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凡 杨菁

摘要：天一阁及其影响下的藏书楼，是古典造园艺术和传统礼法制度的交汇点，不仅凝聚着“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园林艺术精魄，也是政治大一统规制中的礼教宗位象徵。传统阅览空间具有功能上的私密性与整体空间序列的逻辑关系。目前藏书楼的实际使用功能早已被舶来文化“图书馆”取代，但完全切断古代藏书楼与现代阅览空间的根系连接并不可取，传统阅览空间中行为关系和空间模式对应性以及背后深厚的历史文脉仍值得分析研究。探讨对传统空间进行现代演绎的可能性，或可促进现代阅览空间设计的多元发展，将传统藏书楼的强大生命力重新融汇到现代阅览空间设计体系之中。

关键词：藏书楼；天一阁；四库七阁；传统阅览空间；现代转译

一、中国传统藏书楼历史简述

藏书建筑是指历代典籍图书收藏者为藏书而专门建造的处所，历代习见的有书楼、藏书楼等之称。“书楼”和“藏书楼”是久已存在的传统词汇：《旧唐书》中即已有田弘正“于府舍起书楼，聚书万余卷”的记载；“藏书楼”有学者考证源自南宋，在清代已经普遍应用，现代《辞海》中将“藏书楼”的定义为“两层及两层以上的用于藏书的房屋”。可见“藏书楼”是一种广义的藏书建筑统称，其形态包括厅堂、斋室、楼阁、殿宇等凡用于收藏图书之处所，本文所指的藏书楼特指中国古代的藏书建筑。

作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藏书楼一直受到十分的重视：如西周的盟府，两汉的石渠阁、东观和兰台，隋朝的观文殿等。宋代随着造纸术的普及和印刷术的改进，藏书愈加丰富，除国家藏书馆外，民间也逐渐兴建藏书楼。明代民间私人藏书量丰富程度更是难以估计，伴随着同时兴盛起来的园林活动，藏书楼从为园林文蕴增色的点睛之笔到后期逐渐成为园林化公认范式的一部分——明代造园手册《园冶》中甚至专门著有“书房篇”，获得众多文人的认可与推崇。

清朝时期，乾隆皇帝尊崇儒家学说，推行“仁政”“德治”，立志“继绳祖考，觉世之殷心，化育万物，返古之深意”，以范氏天一阁为蓝本借鉴藏书楼藏书、营造之法，大力兴建皇家藏书楼以求“众源归海”，确立其文化正统地位。位于承德避暑山庄内的文津阁最先建成，与圆明园内的文源阁、紫禁城中的文渊阁和沈阳故宫中的文溯阁统称为“北四阁”；而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统称为“南三阁”。藏书楼不仅是书院园林中的文化象征，更多表达了清帝“充策府而昭文治”的政治理想（见表1）。

二、天一阁及其影响下的四库七阁

天一阁位于浙江省宁波市，为明代兵部右侍郎范钦于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1561-1566年）建造，原名“东明草堂”，又称“宝书楼”，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天一阁位于范宅之东，坐北朝南（图1），整体占地面积约840平方米，阁前凿池，名为“天一”，连通月湖，环植竹木。杭州织造寅著在上奏奏折中描述天一阁：

“天一阁在范氏宅东，坐北向南。左右砖梵为垣。前后檐，上下俱设门窗。其梁柱俱用松杉等木。共六间：西偏一间，安设楼梯。东偏一间，以近墙壁，恐受湿气，并不贮书……阁前凿池。其东北隅又为曲池。传闻凿池之始，土中隐有字形，如‘天一两字，因悟‘天一生水之义，即以名阁。阁用六间，取‘地六成之之义。是以高下、深广及书橱数目、尺寸，俱含六数。特绘图具奏。”

而后范钦曾孙范光文在书楼前后叠石堆山，形态如“九狮一象”，并筑亭架桥，遍种竹林，园林景象更胜（图2）。

《四库全书》修撰伊始，乾隆皇帝就开始未雨绸缪，考虑书籍贮藏问题。天一阁的设计得到了乾隆的高度认可，认为“天一阁之制最为善：阁凡六楹，前临水池，盖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而梁栋宽深尺寸，悉有精义……于是四阁之式，一仿其制为之，而规制经营，实始于是”，明确表示其对天一阁的写仿，可见私人藏书楼的强大生命力。

除四库七阁外，天一阁还影响到浙江、江苏和山东等地，且以浙东地区为中心，一批私家藏书楼仿其制而建，如宁波的五桂楼、南京的津逮楼等。天一阁其营造内涵、建筑形制作为一种范式，是中国传统建筑走向近现代化之前最后的藏书楼原型，因此本文以天一阁及其影响下的四库七阁为例，解读中国传统阅览空间特点。

三、中国传统阅览空间特点

（一）“私密性”——游人莫知有此

藏，匿也。藏书楼建筑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公共人群阅览之用，而多是士人收集存储图书、个人阅览和与友人交流的个人场所，私密性尤为明显。

这种私密性有几处体现。一是地理位置的隐秘化。《园冶》记载：“书房之基，立于园林者，无拘内外，择偏僻处，随便通园，另游人莫知有此。”偏居一隅的选址和路径上对游人的规避，都体现了藏书楼更倾向于私人空间。宁波天一阁位于范氏故居的东南角，在整个范氏故居之外形成了自己独立的轴线序列（图3），文津阁则处于避暑山庄西北方次路线之中、千尺雪之后（图4），两者都暗喻藏书楼并不在传统建筑空间序列所表达的礼仪规范内，而是在这种秩序之外创造了另一种私密的隐逸空间。

二是藏书楼建筑组群的园林序列。天一阁建成99年后，范钦曾孙范光文在阁前后叠石造园，形成了“假山-水池-平台-阁-花台-假山”的空间序列，具有典型江南园林特征（图5）。在乾隆题《趣亭》诗中，对写仿天一阁程度最高的文津阁的布局进行了清晰的介绍：

天一阁前原有池，池南更列假山峙。

文津之阁率仿为，故亦叠石成喂垒。

有峰有壑有溪涧，涧水琴音泻池泚。

东则月台西西山，又如宝晋斋传米。

山亭因以趣为名，林泉引与诚佳矣。

贮书四库其趣多，餍饫优游意在此。

这段御制诗充分表明文津阁基本沿用了天一阁相同的空间序列模式（图6、7）并利用月台与西山对宋米芾宝晋斋的模仿再加创造。其他园林化藏书楼建筑群在天一阁序列的基础上，亦彰显了各自特色：文汇阁借天宁寺水系，形成了万字河；文宗阁直面环绕四周的长江，并没有在内部设水池，更显大气；文澜阁因处于杭州孤山圣因寺行官之中，因此在池水边特意增加了御座房。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阅览空间的私密性不等于与世隔绝，而是相对于西方图书馆对于公众的开放程度以及受众的普遍程度，中国传统藏书楼因士人文化避世基因和缺乏公共意识的伦理制度而体现了更强的私密性。

（二）“开放性”——复得返自然

不同于西方的封闭式阅览，由于中国的自然审美文化和山水比德思想，士人读书的空间与自然更为亲近、更为开放。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士人在山水自然之中与书为友、提炼身心，寻求超脱的大德境界。

在《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有如下记述：

那一日正当三月中浣，早饭后，宝玉携了一套《会真记》，走到沁芳闸桥边桃花底下一块石上坐着，展开《会真记》，从头细玩.正看到“落红成阵”，只见一阵风过，把树头上桃花吹下一大半来，落的满身满书满地皆是.宝玉要抖将下来，恐怕脚步践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来至池边，抖在池内。那花瓣浮在水面，飘飘荡荡，竞流出沁芳闸去了。

书中“落红成阵”的描述，和沁芳闸桥边的景致不谋而合，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图8）。士人在书中以山水比兴，亦在自然中书景相和，园林化的士人居所本质上是开放性的山水审美基因在建筑中的转译表达。

文津阁是七阁之中对天一阁园林写意描摹最为浓厚的一座。文津阁朝南偏东，通面阔约为26米，通进深约为15米，二层六开问，硬山屋顶，不设斗棋。阁前设半圆水池，在池南掇石叠山。山东侧设月台，竖一石碑，西面刻有“月台”二字，其他三面刻有乾隆三首诗。山西侧有趣亭，趣亭下部凿空引水，乾隆赞之“映阁增清听，文津淙底鸣”。

园林化的空间引导开放性行为，达到人与自然相融合的境界，即所谓的“天人合一”。四库七阁中虽有专门为皇帝读书的空间，但是皇帝的外部阅览活动同样丰富多彩：“寄言即景寻趣者，佳趣无过书史中”，道出乾隆在泉声叮咚、绿树茵茵下静坐读书之趣；“崨蝶之间有路通，翼然却异醉欧翁”，描述了乾隆自比欧阳修的自得之乐；乾隆《题文津阁》言：“秋去归岫去，生翠洗遥天”，全然一派强烈的园林意象。

（三）礼法制度——充策府而昭文治

传统藏书楼不同于一般功能性建筑，书籍在社会价值上的独特意义为其附加了其他属性。作为文化象征的藏书楼的背后，是中国宗法制度的影子——权利的伦理化，礼法的约束力，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的基石，君主礼教国家的政治手段。

七阁之中，文渊阁是最大的藏书处，位于紫禁城文华殿之后，“文渊宜后峙，主敬恰中陈”，轴线末端的位置显现其尊贵地位，严谨的中轴对称布局体现了强烈的礼制思想（图9-12）。每年对经筵讲官的赐座赐茶仪式，使得文渊阁具有类似书院祠堂的祭祀功能，气氛也更为庄严肃穆。《题文渊阁记》中“化育民物”清楚地阐明了清帝营建文渊阁的目的，“充策府而昭文治”、以“礼乐之兴”育化万民，充分体现清帝“嘉惠士林”“以儒治国”的政治手段。

即使在园林意味最浓重的文津阁之中，也包含着皇帝的政治抱负。乾隆对文津阁的题咏之中反复感叹“趣”字，表层是咏叹读书之趣，而更深层次在于创造“文明之盛治”的自得之趣：“若论真趣于何是，相对阁中万卷书”“渊海浩如无尽藏，知斯趣者果真谁”。因此文津阁整体不仅仅是简单的放松身心之地，更是养性陶情、修身治国之所，“士人归隐”与“帝王勤政”得到了和谐的统一，帝王园居也实现了真正的功能——皇帝“外圣内王”的理想人格塑造。

四、传统阅读空间基因的现代演绎

我国图书馆建筑起步较晚，准确的“图书馆”一词是19世纪末从日本传来的。清朝末期，一些有识之士上下求索、寻求变革。中国近代思想家郑观应面对古籍、藏书楼在战乱中“早付劫灰”、仅存几处藏书楼难以“遍惠士林”的社会现状，在《盛世危言》中提出“宜饬各直省督抚于各厅州县分设书院，购中外有用之书藏贮其中，派员专管”的建议，并详细介绍了英国博物馆书楼的布局、藏书量、使用人群数量、管理规章等情况，强调我国藏书建筑应提高对社会大众的开放性之必要。洋务运动期间，各省开始仿照西方国家建设公共图书馆。1898年，浙江杭州文澜阁改建为“浙江省图书馆”，是我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20世纪初，图书馆建筑进入从传统藏书楼到近代图书馆的探索时期，相继出现了一些著名图书馆，如京师图书馆、上海市立图书馆等。这些图书馆大部分在设计上仍然保留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特征元素，例如屋顶、门窗、细部纹样等，但是内部功能布置沿袭了欧美国家图书馆设计的流行趋势，以强调公共性为设计核心布置大厅、阅览室、报刊阅览室、书库等功能空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图书馆建筑规模和数量不断提高，在1980年代后更是以空前的速度向现代化方向发展，从美国发源、以框架结构柱网尺寸为基础的模数化设计成为我国图书馆设计的主流趋势，阅览空间主要表达西方图书馆整体内向性、服务公共性和结构序列性的特点。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结构技术的发展、民族自信心的提高，基于中国传统古建筑特色的空间创新不仅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也获得了社会大众的文化审美认同。越来越多的建筑師逐渐摆脱将西方当代建筑思想作为空间价值绝对标尺的思想，转而在中国传统价值观和西方现代思潮的差异性之间相互观照、批判进步。在此大背景下，阅览空间设计涌现了一部分具有中国传统阅览空间特色的实践佳作：李晓东的作品桥上书屋，位于闽南村落两个土楼之间，横跨一条溪水。建筑师将阅览空间以“桥”作为阅览空间形式语汇，承载连接土楼和学校、过去和未来、社会和自然的通道作用，以一种谦逊的姿态融入了传统古老的社区之中（图13）；另一个作品篱苑书屋位于北京怀柔交界河村一片背山面水的荒地上，建筑体量为一个简洁的长方体。原生态的禾杆被模数化的钢框固定作为建筑外围护材料，带有天然缝隙的编织肌理将外界光线和山林景色渗透到建筑的内部，整体的大空间无任何遮挡、隔断，“弱设计”给了使用者最大限度亲近自然、惬意阅读的自由（图14）。两个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建筑师对空间围合遮蔽的重视，即使场地景致迷人，建筑师也拒绝了大面积的开窗。围合界面清晰地划分了建筑领域边界，保护了空间的“私密性”，而半透的格栅从外部将建筑完美地化物成景，消解了建筑的形式特征而使之与景观融为一体，从内部巧妙地连通和外部景观之间的“气场”，晋入了建筑对于自然的“开放”境界。由山水秀建筑事务所设计的东来书店不同于前两者有极佳的自然场所环境，书店位于上海嘉定新城紫气东来公园的东北角，东北两侧紧挨城市道路，西南侧面向公园，书店处于嘈杂社会和宁静自然之间矛盾的过渡地带。建筑整体远看仿佛一座封闭的宅院，通过朴素的白墙的延伸围合划分为层次丰富的前庭、室内、露台等。墙的高度变化成为对读者漫游路径的暗示，自然地实现城市与院落、室内与室外之间的衔接过渡，弱化了庭院的公共性与私密性冲突，将城市体验引入院落，进而将人引入自然（图15、16）。东来书店采用院落的手法对古代藏书楼空间布局进行写仿，借此更深层次地通过外部阅览行为模式引导对传统阅览空间“天人合一”理念的致敬。随着中国建筑师将对民族文化和地域主义进一步理性吸收、融会贯通，对中国传统藏书楼阅览空间特点的深度挖掘和梳理归纳，传统阅览空间特质会在现代图书馆空间转译中带来更加丰富的创造可能性。

结语

我国古代藏书楼历史源远流长，是中国建筑历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而目前藏书楼的实际使用功能早已被舶来文化“图书馆”取代，七阁之中现存四阁更是书阁分离，这颗“明珠”早已被束之高阁，只能作为文物建筑让游客们窥见一丝往日峥嵘。虽然确实存在传统藏书楼的尺度规模难以满足现代使用需求的客观原因，但是完全切断古代藏书楼与现代阅览空间的根系连接更不可取，传统阅览空间中行为关系和空间模式对应性以及背后深厚的历史文脉仍值得我们分析研究。

藏书楼是古典造园艺术和传统礼法制度的交汇点，不仅凝聚着“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园林艺术精魄，也是政治大一统规制中的礼教宗位象徵。本文简述中国传统藏书楼的发展历史，主要以天一阁及其影响下的四库七阁藏书楼为例挖掘梳理，归纳出传统阅览空间功能上的私密性与整体空间序列的逻辑关系、“开放式”阅览行为基因和“藏书楼园林化”的和谐统一，并深入解读“充策府而昭文治”思想下藏书楼作为文化仪式场所在礼法制度上的象征性等特点。当然，对藏书楼空间艺术造诣多层面解析并不是为了练就屠龙之术，不断传承的文化才是活水之源，因此探讨对传统空间进行现代演绎的可能性也十分必要。笔者对近年来部分优秀案例略作浅析，探寻“天人合一”的理念在乡土材质选择使用上的表达，开放的、亲自然的阅览行为在空间布置上的反射，传统阅览私密性和城市公共性的矛盾在现代建筑空间序列的平衡等多样演绎手法，汲取空间设计之精华，传承建筑文化之脉络，促进现代阅览空间设计的多元发展，将传统藏书楼强大生命力重新融汇到新的现代阅览空间设计体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