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卫国战争结束后，苏联商船队中新增加了一批来自德国的作为战利品移交的船只，其中一艘原名“伊比利亚”的客轮，被接收后更名为“胜利”号。这艘轮船起初设计仅可搭载340名乘客和4000吨货物。但在修理改装之后，其客容量增加到600人。1948年7月31日，“胜利”号客轮装载着323名乘客和277吨货物自纽约港起程开往苏联。

火灾后的调查结论

1948年9月1日13时左右，“胜利”号刚刚驶过新罗西斯克港时，船上正在工作的电影放映师兼无线电技术员卡瓦连科准备去文化站交还部分拿到轮船上放映的电影拷贝，在查看了轮船中部一个小舱中存放的胶片之后，他请水手斯科里普尼科夫帮助倒放片子。这些胶片部分放在马口铁的包装盒中，而另一部分等待重缠的胶片就放在敞开的桌面上。当时这个小舱里还保存有大约两千张唱片。这些都是危险易燃品。

15时左右，手工缠绕的卷片机上突然冒出火星并形成火苗，接着周围的物品相继被引燃，数秒内火焰弥漫整个舱室，水手斯科里普尼科夫身上的衣服也被点燃。斯科里普尼科夫一下子从舱里蹦了出去，又“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在走廊里狂奔并高呼救命。从舱室门缝透出的熊熊火焰沿着走廊的铺地长毯和胶合板舱壁迅速蔓延。更要命的是，这个狂奔的水手一路奔跑一路把火苗带往轮船的其他部位，直到丧命。

与此同时，带着强劲的令人窒息的有害气体也四处扩散。火苗直达通往上层甲板前厅的旋梯，又从那里沿着梯子一直烧到最上边的轮船桥楼。火焰肆意横行，在短时间里就烧到了轮船的中心部位，这里有领航室、舵室以及无线电报务室、船长室和领航室。大火很快又蔓延到乘客间及船头船尾的甲板上，直达底舱及轮机室。

正在值班的无线电报务员维杰涅也夫看到起火后，立即逃离工作室，没有发出任何求救信号。船长当时曾下令让他用备用的便携电台发出SOS求救信号，但是放在领航室里的这部电台没等用上就被烧毁了。直到火灾发生好几分钟之后，船上的大钟才发出了火灾警报。

按说这样的大型轮船理应具备足够的救生手段和相应设施，然而，船上当时虽然有10条左右的大舢板，以及数量不少的救生圈，但船上的救火消防设备却是少之又少，安装在轮机房的供水泵功率只有70立方米/小时，只够用于扑灭局部小范围内的火灾，要扑灭这蔓延全船的熊熊大火，根本不现实。直到9月3日，船上来了救援人员之后，大火才被扑灭。9月5日，“胜利 ”号抵达敖德萨，得救的乘客登上涡轮机船“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号继续前行。

火灾中丧生的有两名乘务人员，他们是水手斯科里普尼科夫和餐厅女服务员古尼扬，后者是因为穿着一身新的尼龙连衣裙“惹火烧身 ”。遇难的乘客有40名，其中就有冯玉祥及其女儿。

有关这起火灾案原因的调查工作在秘密程序中进行了数月之久，然而由于当时面临美苏冷战即将来临的复杂国际背景，更多的幕后细节苏联方面秘而不宣，直到苏联解体后许多关键细节才陆续被披露。

1949年年初，苏联的秘密法庭对这起刑事案件进行了审理。受到指控的有该轮船人员编制之外的电影放映员卡瓦连科，他的助手、轮船水手斯科里普尼科夫，船长尼古拉·巴哈洛克及其两名副手，同时还有那名没有发出呼救信号的报务员以及轮船的调度员。船长尼古拉·巴哈洛克与电影放映员卡瓦连科双双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其中所受惩罚最重的当属船上的大副亚历山大·纳鲍金，法庭认定他对这场火灾事故负有全责，因为在其舱室中发现了违禁携运的走私物品，那是他藏匿在灭火设备中的名贵天鹅绒织物，是苏联国内十分短缺的货物。他被判处25年有期徒刑，在当时这是有期徒刑中最高的刑期。

关于起火原因，法庭最初想到的和放映员的说法相似：“电影胶片在倒片中因缠绕而起火。”最后经过调查，法庭得出的结论是：“最可能是由于水手斯科里普尼科夫违反规定在舱室里吸烟不加注意”才导致了胶片起火。

《绝密报》新披露的真相：故意纵火

当时事件看来是真相大白了，但在判决多年后特别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有识人士却纷纷认为：这一事件绝非偶然，有国际间谍搞破坏活动的可能。

回顾一下当时的环境背景：冯玉祥曾在纽约的大街上公开发表演讲，谴责美蒋勾结制造中国内战的滔天罪行，鲜明地表达了其政治态度，难保不会招致杀身之祸。而且他这次离美赴苏，更是引人瞩目。从当时的国际关系来看，美苏之间的冷战也已开始拉开序幕，根据谍战先行的惯例，这个时候对冯玉祥下手正是时候。

很多细节也让人不得不怀疑。当轮船刚驶出纽约港时，船长就收到了一份来自黑海航运局的电报，电文中命令该船中途驶入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以接送被埃及当局遣送回苏联的亚美尼亚人，并中途转道把这些人送往黑海东岸的海港城市巴统市。8月22日这天，该轮船竟然涌上了2020名被遣返者。反谍侦查初步认为，在亚历山大港靠岸期间，船上涌入的大量乘客中混入了国外的间谍分子，正是他们策划、制造了这场火灾。另外，轮船停泊在巴统期间，船上多处发现了许多可疑易燃的类似矿石的碎块。据目击者提供的情况证实，拿这些碎块用火柴试着一点就会冒起大火苗，温度还特别高。

《绝密报》刊登的俄罗斯作者巴尔·比留科夫撰写的文章指出： “胜利”号火灾后所送修的那个船舶修理工厂里，有许多他的熟人，他们都与该船的乘务员们交往密切。比留科夫通过与这些工人的交往，了解到了这次重大事件的许多细节。比留科夫在文章里写道，火灾发生的时间是在该轮船通过雅尔塔之后，火源是来自一个货箱，这个货箱当时正放在轮船中部船长指挥室楼下。在航行过程中这个货箱数次被人搬来搬去，从一处转移到另一处。多位目击者后来以肯定的口气说：装有不明物的货箱当场燃烧，达到极其猛烈程度。

那么，这个货箱到底是谁的？经过调查，发现这只货箱是一位自美返苏的苏联外交官的夫人的，只是从纽约港出发时，这位苏联外交官夫人突然申请政治避难不回国了，美国方面当即控制了她并给予她庇护，但她的随身行李即这个货箱，却被运上了“胜利”号放在了客轮中部。事后判断，该货箱的存放处正是起火之处，这是偶然的巧合吗？

此外，轮船在起程离开纽约港前，来自纽约的美国当地官员还提出要对该轮做防疫消毒处理，乘客们不得不登岸暂住宾馆。尽管这一举动遭到苏联船长的抗议，但美国人照行不误。据记载，船上许多物件包括家具、地毯、窗帘，甚至甲板表面、舱壁及各个舱室无一不充斥着消毒剂的呛人气味。再加上后来一起火，给侦查工作带来很大障碍。

这些隐藏在看似自然事故中的细节，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冯玉祥遇难的真正原因：策划者知道他此次是带着重要使命赴苏的，并可能在将要诞生的新中国政府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为阻止冯玉祥参与新中国政权的建设，暗算他的步骤就在一点点的运作中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