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秋山贤三

法官和律师的共同点都是从事法律工作，都会与普通市民相遇在他们一生中最重要且最艰难的时刻。虽说如此，当我离开一份得心应手的工作，转而去重新适应新环境时，还是难免焦头烂额。

就工作方式而言，法官就是保持一个 “等待的姿态”，只须评论或评判当事者的材料是否“美味”即可。但是，律师却截然不同。律师的日常更为严苛，既要亲自前往事发现场，又要全力以赴，分析第一手材料并呈交法院，令法官信服。而这一切的自律与力量，都要以牺牲自己的生活作为代价。

日本审判中“潜在的冤案”实在太多

与法官相比，律师或多或少离市民更近些，直接联系也更为紧密。前来事务所的咨询者基本都处在人生一个艰难的时刻。例如，自己的公司只能拒付票据，却又担心债权者会蜂拥而至，自己会受到人身威胁，甚至担心到几乎想趁夜外逃。还有一脸焦虑的父母前来咨询，孩子做坏事被逮捕，该如何是好。

法官作为最终判决者，在整个事件的解决中至关重要。然而，法官面对事件当事人，只能借审理或审问的机会提问，阅读记录，依照法律程序思考，公平地做出判决，这便是法官的工作。一旦出现不解之处、疑问之点，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却又无法直接询问当事人，只得间接要求检察官与辩护人进一步说明。此时，便会产生不甚了解普通市民现实情况的误会，恐怕就会导致错判。

法官“最后的避难所”就是“检察官负有举证责任”的原则。简言之，在刑事审判中，被告有罪的举证责任在检方，所以，一旦法官认为检察官并未提供“超过合理质疑程度的证明”，那么便可做出无罪判决。因此，法官必须认定检察官在起诉事实中是否尽到举证责任，一旦宣告有罪，法官就必须做出适当的量刑。

法官与律师在市民社会中各有分工，只有各司其职，方能为健全的市民社会做出贡献。这便是日本法官、律师与市民之间“应有的关系”。

我作为律师，在不知不觉中不断深度介入的，便是冤案事件。在我担任法官的第十二个年头，曾参与“德岛收音机商杀人事件”的再审工作，这就是富士茂子女士的冤案事件，也是日本辩护士（律师）联合会（“日辩联”）支持再审的头号案件。此外，1994年8月，在静冈地方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袴田事件（详见第四章）中，日辩联再组辩护团时，请我担任辩护律师。当时我始当律师，在事务所的经营上颇为不安，却也无法推托，便接受这份工作，为冤案辩护，岂料一做竟做到现在。当了五年律师后，我被日辩联人权拥护委员会指名，列席该委员会的再审部门会议，由此开始关注冤案事件。此后，受理此类案件的数量逐渐增多。

刑事审判中有两句法律格言：“宁愿放走十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仅为可疑，不可惩罚”。凡冤案不可有，一切刑事手续都是为避免冤案产生而设置。然而，我作为辩护律师参与到案件中时，却时常感叹：日本审判中“潜在的冤案”实在太多。

我任法官时，实际上并不太关注其他法官的具体工作情况。毕竟自己手头的工作已经令人煞费精力，而且法官各自独立做事，颇有随心所欲的意味，我也暗自觉得大家的做法应该都大同小异。然而，当我以辩护律师的身份站在审判席下时，却意外发现每一位法官的思考方式以及诉讼的进展方式都各有特色，差异甚大。首先，单在法庭上观察法官的诉讼指挥权之发挥，便可得知主审法官阅读记录的程度，真可谓千差万别。

一旦通览众多的诉讼信息，便可知有些表面上看起来是被告供认不讳的有罪案件，实际上却另有实情，只不过是被告被迫认罪而已。换言之，虽然真相与公诉事实不符，但在如今刑事审判系统之下，否认起诉事实、争取无罪并非易事，同时也得考虑辩护费用的经济因素，因而被告只能被迫认罪。在我数次担任指定辩护人时，便留意到此类事件的发生。这就好比爬山，有时在下山时回望，会比在攀登时更能准确把握山的整体状况。

我当了几十年法官，之后又做了几年律师，两者经验叠加，令我较之以往更精准地把握了日本刑事司法的轮廓。日本刑事司法的最大问题，便是在起诉事实中未能恪守将“超过合理质疑程度的证明”作为必要条件的原则，由此冤案频生，而且越是信心十足的“精英法官”，产生冤案的危险系数越高。

“法官错判”酿成冤案的司法构造

冤案问题背后，俨然存在搜查等司法系统整体的构造问题。此外，它还与警方、检方等搜查机关以及法官、律师等国家机关与法律专家整体的问题紧密相关。这些绝非是一朝一夕便可轻易解决的问题。1999年创设的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于2001年6月12日发表了意见书，却并未深入探讨刑事审判中的冤案问题。

然而在最近，冤案问题却将以往与审判毫无瓜葛的普通市民牵连其中，并且呈现出越发严重的趋势。不妨以“痴汉行为”为例，有人在早间的通勤电车中突然被错认为骚扰女性的痴汉，虽然此人拼命否认，却无人相信，亦无其他证据，仅因为“有个女性如此说”，便遭起诉，不得不成为被告，经受长期的审判。此类案件最近层出不穷。而且被告也不可保释，虽然这是公民在刑事诉讼法上的权利，被告却被长期拘留，最后被错判有罪，甚至被判服刑。

我当法官及律师时参与的案件以及在日辩联人权拥护委员会中研究的案件，被我作为素材，用以探究日本出现冤假错案的原因。在此过程中，我深切地体会到：必须在对策上形成问题意识。通过我的研究，我也开始反复思考日本的法院、法官，尤其是我们刑事律师应有的姿态。

“法官因何错判”的标题，或许会令人误解，认为我仅研究“法官的错误”，实则不然。我关注的是“法官错判”酿成冤案的现代刑事司法的构造，这其间也包含了辩护行为的不充分。因此，在本书中我想谈谈我任法官及律师时经手案件的经验，冤案，冤案中检察官、法官、律师的情况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事项。

我承认自己并非全知全能之人，即便作为法官，经历亦平凡。而且我审理刑事案件主要是在任职法官的前半时期，后半时期则多为民事案件。但是，既然我选择了这样一个主题，自然也早有心理准备，同时具备法官与律师经验也必然会因此被人评头论足。总而言之，本书是一个普通法官卸任后，又从事律师行业10年，将痛切体会之事直率成文之作。

刑事审判最高使命便是不生冤案。因此，我意欲反省作为法律人的自己，并回顾经历过的法院生涯，探究冤假错案之原因，认真思考对策。于我而言，这是最自然的工作方法，也是我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能为现代司法的将来所做的贡献。

为此，便于读者理解日本司法实情，我在本书中首先谈及我所经历过的法院生涯、法官的成长以及法官的真实状态。其中亦回顾了我本人经历过的日本法院的现实、法官的工作与生活以及法官的实态。

其次，具体阐明本人走上律师之路的缘由，并详细回顾本人作为实务家经手的刑事案件，尤其是那些冤假错案。其中，还记录了我站在法官角度对事实认定进行的多方思考，并回顾了每个案件包含的问题点。每一个案件，都对当今市民与刑事审判间的关联有典型性的启发。

最后，我探究了关于战后日本刑事审判中事实认定的问题点，正是这样的事实认定催生出了错判与冤案，这部分内容中也包含我本人亲身经历的法院真实情形。今后，我们应当构想出何种形态的刑事司法？为建设“零冤案法院”，我们该如何展望？