忆，上说的这番为人所诟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有关叙述，其实不是刘心武所为，而是作为责编的他，出于政治等方面的顾虑，将刘原稿直接借用鲁迅《狂人日记》中的名言“救救孩子”改写所致20；而《波动》呢，李建立借助于北岛近年的回忆，并参照一些相关史料的查考，得出了“并未经历过传播意义上的‘手抄阶段，算不上‘手抄本小说，更不是‘文革中的‘手抄本中篇”的结论。21文学史不同于一般的批评或研究，作为同时兼具历史科学与文学艺术双重属性的特殊文类，它自有其自己的知识谱系或知识点，尤其是教材型的文学史更是如此。我们不能以创造性为由，对之轻加怠慢。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向社会和学生传播错误的知识，这是文学史写作的底线，也是笔者之所以强调文学史应面向史料的重要原因之一。否则，它不仅有违于文学史家的职责，而且还会使人们，由此对其整体文学史叙述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还有一种，是它不像上述两种那样，因其内容与文学史相契，可以直接入史或述史，而是更多以隐性方式介入文学史，对其产生影响。应该说，这方面的史料为数最多，它对文学史的功能价值，主要是从“知人论世”即“外证”的角度，对文学史中的有关的作家作品或文学现象作出更为精准的评价和把握。如黄平的《〈哥德巴赫猜想〉与新时期的“科学”问题——再论新时期文学的起源》对《哥德巴赫猜想》中的陈景润，因为占有为以前所遗忘或忽略的曾被江青“政治征用”的新史料，所以不同于大多“歌颂式”的评论和研究，而是在肯定其成就的前提下，也如实指出，作者巧妙地将“又红又专”这套论述在“等级次序”作了“颠倒”22，事实上按照当时（即1970年代后期）的思想认知对陈景润作了“重塑”。再如邵部的《大时代与小角落——重读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它不同于常见的“再认定”“再解读”，他们往往“是在以‘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的方式谈论《我们夫妇之间》，而没有经过一个‘知人论世的过程”，因此，其文学史生命的“复活”，无形之中也造成了对作家作品的遮蔽。23此文的一个可贵之处，就是引用萧也牧夫人李威的回忆等有关史料，探微发幽，将萧也牧这篇作品纳入到极具个人化的写作情景中，揭示了作者所隐含的对私密性“变心”问题的回应。这样的解读，因为过于细微幽深，也许不能进入文学史，但它对文学史如何评价和把握该作无疑是有意义的。横亘在文学史编写者面前的史料实在太多，可以说到了“爆炸”的地步，它们更多的是不能进入，被无情地挡在文学史的门外。这也是文学史越写越短尤其是文学史压抑机制使然，是文学史与史料学的一个重要区别。某种意义上，文学史对史料是以压抑为前提的。但不进入，并不等于不重要，只是对文学史来说，在形式与功能有所不同而已。

需要指出，上述三种史料虽有大小轻重巨细之分，但就其性质而言，大多是同向性史料，即与现有主流并占主导地位的史料呈同向共构状态，它对文学史作用主要在于丰富补充。真正属于异质或具有异质倾向，即与当下主流并占主导地位的史料矛盾抵牾的史料并不多。比较有代表性，并开始引起人们关注的，如《今天》杂志、地下文学、莫言的诺奖授奖词等。因为异质性，它的引进和运用往往会对文学史带来意想不到的冲击，甚至会对原有的结论产生结构性、颠覆性的影响。异质史料一般源于异质文化的域外，或寄植于主流相对薄弱的民间及“地下”，因其史源不同于同质史料，而比较特殊，所以有必要放开眼光，用豁达的胸襟加以处置。历史是由异同两种元素合力而成的，它的演进有自己的逻辑，我们不应为了服膺某种先验的结论，在文学史编写中，对异质史料采取无视或抹灭的态度。

注释：

①曹道衡、刘跃进：《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概说，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7页。

②杨扬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第29集·史料索引卷一·序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③李洁非：《典型文案》写在前面，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④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自序，北京大学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⑤吴秀明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前言，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⑥⑧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编：《中国文学史学史》第1卷·导言，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11页，第11页。

⑦洪子诚、钱文亮：《当代文学中的史料问题》，《文艺争鳴》2003年第1期；洪子诚：《我的阅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

⑨孟繁华：《不确定性与当代文学的建构——1985-1988年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讨论》，《南方文坛》2014年第4期。

⑩钱文亮：《当代文学史料与“文学年代”的“重返”》，《文艺争鸣》2016年第8期。

11程光炜：《从田野调查到开掘——对80年代文学史料学问题的一点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

12解志熙：《一卷难忘唯此书——〈创业史〉第一部叙事的真善美问题》，《文艺争鸣》2018年第4期。

13张清华：《“传统潜结构”与红色叙事的文学性问题》，《文学评论》2014年第2期。

14参见邢小利、邢之美：《柳青年谱·附录一：柳青晚年的读书反思》，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

15《史料与阐释》第5期“卷头语”（陈思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16张曦：《史料发掘与文学史书写——从小说〈九级浪〉的发掘整理谈起》，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高峰论坛”论文集》，2017年12月。

17舒乙：《由手稿看〈茶馆〉剧本的创作》，《十月》1986年第6期。

18林斤澜：《〈茶馆〉前后〉的后话》，《散花记散》，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60页。

19金宏宇：《新文学研究的版本意识》，《文艺研究》2005年第12期。

20崔道怡、白亮：《我和〈班主任〉》，《长城》2011年第7期。

21李建立：《〈波动〉“手抄本”说之考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8期。

22黄平：《〈哥德巴赫猜想〉与新时期的“科学”问题——再论新时期文学的起源》，《南方文坛》2016年第3期。

23邵部：《大时代与小角落——重读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8期。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中文系。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及其主要路径与方法”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5AZW009）

责任编辑：刘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